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內外法輪功學員談九九年的四二五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市中心，超過萬名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要求釋放在天津被抓的四十五名學員，保障合法的煉功環境，允許法輪功書籍出版發行，當時的總理與法輪功學員代表進行了會談，事情得到基本解決。這就是著名的「四二五和平大上訪」。但幾個月後，風雲突變，中共對法輪功的全面迫害開始以後，四二五萬人和平上訪一事被中共官方污蔑說成是「圍攻中南海」。江××更是一手遮天，出爾反爾，給這次合法的和平上訪扣上各種大帽子，並以此為藉口，對法輪功開始了將近八年的殘酷迫害。
同時，這一天也把法輪功推向了世界，包括法輪功學員在內的世界上各個角落的許多人們都經歷了難忘的一天。他們有的在北京親歷了上訪的過程；有的恰巧在天津教育學院看到了天津上訪的情況；有的在海外聽說四二五後第一次敲開中領館的大門開始講真相；也有的人們因為四二五而得知大法，開始思考並瞭解大法，最終走入了修煉的大門……今天，當這些普通的法輪功學員們回憶起當年的那一天經歷的點點滴滴時，我們不難看出他們當時行為背後那種「真善忍」崇高的道德風尚，而他們在那一天各自不同的經歷也許可以解答你的疑惑甚至不解。
天津的群眾詢問：「這是一群什麼人？世上還有這麼好的人？」
從事科技工作，今年六十三歲的李阿姨回憶起八年前的這一天還是忍不住激動。當時她恰好出差在天津，在天津教育學院參加教師培訓的一個親戚告訴她：「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這兩天門外來了好多人，天上還下著小雨，看著也不像下崗的。有穿軍服的、武警服的；有知識份子、工人、農民，大的小的，老的少的都有。還有高級幹部模樣的，他們特別安靜，素質可高了。因為我們培訓，中間就有很多人要上廁所，本來他們也在排隊上廁所，看到我們就主動讓出來說‘讓老師們先上吧。’ 我們都在私下議論‘這些是什麼人？世上還有這麼好的人？’」
「第二天一打聽，原來天津教育學院的刊物《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發表詆毀法輪功文章，對於這種詆毀污蔑，於是天津的法輪功學員就到教育學院去講述真實情況。我們聽了都覺的應該，本來嘛，你們歪曲事實，還能不讓人家講道理呀。再說了，我們搞教育的誰不知道那個何祚庥根本就是個痞子，什麼都不懂，我們都說這次這個科痞又開始找法輪功的碴了。」天津群眾很支持法輪功學員，很多人自發給那裡的學員們送水、送冰棍。但大家都禮貌的謝絕了，或者掏錢購買。
李阿姨在回來的火車上也瞭解到了群眾的反映。當時火車上的群眾都在議論這件事情，大家的反映全是贊同和佩服，「真是了不起！」「走了以後地上乾淨的一張紙屑都沒有」，「警察都佩服」，「真的有大法輪在轉，警察都看的真真的。」（北方口語，表示千真萬確的事情）
回憶當時，李阿姨說：「沒想到，後來天津市公安局卻動用防暴警察毆打反映情況的學員，還抓捕了四十五個學員。我們非常純樸的想法就是相信政府，所以去告訴他真相。然而，出差回來後，領導開始找我談話，其實我的情況領導都知道，單位裡的科技骨幹。以前是白血病，右眼白內障，犯病就暈倒，醫生就一句話：‘回家願意吃什麼就吃什麼吧’這不明擺著醫治不了嘛；煉法輪功後三個月，就三個月的時間啊，什麼都好了，什麼都正常了，這不神奇嗎？但是四二五後，領導談話，煉功點上開始有便衣或警察的監視，已經感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了。」
「可是我和其他的學員都是這個想法，這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情，地方政府解決不了了，推到中央，那咱們就和能解決問題的政府部門講。政府又打人又關人的，我們是修煉受益者，我們再不去說明白了誰去？四二五以後，我們給中央寫信，告訴他們真實情況，信都不知道寫了多少。」
他們因四二五而走入修煉大門
