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 我的交代

小集團的形成

去年我在北京時就和石天河勾結上了。我最先給他去信，謾罵反教條主義的批評家，說他們昨天還是教條主義者，今天搖身一變，要「投機」了，明天也許他們又會去「吻概公先生的腳」。石天河的回信中，發泄了他對文聯領導上的怨恨，說他「真想擦皮鞋去」。並說，「很長時間內沒有注意到你」，現在「喜歡你」了，還說了一些吹捧我的話。也就是這時候，儲一天和石天河也取得了「諒解」，勾結上了。以後，儲一天來北京時，主動向我「認錯」，全盤推翻了團組織一兩年來對我的批評。他和我也取得了「諒解」，勾結上了。一個反黨的三角同盟就這樣形成了。我們有共同的目的：在反教條主義的旗幟下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們從右派的立場去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為今後大有可為，可以明目張膽地反黨了。於是，我寫了用算舊帳的方法推翻以往對我的小說的批評的文章。回成都的途中，又寫了「草木篇」的初稿。石天河和儲一天也寫了一些文章。

在這個階段，我們的反黨活動主要還限於寫文章方面。

去年秋天，我回來後，和石天河的關係更密切了，常在一起冷嘲熱諷「教條主義」，抹殺成績。儲一天則喊著要長出角來碰「官僚主義」。我和儲一天往來較少。他有事總向石天河「請教」。我也如是。這就不形成了石天河作為三角同盟首腦的地位。我和石天河常常交流某些道聽途說的情況，如「肅反擴大化了」「知識份子對黨產生了離心力」之類。我們對時局的估計是「黨在蛻化」「早晚要鬧出一場事來。」

波匈事件發生後，我們想著：「看我國的黨怎麼辦吧。」期待黨退卻，開放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我們對國外國內的修正主義思潮有著狂熱的興趣。偶有所見所聞，則奔走相告。我們認為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了「危機」，只有修正主義才是救星。我把一些保密的消息，如群眾的「不滿」之類，告訴了石天河。石天河則告訴我「某某詩人被逼跳水」「某某詩人不是胡風分子」之類，還需要說他自己在肅反時就被便衣公安人員釘梢。我們認為黨報上刊登的光明面是假的，只有這一些陰暗面才是今天整個社會的「真實」。為了明瞭陰暗面，石天河和儲一天偷聽「美國之音」。遙潘也偷聽過，因為有一次他痛心地告訴我：「布達佩斯還在殺人（指暴亂分子），又殺了一個二十一歲的少女！」幾天以後，報上果然出現了一條可以印證此事的消息。我們三人，除了在下面散播反黨言論。還多次地在時事座談會上公開散播反黨言論。其中以我最猖獗。我對向我徵詢意見的同志說：「我知道你們要拿去匯報。現在我不說。我要在會上全盤吐出來，便於你們匯報！」還自鳴得意地向別人說：「這文聯團內，只有我一個人沒有寫過入黨申請書！」在會上，我詆毀斯大林，咒罵拉科西和格羅，把蘇聯的外交政策一概斥之為「大國沙文主義」並捧鐵托為「當代英雄」，還宣稱：「我就不知道還有什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用愛倫堡的小說「解凍」中的陰暗面的描寫作為「事實」，用來攻擊蘇聯的制度。我公開說：「官僚主義產生於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本身，不是作風問題。」當時，沙汀為了幫助我，找我談了兩次波匈事件問題，我都碰回去了。石天河和儲一天在會上和我一唱一和。每次時事座談會上，只聽見我們三人在吼叫，鬧得烏煙瘴氣。石天河說：「我要是在匈牙利，也會拿起槍來干！
」還說：「匈牙利的作家（暴亂分子）值不得。拉科（西——編者）統治時，他們受迫害。為了反對拉科西，他們也落得了一個反革命的名。這是悲劇！」我們三人中，石天河長於製造修正主義論點，供應給我和儲一天，作為打衝鋒之用。我還在團小組會上脫衣大罵：「你們用行政壓力配合思想改造。結果是一些老實人被壓服了，而像我這樣的人，卻給你們壓反了！」「回想幾年來的思想改造，好像做了一場惡夢。現在我才醒了」「你們改造我，越改越壞！」「哪個敢用行政壓力，老子就反他！」我們三人抓住個人崇拜問題，發了許多謬論。石天河說：「社會主義國家的終身領袖制不好，容易產生個人崇拜。」我說：「美國沒有個人崇拜，因為總統四年選一次，要崇拜也崇拜不起來。」儲一天則熱心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從中間找空子鑽，常向石天河請教。他用抬高列寧的手法來譭謗斯大林。為了掌握修正主義的武器，石天河多次要我「學習理論」。我們有共同的手法：借波匈事件之名，行攻擊中國共產黨之實，借反教條主義之名，行反馬克思主義之實。

我們在多次座談會上向黨進攻，得到了文聯內部其他右派份子的響應，使三角同盟向小集團的方向發展。首先，我的反黨言論使陳謙和丘原信任我了。一個夜晚，陳謙來找我。我向他「認錯」，說肅反時我看守他訶責（呵責）他原是出於不得不如此，要他諒解。他果然諒解了。他愛人原先恨我，見面不理睬，現在卻笑嘻嘻地了。通過陳謙，我和自從肅反後就斷絕了交談的丘原也往來了。這一條線：石天河——我——陳謙——丘原，就形成了。又由於我和曉楓早就熟識，而曉楓那時又和丘陳二人纏得很緊，於是這一條線又串上了曉楓。這中間，我起了最惡劣的聯繫作用，因為石天河和丘陳曉三人是一貫極少往來的。

