奧運之前,中國記者的寫作空間有所擴大,但媒體一如既往受到黨的控制,中國仍然是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這是「時代週報」記者分別採訪了中國官方大報負責人和民間小報編輯後得出的結論:
「中國新聞業看起來就像閃閃發光的全息圖像。從西方的角度來看,看到的是無處不在的壓制。記者無疆界組織說,中國有一百名網際網路異議人士仍然被監禁。該組織發起了公布在押人士照片的活動,圖中手銬代替了奧運的五色圓環。
「但從另一個角度,即從中國內部的角度來看,即使新京報前編輯王先生及其倔強的同事們也看到某些進步。‘例如外國記者的處境得到了改善,他們現在無需申請就可以到想去的地方旅行’,這是賦予北京奧運舉辦權的條件之一。但這一新規定到2008年10月為止。......
「監管與控制以另一種形式進行,更為細膩。王先生說,黨的宣傳部不定期地召見全體總編,通知他們,哪些可以報導,哪些不可以。最近磚窯奴工事件就是一個例子。這一醜聞曾是報紙好幾天的重大新聞,直到最高檢查部門下令,不許調查新的事件,而應報導成功追查罪犯的情況。大多數總編把這一指令傳達給編輯,所以即使每個人頭上沒有檢查官,但他們毫無疑問地感受到了寫作自由的界限。王先生說,‘剪刀存在於我們的頭腦中’。 」
但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使中國的新聞檢查官日益力不從心。甚至中國信息產業部王副部長也在中央電視臺表示,對負面消息採用壓制的做法「太幼稚」。明鏡週刊寫道:
「這一令人吃驚的自我批評源自山西磚窯的奴工事件。在磚窯狀況揭發出來後,省政府雖然開始關閉這些企業,但沒有通報公眾。王副部長說,省政府使自己處於被動局面。
「發送短消息在中國往往成了無法控制的信息流通渠道。2004年的薩斯病危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三天之內‘廣東出現致命流感’的短消息發送了一億兩千萬次。最近一次發生在數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廈門,市民通過雪崩般的短消息表達了他們對新建化工廠的擔憂,從而制止了這一計畫的實施。
「官方公布的數字表明,中國每天有五億人用手機發送十億條短消息。數量如此之大,所以對許多中國人來說,短消息仍然是相對安全的通訊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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