來自北京，居住在美國多年的王氏夫婦回憶起一九九九年的四二五也是感慨頗多，他們是一對在聽說四二五事件後，開始瞭解法輪功，最終走進來開始修煉的大法弟子。回想起八年前，王氏夫婦表示，剛剛聽說中國有很多人煉法輪功，就發生了四二五事件。當時覺的法輪功學員表現出的勇氣和善良真了不起，我們一定要看看法輪功的書。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倆都受到過××邪黨的迫害，六四時邪黨血腥開槍後，很多人對其是敢怒不敢言。然而，四二五那一天居然有上萬名這麼和平的民眾敢站出來，太讓我們驚訝了，第一反應就是真了不起，我們一定要瞭解瞭解是怎麼回事。
王氏夫婦說，可以說我們很瞭解××黨的邪惡本質，它越說不好的，我越要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所謂「兼聽則明」。正好王先生回國探親帶回了《轉法輪》。打開《轉法輪》第一頁，讀了「論語」，覺的太好了，就花了幾個小時一口氣讀完。我們倆都覺的這正是我們要找的！
而在當時，當地報紙上關於法輪功的消息也多了起來，我們都找來看，正面的、負面的都有。今天回想起來，很感謝當時的當地學員，在報紙上開始刊登法輪功的真相，澄清四二五是怎麼回事，非常好，我們也因此找到了當地的學員，從此走上了修煉的道路。
那麼，對於王氏夫婦提到的當地的法輪功學員，他們當時又是怎麼經歷那難忘的一天呢？
「中領館的領事因此閱讀了《轉法輪》」
在一九九五年得法的菊梅女士平淡的講述了當天和後來的情況，她說：「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是美國的星期天，當時我們照常在我們家附近的公園集體煉功。後來輔導員來告訴我們北京發生了上萬名法輪功學員到中南海請願，要求釋放在天津被抓的四十五名學員，保障合法的煉功環境，允許法輪功書籍出版發行。我們煉完功後，大家開始商量怎麼辦，我們身在海外，生活都比較優越舒適，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中領館，因為那裡是海外代表中國政府的機構，我們能做到的就是向他們反映一下法輪功是怎麼回事，以及在海外的煉功情況，所以大家起草了一封信，紛紛簽名。
「當時大家還商量是不是要一起去，但後來還是沒有，就是希望能夠和領館溝通一下，把事情講明白，不要一下子好像去抗議似的。我們這樣做也是因為相信政府，表達一下海外法輪功學員的心聲，就是還國內學員一個寬鬆的修煉環境。所以後來就我們家三口作為代表去了。
「後來得知事情當時基本上解決了，但我們想還是讓政府瞭解一下情況比較好。我們在星期一的時候，也就是二十六日，就本著這樣的想法走進了中領館。當時問詢臺的小姐問我們找哪個領事，我們真的都不知道應該找哪一個，就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她，於是她叫出了一個科學教育組領事，和我交談了大約半個小時。看的出來他本人一點都不瞭解這件事，當時也沒有接到什麼所謂的上級指示，我們相信當時的總理的確是解決了這件事。在臨走前我送給了那個領事一本《轉法輪》，第二天他給我們打電話，說看完了書，很震撼，還提出了很多問題和我們探討。這也就是我們初期的講真相形式吧，這個官員他畢竟是因為四二五而開始瞭解法輪功了。
「其實我們是希望人們瞭解我們的，我們的煉功學法活動都是公開的。而在九九年初回國探親的時候我就已經感受到了受打壓的氣氛：書籍已經被禁，但黑市上很火；《光明日報》和北京電視臺的一些誣蔑文章和片子，雖然也是解決了，但媒體其實就是政府的晴雨表，已經能夠看出一些端倪。
「四二五以後，每天都會從中國大陸傳來的不好的消息，海外的學員雖然還能夠像往常一樣煉功，但已經開始有人以學功為名要打探什麼了。我都把他們當作普通人對待教功。記得一個山東口音的男子曾來我們煉功點連續兩三個星期，後來對我說：‘法輪功要理解政府，這麼大的國家不好管，’云云；我聽後當時就說：‘不理解。就是因為我們國家大，人口又多又雜不好管，才需要提倡法輪功。大家都自覺做好人，這個國家不是管起來會更好一些嗎？’如果我們不相信政府，我們會去上訪嗎？我們會前思後想的先跟領館溝通好，以澄清事實為目地嗎？法輪功不是刻意為國家做什麼，但法輪功的確能夠讓這個社會更穩定。我們這些在國外的，誰不希望有個好身體？在國外流傳的氣功也很多的，哪個不是要三四萬美金才能學的，而法輪功讓我們的身體好了，還不收一分錢，你說今天政府又抓人又打人的，這樣的打壓讓誰能理解？」
陸老先生：學員根本不理會警察的教唆