另一條線：石天河——儲一天——陳謙—— 遙潘，主要在「草地」活動。最初的小集團就是這樣：以石天河為首腦，以我和儲一天為核心，共有七個成員的。小集團形成後，從三方面向黨作了攻擊：①奪取「星星」；②擾亂「草地」；③在創作會議上興風作浪。

早在創作會議召開前，我就準備鬧一場。我最先提出在大會上以個人身份分問題發言，用意是限定領導上只能作一個大報告，而分問題的發言則不受人任何拘束，以便自由地散播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為此，我準備詩歌問題的發言。這個發言攻擊了工農兵方向，擺出了胡風文藝思想中的「題材無差別論」和唯心主義的「靈感論」。石天河誇耀這個發言是「一次暴動」。我並煸動黃丹作一個「算舊帳」的文藝批評問題的發言。在會議中，我，儲一天，曉楓，丘原，鬧得最凶。由於邪氣上升，我的發言沒有受到應有的批判，散播了毒草。儲一天和曉楓等人抓住李侖的小說問題攻擊了宣傳部，我們利用了「自由討論」「思想解放」等口號來反對黨對文藝的領導。當時，石天河說他不屬於和這些辯論，所以沒有參加工廠這次會議。但他卻利用這次機會和自貢市的一些勾結，並和我商量怎樣攻擊李累
的大報告。他是準備寫文章的。同時，他向我和別人放出空氣，說李累故意不叫他參加會議，因為怕他到會上來反「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

小集團是以李累作為攻擊對象的。這個策略出自石天河之手。早在三角同盟形成前，他就恨李累了。他說：「李累在肅反時存心害死他。要不是還有個李友欣，我的性命都完了！
」去年冬天，石天河又藉著捧我的文章沒有發表一事，反咬李累，並挑起我對李累的怨恨。石天河向我列舉了李累的許多「罪狀」：「包庇文幸」「喜歡別人奉承」「排斥李友欣」「不學無術」「搞宗派主義」之類。這些譭謗和我自己對李累的不滿一拍即合。因此，我也向石天花河譭謗李累對我是「一打一拉」「一頓棍子一塊糖」。我向石天河表示忠誠：「他們無論如何也把我拉不過去的！」石天河為了攻擊李累，還採用了討好常主任和分化李友欣的手法，並將此點傳授給我。儲一天攻擊李累，則和白航的唆使有關係（儲一天向我說過他從白航那裡知道李累很「陰險」）。至於丘原和陳謙，早就是不滿李累的，因為過去受的批評。

小集團以石天河為首腦。首先是因為他有「學問」，有反黨經驗，為眾所不及。但他也有「缺陷」：一是歷史問題，二是脾氣凶猛，使得某些右派份子不敢和他直接深交。我則彌補了他的「缺陷」，所有的右派份子都是樂於和我深交的。我所處的地位是上通石天河，旁通儲一天，外通曉楓，下通丘原和陳謙。
小集團以開闢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文學圈子為目的。我們策劃過辦同人刊物「笑」，奪取了「星星」，擾亂了「草地」。我們要使文聯變質。還在去年，石天河就向我透露過「改組」文聯的綱領：①大大小小的領導人都由文藝界「自由選舉」（他說這樣李累就要下臺）；②取消人事科；③向外「大開門」。這個反黨綱領並不是完整地提出的，而是閑談之間簡短地提出的。我是完全支持的。至於丘原和陳謙，他們早就厭倦了機關生活（丘原計畫過到新南門外修房子脫離文聯）。丘原說：「什麼都是假的。我只崇拜自由！」他和陳謙都勸我搬出文聯。曉楓也有過「回鄉下搞創作」的打算，並和我商量可否。石天河的主張和他們的想法是一致的。

