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式「協商民主」

自胡錦濤接班後，中共黨內不斷思考中國未來的民主道路，從2005年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發表「中國能夠實行什麼樣的民主」一文，到2006年10 月《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的公布，以及中共中央黨校所發表的政改課題報告，大體可看出胡溫主政下的民主路徑構思，也就是在民主制度選擇的問題上，必須尊重國情與歷史的決定，現行制度目標並不在於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或削弱共產黨的領導。但另一方面，中國也試圖將自身的實踐與全球的民主潮流相掛勾，比如將中國式「協商民主」與民主國家「審議民主」相提並論。不過，「審議民主」的概念是否適用於中國式的民主？能否反映出中國制度運作的實質？仍是讓學界心存疑慮。

在晚近民主理論的研究中，「審議民主」是提升民主品質的漫長過程。它試圖在多數決民主與專家政治之間尋求平衡。希望透過公民間理性的對話，建構各方能夠理解彼此價值與利益的環境，共同思索公共議題的解決方案。然而，在中國，由於反對多黨制是中共長期以來的堅持，跳過自由民主得以暫時避開多黨制的風險，因而轉以擴大體制的包容性，利用「人大」與「政協」參政議政的管道統合精英社群，並提升決策過程的諮商頻率（如立法聽證會），形成所謂的「中國特色協商民主」。但是大陸學者也擔心，這樣的精英聯盟固然能迴避政治民主化，但也形成精英／大眾的二元社會結構，使大眾處於被動的弱勢地位；而政治參與管道的受限亦使公民參與的精神無法體現，反而變成「精英參政，群眾上訪」的落差。

事實上，學界近年來較關注中國大陸地方政治的參與和協商機制，比如浙江溫嶺的「民主懇談會」經驗。透過黨／政府的動員體系和社會參與機制的混合治理模式，嘗試建立官員與人民以及不同利益群體間的對話管道。在國家機構並未進入民主化之前，學界也樂見這些機制能提高公共話語在決策的影響力。只是商議過程中不平等與支配、黨組織干預、制度化與程序化程度、資訊的公開與透明度等，使這個機制仍著重於導引與諮詢民意之功能。不過，藉著開放民眾參與討論，除了有利培養人民的參與風氣，並形成有限的監督外，也可能讓部分不為黨或政府所支持政策觀點提供有限的「生機」。

但是從近來前蘇聯共和國的「顏色革命」，讓中共慎防「自由化」引起政治社會的解構，動搖其「和諧社會」的目標。中共欲跨過自由民主，以「協商民主」維繫既有體制不變，自身仍維持一個政治代表與國家干預的複合體。一方面試圖滿足人民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控制著需求表達的政治過程。這種藉由黨國的平衡能力來維持社會穩定的構想是否只是執政者的一廂情願？其結果仍是為了鞏固具高度人格化的領導核心所抵消，而讓中共一直處於民主承諾與威權鞏固的矛盾中。(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