第一次進攻

首先是「解凍」的提出。「解凍」二字來自愛倫堡的小說「解凍」。我和石天河對其中陰暗面的描寫很有興趣，認為愛倫堡有良心。石天河說：「你看吧，解凍二字將成為標誌一個歷史潮流時代的名詞！」這是去年冬天說的。今年一月初，便由我「解凍」作為反黨口號提出來了。我為此事碰了常主任。石天河告訴我，對常主任應該軟來，不能硬碰，並以他自己和常主任的談話作例子「啟示」我。以後，李累批評「吻」。我又碰了李累。下來，我和石天河密商，認為這是李累對「星星」的陰謀。我們開始策畫：如果公開批評，應該怎樣反擊。石天河，我們和「教條主義」之間，早晚免不了一場大戰。他們要開火，反而暴露了他們自己的面目。春生的文章刊出的早晨，石天河歡喜地告訴我：「開火了！」
我們商量決定：三斥教條主義」，乃至「四斥」「五斥」他是把春生作為想像中的李亞群加以攻擊的（我也如是），正如去年他把林希翎誤作林默涵、李希凡、藍翎三人加以攻擊一樣。我推測春生是李累。他認為那不像李累的筆調。總之，我們都可以肯定春生是「上面的人」，所以必須抓住不放，痛加攻擊，至於春生文章本身的論點倒是次要的。石天河下了決心：「頗倒命來耍，要把皇帝老官拉下馬！」他的第一篇文章和我的文章，成稿後，都彼此看過，主意也彼此出了一些。他的第二篇文章取材於一對未婚夫婦被逼自殺事件，用此批判春生的論點，題目是「教條主義殺人」。以後幾篇如何寫，我不知道。春生的文章刊出的那天夜裡，我、石天河、遙潘出去喝酒。遙潘表示願意主動寫文章支持我們。
石天河說今後他的這一批文章要出個集子，附錄春生的文章，像魯迅對待他的論敵那樣，使他「遺臭長遠」。當時我們估計一定會勝利，所以很高興。第二天夜晚，我把我們的策劃和我們的文章內容告訴了丘原和陳謙。他們表示欽佩。但我沒有開口叫他們也寫。他們的文章是他們主動寫好，悄悄送來，叫我保密，由我轉給報社的。丘原說：「我在文章里特別註明曦波就是李友欣，叫他難堪一下！」我很贊同。瀋鎮來找石天河談過，又來找我談，說他要寫為「吻」辯護的文章，要我給他參謀。是否寫了，我不知道。曉楓的文章未和我商量過。我始終沒有看見過。遙潘的文章也未和我商量過。我也始終沒有看見過。儲一天的文章也沒有和我商量過。是十多天後我和他去報社問下落時，才看了他的文章的校樣的。白堤的文章也未和我商量過。他寄出後，告訴我：「老弟，我支持你！」當時他要我保密。對傅仇的文章，石天河說：「文章吞吞吐吐的，一看就知道是奉命寫的。僱用兵是怕死的。」我用挑釁的口氣向傅仇說：「我是一棍子還一棍子的。你可以轉告領導下，我非還他們一棍子不可！」攻擊傅仇，是我們小集團的一致行動。石天河表示要專寫一篇文章攻擊傅仇對「吻」的批評，並再寫一篇文章攻擊傅仇的詩。他要遙潘去找找傅仇的詩集。對李友欣，石天河是一向主張張拉攏的。以後，和李友欣吵了架，他對我說，「李友欣太糊塗了。他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只知道依靠舊警察楊樹青！」我和石天河大鬧會場後，知道曦波是李友欣，都很失望。石天河說：「李友欣上李累的當了！現在我和他是最後絕裂了！」我們更加認為李友欣「太傻」而李累「狡猾」。陳謙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李友欣並不「傻」，而是「惡」，並勸我不要對他們存在任何希望。所以也不必去鬧
。至於所謂「川東派得勢」「川西派最倒霉」之類的話，也是由（當——編者）時由陳謙告訴了我。我再告訴石天河。聽說要開大會，宣傳部派人來，於是石天河提出了兩個方法：①罷會，我們都不去；②如果硬要去，就不發言，拿冷板凳給他們（文聯領導）坐。石天河叫我去通知丘原和陳謙。他自己則去通知儲一天。石天河認為這些問題只有到7月整風才能解決。7月整風的消息是我在1月分從文學講習所尹一之的來信上知道的。我告訴過石天河。以後會沒有開。儲一天向我打聽原因何在。我說不知道。他說：「一定是他們不敢開！」

文章沒有刊出，石天河提出了三個對策：①在「星星」上刊出；②隨「星星」附送；③油印出來，向中央宣傳部告狀，向全國各文學團體「呼籲」。我和儲一天都同意。此項活動由石天河一人負責作。前兩個對策失敗後，石天河便動手編排文章——我們三人的，外加曰白的，附錄春生的，再加上他寫的一個事件前前後後的報導作為第一篇，共六篇。我表示願出錢油印。當我聽說儲一天退出，我也怕了，便告訴石天河，請他原諒，我也退出。他生氣地說：「好吧，我一個人也要干！」（到四月初，我才知道，他真的把文章編排好了）其他如向外寫信，也是他提出的，與白航無關。到報社去和伍陵談（我們叫作「和伍陵開談判會議」），應該談些什麼，用什麼態度談，也是他們先向我和儲一天佈置好了的。

大鬧會場前，我從羅泅給白峽的信上知道周揚到重慶，立刻將此消息告訴石天河。我們商量，如果周揚到成都來，也許會開一個座談會的，我們就向他「申冤」，控告報社「壓制爭鳴」。如果不開座談會，我們就去當面告狀。巴金來成都，我們也有過此種幻想。巴金到文聯沒有找我們座談，我們就私下嘲笑他是「官僚主義」。

大鬧會場的當天下午，我向敏澤「訴苦」，盼他支持，又要他去見石天河。過了兩天，石天河和白航鬧了架。在茶館裡我找到了石天河。他提出他要集中力量應戰，由我頂下他的工作。我立刻同意，並代他去向白航解釋誤會。當天晚上，在人民公園，我向丘原、陳謙、遙潘三人談了此事。他們贊成石天河放下工作應戰，並要我勸勸石天河不必得罪了太多的人。這天晚上，在茶座上，除以上三人，還有張幅夫婦和方赫。我大肆宣揚了反黨的硬骨頭精神，用以鼓勵他們，說：「如果我要悔過，要向上爬，要陞官發財，現在還來得及。我可以去認錯。但我堅決不干，寧願為此潦倒一生！」並說幾年來做了一場大夢，現在才醒了。還說了許多譭謗幾年來思想改造的話。

當時，每隔三四天，我總有一個夜晚去陳謙家裡，彼此交流在機關內所見所聞，發泄不滿。遙潘和曉楓早在我常去之前就常去了。也是大鬧會場的夜晚，我去那裡。人已很多了，除丘原、遙潘、曉楓、張幅、陳謙夫婦而外，似還有一二人。滿樓談興甚烈。遙潘、曉楓、張幅三人成一圈談。陳謙在寫東西。他愛人作招待。我和丘原對談波匈事件。我說：「布達佩斯的知識份子上裴多菲俱樂部原是出於不得已。因為在拉科西統治下，知識界一片荒涼，又不准自由討論，逼得上裴多菲俱樂部，也顧不得那兒是否有反革命了。全國只有那一小塊地方有民主自由！」陳謙的愛人問裴多菲俱樂部是什麼東西。陳謙笑著說：「我們這裡就是裴多菲俱樂部！」另一次是白天，只的丘陳二人和我。我談到了人民日報上毛主席的詞，說很好。丘原說有個人主義的英雄味。我當時的確不敢贊同，便走了。當時我們是猖狂的，談話毫無顧忌，高聲大叫，不像以後，一涉及文聯情況就低聲了，陳謙即關了窗子，扭開收音機，怕給外面聽見。

大鬧會場前後，石天河幾次告訴我，他要去找李井泉或李大章，談文聯領導上「壓制爭鳴」。又說，省委一個姓宋的，原來還和他熟，大概奉了上面的命令，約他去人民公園談談，他拒絕了。又說，宣傳部也有頭腦清醒的，如明部長，就和李亞群不同。又說，李累如何誣告，白航又駁了，否則我就遭殃了。又說，明部長起初說「草木篇」不好，第二天又對李累說：「昨天的話是我隨便說的啊！」又說，李累猖狂，是因為巴結了李亞群。在李累眼中，只有李亞群，沒有常主任。當常主任說我們的文章可以發表後，石天河告訴我：「現在常主任完全把李累看透了，不會再上當了。常主任不在時，文聯就是李累的家天下，連李彬也不得不來依靠李累。常主任回來後，可能李彬給常主任談了一些李累的情況。
所以常主任才明白了！」我說：「李累不知道懷的什麼鬼胎，去年開創作會議時，他忽然說想改行當兵了，叫我和傅仇來當一當付部長。」石天河說：「李累是一貫見人許願的。老賃上北京前，李累許他入黨。給李友欣知道了，不同意。李累慣於拉攏人。現在文聯一大批人都聽他使喚了！」而每次聽了這些話後，我總是完全附和，還加些「新材料」進去作例證。而以上這些情況，我都向丘陳二人談過。
我一直和儲一天往來少（第二次進攻時比第一次進攻時往來更少）。有時他來找我，我是愛理不理的。石天河對我說過：「我們反教條主義和儲一天反教條主義是不同的。他是因為在肅反中弄出了歷史問題，參加過反動軍隊，現在得不到上面的信任了，心懷不滿，所以才喊著反教條主義。」我也多次嘲弄他是「一夜之間大轉變」。在第一次進攻前，陳謙也多次向我說：「儲一天這人沒血皮。我把他看透了！」我對儲一天是鄙夷的。我對丘原則懷有極大的同情。起初是陳謙告訴我：「丘原已經給他們逼反了。現在陳欣把他拿著沒辦法。丘仲彭勸他寫一張認錯的申請書，可以回到團裡來。他不幹。他說很感謝團賜予他以自由！」又說：「丘原是仙人掌，他兄弟是滕。」我幾次向石天河說過，丘原的例子是文聯宗派主義統治的鮮明的惡果之一。
到了1月24日，報上刊出大批批評文章。石天河埋怨我上當了，不該把曰白的文章轉去。
當天下午，老師找我談，要批評我了。夜晚我就去找丘陳二人，告訴此事。他們提醒我，這回也許會大搞我一番，我才慌了。陳謙很怕，要保證到了會上我不說以下兩事：①我常去他家，就說只去了兩回；②有些話，如裴多俱樂部，說不得。我都同意了（但以後還是說了）。第一次進攻至此結束。

奪取「星星」

我是抱著登壇的野心到「星星」來的。同時，想從這裡打開一個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缺口。創刊前，我和石天河主張刊名就是一個「星」字（我明明知道列寧格勒會有一個因犯了錯誤而受到處分的刊物名字就叫「星」）。我們發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詩歌宣言——稿約。上面故意不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工農兵方向，而代之以「現實主義」和「人民」字樣。這不是偶然的。在這以前，我就向丘原說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斯大林授意，高爾基上當，個人崇拜的年代裡，教條主義的產物。石天河沒有公開這樣說。但他對我說過可惜馬克思死早了，否則今天的文學理論不會是這樣。他還嘲笑張光年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存在著，發展著……」一文，特別是「存在」「發展」二詞。石天河的意思是說既不「存在」也未「發展」。
「團結白航」——當時石天河再三強調此點。白航也多次表示：我們應該團結。去年10年24日，我們三人去南郊公園選畫，在茶館裡為未來的「星星」的方針路線作了策畫。白航首先提出：①帶有宗派性質的「非名人路線」，對老詩人和稍有名氣的人不爭取，但也不得罪；②強調刊物的「個性」和「特色」，但一字不提基調和立場；③不強調配合政治任務；④免除一些制度，如批評檢討會議制度（我斥之為形式主義）。如嚴格上下班制度（我斥之為奴隸勞動）。石天河則提出「團結一批人」「發現新生力量」作為對第一條的補充。鍘提出多發情詩作為對第三條的補充。對以上這些，我和石天河是早期就有此打算的。白航提出，正是不謀而合。這四條，除第一條只執行了兩期外，其餘都是貫徹到底的。創刊號和第二期的編輯工作主要是石天河在做。我主要負責對外宣傳等事務工作。那些聾人視聽的廣告都是我起的草，稿約也經我我改過，經白航同意發出去的。
創刊號出版前，我向朱友柏暗示，希望看到捧的文章。我自己也寫了為「星星」吹噓的消息。以後聽見批評，我們四人都不滿。石天河創造了教條主義圍剿「星星」的口號，我則四處傳播。石天河寫了「七旋交響」。我完全同意，並出了一點主意。石天河說：「此文內有些話不能明說，只能暗示。如‘步步高陞’和‘臺灣雜憶’，一首是罵官僚主義的，一首是罵蔣介石的。我有意把這兩首詩並列在一起談，但又不明說官僚們和蔣介石一樣。
這樣，既罵了官僚主義，又不讓他們抓住漏洞，而明眼人一看卻明白。」（初稿的確如此。以後他又勾去了。）弄補白，是他作為「地下鬥爭」方式提出，我加以積極支持的。愛倫堡的一段話是我作為「吻」辯護，由我抄好給他的。艾青的一段話是他一個人搞的，搞了以後才告訴我的。此外，我還找了好些補白，如泰戈爾的「小狗對天上的星星說：你總有一天會熄滅。星星不理它」之類，在茶館裡對丘原談過。他大為讚嘗。只是由於以後批評得厲害了，才沒有弄上去。「抒情雜談」一文，是石天河明知其毒而射出去的箭。
我和石天河對事件的發展和了如下的估計：①被迫停刊，但可能性小；②撤換他一人，可能性大；③叫編輯部寫文檢討，可能性最大。如果發生了第一類情況，我們不怕。相反，倒好藉此向中央告狀。至於第二類估計，是這樣來的：先是我告訴石天河：「陳之光已在會上表示了，我們要放下不干，他就自願來頂住，」石天河說：「李累打算用付仇和陳之光來代替我們。」消息從河而來，我不知道。石天河估計自己也許會被撤職，便去找山莓多次，並向我說：「無論如何不能落在他們手中！」如果真的要這樣，我們就扣住稿子，拒絕移交。如果發生於第三類情況，更要堅決拒絕。我們認為，不在「星星」上發文章也有好處，免得領導上藉此搞「星星」，也免得白航為難。我們怕白航一旦辭職了，沒人給我們從黨內頂住。所以，我們向白航保證：絕不連累「星星」。

我個人的編輯方針是：①多發不滿現實的諷刺詩；②多發感傷頹廢的情詩；③多發小巧玲瓏的玩意兒。創刊號和第二期發的詩，幾乎都是石天河決定，白航審定，再交我和白峽傅閱的，我起的作用不大。石天河走後，白航取得了應的職權。他對我的方針是大體是同意的。但他膽小。我影響他，就是要他膽大些。第三期的編後記，他是違反自己的意願寫出來的，給我看過。我叫他把「批評」改成「爭論」。於是，「……兩篇詩已在四川日報上受到批評」和「這樣的批評對我們的文藝事業有利」兩句就變成「引起爭論」和「爭論有利」了。曰白的「我愛青島」和我的「京華小詩」都是作為「洗冤」之用發出去的。許伽的「霧（外二首）」有個人感傷情緒，是我選出的。第四期上，我化名陶任先（即「討人嫌」的皆音）發了「風向針」。在我心目中這次諷刺趙秋葦和楊維的（據說他們有一回埋怨說：「一會兒又左了，一會兒又右了。真不知道該怎麼辦！」）。同時，可國的「秧歌」是白航選出的民歌體通俗詩，我曾次阻撓發出。白航主張應發一些民歌，以便聯繫工農兵。我是反對的。我說「星星」就是給學生看的。鄒雨林的「婚禮」，白航叫刪去最後帶有哀愁的一段。我卻認為全詩的精華正好在那裡，拒絕了。

紙張問題。白峽開會回來說：「杜部長在會上說，你們發了些什麼詩？你們還要紙呢！」我很氣憤，便罵起來。登廣告，白航的意思是向讀者說明一下，我則主張乾脆「將」一下。白航同意了。我還半開玩笑地提出過另一個「將」郵局的辦法：我們自己寫一封讀者來信，質問編輯部為什麼訂不到「星星」，發在刊物上。再加一個編者按：此事只怪郵局！當時大家聽了，也是當作笑話的。
臧克家發表談話後，我們完全推翻了過去的批評。原來打算召開讀者座談會，給「星星」提意見。原來打算整理一批讀者的批評意見，公開發表。現在都免了。白航的膽子也大了。我們在編輯部發牢騷，嘲笑靠近黨的積極份子，讚揚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我退團，白航是用沉默同情的。為了進一步擺脫黨的領導，我提出搬家。白航並不反對，只是說也許上面不會答應。開始討論內部矛盾時，白航用「工作忙」來抵制。我們故意不去。白航說：「文聯人與人的關係，過去都好，以後越來越壞，變得虛偽，彼此存戒心。這不是開開會就能解決的。」我說：「有些吃了飯沒事幹，專門去促退別人的積極性！」我會叫他去放。他說：「算了吧，少說話！」這和「星星」只放不鳴的方針是一致的。因此也不要編後記。用沉默抗拒爭鳴的方針，我們是一致的。中國青年報來信約稿。白航主張寫，用以挽回「星星」的聲譽。我反對，原因是我認為只在作品上翻小案不過癮。要應全盤攤開（即公布歪曲真像的「政治陷害」），要應沉默下去。我還介紹範琰找白航談，為了擴大事態。抵制傅仇來「星星」是我的主意，怕他來扭轉資產階級方向。這是我和石天河早就職商量好了的辦法。三月底，我又向石天河說此點不能動搖：「要留一片乾淨土地！」白航提出要傅仇來，目的是為了改善和重慶方面的關係。白航對傅仇本人是沒有好感的。所以，我一反對，並以「不幹了」相要挾，加以白峽也不願意（他希望葛珍來），所以白航也就同意了。他說：「好吧，我們三人好好幹！」「星星」是一個小王國，絕對自由，想放假就放假，不開會，不請示報告，不批評檢討。我常向人說：「白航不擺官架子。我們最民主！」別的右派成員 對此很羨慕。我向陳謙說：「為什麼他們把‘星星’看成眼中釘？因為怕我們的民主空氣波及到‘草地’去！」陳謙說：「我們這裡不行，因為有個李友欣。」我把「星星」的無政府主義狀態說成是「集體負責」，到處宣揚，使「草地」的右派活動有了藉口和先例。我還說：「他們五五年判決我是個人主義，不安心當編輯。現在又怎麼說呢！分明是他們的批評有問題！」

「星星」第六期發稿前，只剩我一個人了。畫版時，白航交來稿子尚差三四百行。我從他抽屜裡找了許多詩來補上。有問題待考慮的我也發了。李累會批不用的有毒的諷刺詩我也發了。白航回來，我告訴他，他也同意。
文聯內外許多右派份子都有稿子給「星星」。通過我的手，發了陳謙、遙潘、白堤、華劍、瀋鎮（我親自為他修改抄寫）等人的詩。其他尚有曉楓的詩，寫抗旱的，太差，我未拿出來。石天河受批判後交來一首「致美國」。白航給我看。由於其中影射黨為法西斯太露骨了，我說不用，給白航退了。胡風分子馮異的詩是我選出交白航用的。我說：「也該讓人家說說話了！」
那一首反動的長詩，石天河選出的，我主張發在第三期。白航說給常主任看看再說。石天河說現在發了要挨打，等到七月分整風再發。作者是石天河的舊友。為此詩，他們通過信。
我去西安前，還向白航叮嚀不能讓傅仇來，可讓方赫來。白航說可以給常主任談。

第二次進攻

我和儲一天批評後，小集團暫時瓦解。這是1月26日的事。
這段時間，我又恨又怕又絕望。二月初，曉楓請我吃飯，叫不要檢討。2月11日和友欣談話時，我交代了曉楓叫不要檢討的話。第二天，曉楓又來，說他怕受到一次批評，此話我也向李累談了。這時間，我還給曉楓的小說出過主意，叫他千萬不能發。也和丘陳二人有過一兩次無關緊要的談話。和石天河、儲一天、遙潘、白堤等人則無往來。
直到從樑上泉那裡知道毛主席談話後，情況才變了。3月28日，我密約石天河去人民公園，告訴他這個消息。他說：「看他們怎麼交代！」他責怪我軟弱膽小，給他們一嚇就嚇住了。我要他原諒。說那是出於不得已。還把當時批評我的情況，誰怎麼說，李累怎麼警告，全都告訴了他。並把批評他之前的準備會議的情況，陳之光如何提供材料，羊路由如何說這是階級鬥爭，也都告訴了他。他原諒了我，並要我相信黨中央。當天夜晚，我又去陳謙家，告訴他們毛主席談話了。他們興趣不大，特別是陳謙。他叫我不要存在著什麼希望。他們也諒解了我。我向陳謙撒過一點謊。他追問我上次是否交代了「俱樂部」之類的事。我說沒有。他問：「為什麼領導上又知道了呢？」他們是懷疑的。毛主席談話，我也告訴過曉楓。但未告訴儲一天。他特別到我屋裡來問過。我說不知道。
這以後，我的活動採取了單線方式：我——石天河，這是主線；我——丘陳二人，我——白堤，都是付線。至於儲一天和遙潘，我並沒有放在心上。而和白航的關係則限在辦公室內。
我們的進攻總是和某些重大事件有關係。第一次進攻前，我們常常談到波匈事件和國內的鬧事。第二次進攻前，我們常常談到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和國內的「民主」「自由」問題。我向石天河說：「我懷疑蘇聯的布哈林集團是否反革命。也許他們只是反對斯大林獨裁而已。」「以往資產階級記者說斯大林獨裁，並非造謠。」「鐵托真偉大，不向斯大林屈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說來，民主自由的口號並未過時！」「知識份子最倒霉，在舊社會受迫害，在新社會受排斥。」等等。石天河向我說：「歷史上所有的統治者都是這樣：他們一旦開始摧殘知識份子，就說明他們已經腐朽了。這一幫官僚們還不覺悟！
中央號召鳴放，他們還要牴觸！」「聽說阿拉貢也退黨了！」「河南有個作家李蕤，解放前就跟著黨走，可是一直不願入黨。這樣的知識份子很多。說明黨內缺乏民主！」等等。
我和丘原談到胡風問題。我說：「毛澤東老了昏了，坐在北京，聽周揚匯報。周揚恨胡風，所以搞出一個反革命團。毛主席也信了，還加按語，說按著某種階級曲調走路的人都是反革命。這樣豈有不擴大肅反打擊面之理？」「為什麼對胡風分子那樣狠？連漢奸周作人都在出書，胡風分子至多不過反黨而已！」丘原說：「除非再過四十年才能翻案。胡風事件，將來的文學史上一定要大書一筆！」「陳謙說：「哪有那麼笨的反革命，肯自己拿三十萬字給中央當罪證抓住？」我說：「總之，現在鬧得反領導和反黨沒有界限了，反黨和反革命也是沒有界限了！」丘原還說最大的官僚主義在中央，要反先從上面反。我們談到「斯大林時代」，特別欣賞第八章「巨大的瘋狂」。我說：「肅反是一次小小的瘋狂，是在自己摧毀自己！」「一陣狂熱之下，大家失去了理智，都瘋了！」「肅反的惡果，中央一直沒有正視。中央應該公開向全國說明，才能恢覆信譽！」丘原說：「李累就有些像葉紹夫。」陳謙說：「方剛死得冤枉。為什麼要把老子關幾個月？」丘原說：「一切政治都是卑污的。你看斯大林，先拉這個，後殺那個，再拉另一個，最後把對手一個個殺光，爬上去了！」「我最近讀隋唐史，儘是爭權奪勢借刀殺人。我賭咒一輩子不搞政治了！」

4月7日晚上，我經丘原介紹認識吳德新（四川醫學院學生）。他說：「那時候，我們擔心你被捕。好些同學都支持你。你的‘春天萬歲’，我聽丘原說了。很好。應該再寫！你的‘草木篇’我是背誦的！」我說：「放心吧。他們不敢亂逮捕人。」由於他們說話滿街大叫，我告訴陳謙：「你們注意，不能再和他往來，免得惹禍！」陳謙同意了。丘原還告訴我：「聽吳德新說，醫學院的黨員像特務一樣，偷偷跑進一個同學寢室裡，打開箱子，偷看日記，以便瞭解思想，好匯報。」我說：「他們把法西斯的一套也繼承過來了！」這天晚上，丘原和陳謙的愛人，吳德新和他的愛人，都跳舞去了。我和陳謙在茶館裡詆毀文聯。我們商量什麼時候去「專業」。我說我還捨不得離開「星星」。陳謙說我總有一天要上當。我還向陳謙泄露了李友欣向我談的一段話：「過去對陳謙處理，方式不好，不該完全撕破了臉。臉一撕破，他就乾脆以濫為濫了！」「我要陳謙轉告丘原：「不要和領導上完全翻臉，以免吃虧。比如我，我也和李累傅仇他們往來，談談吃喝。這樣有好處，」以後，我從陳謙口中知道他、儲一天、遙潘都是恨李友欣的。陳謙說：「李友欣是死硬派，最近突然對我微笑了。你說怪不怪？還向我徵求意見。我什麼也沒有說！」

我當時一心盼望的是為「草木篇」問題翻案。孟凡的文章出來後，我立刻密約石天河出去，叫他快看。我說：「上麵點了洪鐘等教條棍子的名。倒是李累聰明些，沒有點著他。」此文我也向丘陳二人推薦過。他們也很滿意這一點——點了幾個人的名。但對孟凡的整個論點，我仍是不滿意的，嫌他袒護我不夠。以後，李亞群在省政協發了言，我更不滿意，說：「你們原來打我打得那麼狠，現在卻叫我不要積恨在心。這是什麼哲學！」對段可情的發言特別不滿意。我公開碰了段可情，並詆毀政協發言「有一半是談避孕」「不談政治」。這樣，失望更增加了怨恨。4月24日晚上，加以丘隊二人的鼓動，我寫了退團申請書，決心和黨公開對立。那天晚上，丘原談到他解放前如何被三青團學生打，陳謙談到他解放前如何給偽縣長追索。我們認為那時候黑暗，現在仍然「黑暗」。丘原說：「你還留在團內做什麼？我們這些人又不是靠政治吃飯的！」我說：「我自己也苦惱。我在思想上已經不把自己當成團員了。」丘原說：「七月整風，我是不參加的。你留在團內。就非參加不可。參加了，又好挨一頓整！」第二天，曉楓來，我告訴他我已退團了。我們一起咒罵現實，認為「真正」的人都迫得活不下去了。他要我學得「油滑」「世故」一些，不要笑別人「庸俗」，別人還是不得而已的。下午，他寫一封信來，勸我「忍受」。又過了一天，他又悄悄從我桌上把這封信收回去了。石天河是不同意我退團的，說留在團內「更好鬥爭」。我說：「不行。你看看團內都是些什麼人嘛！」

這以後，5月5日，我和白堤在人民公園談到鳴放。我告訴他我已退團了，今後無牽掛了，要大鬧一場。他罵傅仇等人為「市儈」，罵肅反。他說：「現在我無事就看看眾生相。怪有趣的；」他罵李友欣「肝火旺」是因為「性慾沒有得到滿足」。他比手劃腳地摸仿李累在會上的「兇惡」狀態。我和他早在第一次進攻中就有往來。那時他主動寫了攻擊李友欣的文章給報社，要我「保密」。當時我和他單獨坐過兩三次茶館。他談的都是肅反中所受的「摧殘」，要求「精神上和物質上的賠償」。以後很快地和他的關係斷了。這次（5月5日）文聯起來。以後，他兩次去重慶前，都到我這裡來，說路由要他放，他才不幹呢。我勸他放。他也說不上當。從重慶回來後，①重慶日報故意用政協發言塞滿篇幅，不讓作協鳴放發言刊出，這是陰謀；②邵子南之死和宗派主義對他的排斥有關，曾克是禍首，她最近躲了；③洪鐘承認自己是以被告心情參加鳴放會的；④楊禾如何聲淚俱下，王余如何拍桌大罵。我向白堤問起重慶方面對我的問題看法如何。他說：「章晶修向我問起你。我去西安前，他又來，給我留下通信處，叮嚀我給他去信不能寄到文聯。我說：「你真聰明，這回沒有上當!」他說：「所以學學阿Q也有好處！」以後通信一事，茲從略。

內部鳴放開始時，陳謙在「草地」碰了楊樹青。當天晚上，在他家裡，他問：「楊樹青罵我是反革命，該怎麼辦？」我說應該堅決碰回去，現在不能讓他「猖狂」了。陳謙照辦了。石天河告訴我一個情況，說他聽見李累對常主任說：「這事我不能負責啊！」以此證明他們在「推責任」了。丘原也告訴我李累和殷白（他把余薇野認作殷白了）蹲在階沿上，彼此如何訴苦。這些不可靠的情況也增加了我的反黨勇氣。
5月6日下午，石天河約我出去，告訴我：①不能消沉，時候到了還是要鳴；②發言不必扯寬了，李亞群既然公開認了錯，不必給他難堪；③搞「草木篇」是李井泉點了頭才搞的；④要注意，有人在說什麼「殺父之仇」了，「火中孤雁」也有人在說反動；⑤他已寫了一文給文匯報，要透露一點消息出去，不讓他們封鎖。這些吩咐決定了我以後發言的內容。
其中第二第三兩條我轉告了丘原。
石天河走的前幾日，我仍處在沉默狀態等待時機。因此，曉楓約我寫文章和訪問我，我都拒絕了。石天河走後第二天，範琰來訪。這以後，我才轉入瘋狂進攻狀態。這次進攻前後，我和曉楓和丘原是密切關係。但和儲一天則沒有關係。他的擔子應由他擔。我管不著。曉楓曾問我對「草木篇」到底作何看法，我說：「只有一點個人主義。毛主席提到殺父之仇，可能是這裡的領導向他匯報的。我是不同意的！」這些話助長了他為翻案的勇氣。他還向我泄露了有三個問題不能談。在他發言的前一天，我又告訴他範琰為我寫了訪問記，內容也告訴他了，大大地鼓舞了他的勇氣。我說：「現在我沉默，等訪問出來了我再大鬧！」他也用李劼人對我的看法來鼓舞我。我有意讓他先開炮，造好「輿論」我再登臺。丘原發言前，也和我研究過部分內容。不碰宣傳部，我們是不謀而合的。捧李亞群，貶李累，是他提出而我立刻支持的。我勸他不要碰肖崇素，免得分散了火力。我還告訴了他那三個不能談的問題。我，他，陳謙，對石天河不在家這點，是滿意的。我們怕他把事情弄糟了，反而且於我們不利。我給石天河去信，叫他多寫詩少管鳴放，也是這個意思。
我是決定作兩次發言的。第二個發言擬好了提綱。題目是「關於文學活動方式的建議」。我對丘原說過：「作了破壞性的發言，也要作建議性的發言。」我的第二個發言，主張：①文聯「大開門」，擺離線關狀態；②允許在社會上（特別是學校中）成立各種文學團體，而且不能被指責為「小集團」；③鼓勵辦「同人刊物」，予以充分的「自由」和經濟支持。而氣候與我不利，我才能放棄了這個發言。而第一個發言裡，本來還想談「黨天下」問題和肅反問題，因聽了曉楓泄密，也放棄了。

我在鳴放會上，公開包庇曉楓，和他夾攻李友愛欣。我還為曉楓改過沙汀發言後他給沙汀的攻擊的文章。李伍丁發言說「不能只怪李累」「老根子在宣傳部和省委」時，我和曉楓都立刻大力支持，認為李伍丁的發言使鳴放進入了新階級。瀋鎮在會上向我泄露了機密（他說他親眼看見「火中孤雁」的鉛印本）。他要發言攻擊省委，和我商量，我據石天河吩咐的策略，堅決制止了。只是李伍丁打了前站，我們才出來支持。我們的確是有組織有目的有策略的進攻。

第一次發言後，我告訴丘原：「既然放了，我們就爭取別人的良好印象。」所以我去找李友欣談，表示願搞好關係。丘原也上辦公室了，並願和肖崇素談了。但只做了幾天，看見沒有收到期效果，我就不做了，依然進攻。我接受了範琰「寫一篇大報導」的建議，並為此事介紹他去找白航。他還想找石天河，但我告訴他太遠。他才放棄了這個打算。
5月19日，我和丘陳二人去南郊公園。看文匯報上的訪問記，丘陳二人怪我為什麼不點李累的名：「像李累這樣的人，一貫整別人，沒有嘗過遭整的苦。應該公布他的名字，把他搞臭！」並勸我立刻去信補充，把名字點出來。遇見曉楓，我和他單獨談。我以自己的「遭遇」說明思想改造政策的徹底「失敗」。
這以後我又寫了「請把同志當作同志」一文給「萌芽」，又寫了「一首詩的遭遇」一文給範琰轉文匯報，又期待著範琰的大報導，企圖把火燒得更猛。石天河的萬言書，我不發，也不給領導上，這是為他考慮，包庇他。他要了，我不退，這是為我自己考慮，怕以後領導上要我負責。這期間，我給他去了一封長信，對黨極盡謾罵之能事，並向他獻策。
五月底，對我開始反擊後，我作了下列撤退工作：①去信給文匯報叫退「一首詩的遭遇」；②去信給公木爭取發表他給我的詩；③發出一批信，說我願好好改造；④回家安排一下；⑤刊物編排工作交給白峽；⑥和範琰合謀由他寫「乍曖還寒」以挽頹勢；⑦主動疏遠別的右派成員；⑧接受曉楓獻策，去西安；⑨寫了一個書面發言作「免戰牌」。

1957．8．3至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