曾親身參加過北京四二五和平上訪請願，現居住在芝加哥的陸老先生回憶說：「八年前我還是個剛剛走入法輪功修煉行列的新學員，那天早上當我如往常一樣前往煉功點時，我得知天津無理毆打並抓捕了四十多名法輪功學員，許多人已經前往信訪辦向政府反映情況。我雖然剛剛得法，但我覺的大法太好了，怎麼能夠這樣對待法輪功學員呢？我就和老伴一起也到信訪辦去，想表達我們的想法。
「到了那裡，已經有很多很多的法輪功學員了，讓我震驚的是學員們的秩序真好，大家沒有人講話，安安靜靜的或坐著或站著，手裡都拿著大法的書籍在看，有許多人在背誦經文。即使警察有時在挑唆什麼‘亮出你們的抗議旗子呀’，但是學員們都不為其所動，靜靜的看書，大家的心願就是希望政府能夠正確對待法輪功。」
結束語
以上只是數名法輪功學員們對九九年四二五的回憶，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人群本著對政府的信賴，都表達了一個共同而又樸素的願望：還法輪功一個公正、寬鬆的修煉環境，合法出版書籍。
而這個願望至今仍沒有實現，為此，三千多名已知的大法弟子甚至付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更多的不知名的海內外法輪功學員仍在為讓世人能夠正確認識法輪功、瞭解中共本質而奔走著。揭露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告訴人們法輪功學員所做這一切的真實想法就是在制止迫害，鼓勵世人勇敢的脫離中共，為自己選擇一個光明的未來。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也許只是歷史上的短暫一瞬，但那一天發生的事，直到今天，仍改變和影響著很多人。如果說四二五第一次把法輪功推向了世界舞臺，讓全世界為之驚嘆；那麼，歷史也從此記住了一群沒有口號、沒有標語的和平修煉者的身影，以及鑄就他們善良行為的真正道德規範-- 真、善、忍。面對中共八年來滅絕人性的迫害，他們堅守著「真善忍」，為人類樹立了永恆的豐碑，這也是「真善忍」所鑄就的一座道德豐碑。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市中心，超過萬名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要求釋放在天津被抓的四十五名學員，保障合法的煉功環境，允許法輪功書籍出版發行，當時的總理與法輪功學員代表進行了會談，事情得到基本解決。這就是著名的「四二五和平大上訪」。但幾個月後，風雲突變，中共對法輪功的全面迫害開始以後，四二五萬人和平上訪一事被中共官方污蔑說成是「圍攻中南海」。江××更是一手遮天，出爾反爾，給這次合法的和平上訪扣上各種大帽子，並以此為藉口，對法輪功開始了將近八年的殘酷迫害。
同時，這一天也把法輪功推向了世界，包括法輪功學員在內的世界上各個角落的許多人們都經歷了難忘的一天。他們有的在北京親歷了上訪的過程；有的恰巧在天津教育學院看到了天津上訪的情況；有的在海外聽說四二五後第一次敲開中領館的大門開始講真相；也有的人們因為四二五而得知大法，開始思考並瞭解大法，最終走入了修煉的大門……今天，當這些普通的法輪功學員們回憶起當年的那一天經歷的點點滴滴時，我們不難看出他們當時行為背後那種「真善忍」崇高的道德風尚，而他們在那一天各自不同的經歷也許可以解答你的疑惑甚至不解。
天津的群眾詢問：「這是一群什麼人？世上還有這麼好的人？」
從事科技工作，今年六十三歲的李阿姨回憶起八年前的這一天還是忍不住激動。當時她恰好出差在天津，在天津教育學院參加教師培訓的一個親戚告訴她：「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這兩天門外來了好多人，天上還下著小雨，看著也不像下崗的。有穿軍服的、武警服的；有知識份子、工人、農民，大的小的，老的少的都有。還有高級幹部模樣的，他們特別安靜，素質可高了。因為我們培訓，中間就有很多人要上廁所，本來他們也在排隊上廁所，看到我們就主動讓出來說‘讓老師們先上吧。’ 我們都在私下議論‘這些是什麼人？世上還有這麼好的人？’」
「第二天一打聽，原來天津教育學院的刊物《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發表詆毀法輪功文章，對於這種詆毀污蔑，於是天津的法輪功學員就到教育學院去講述真實情況。我們聽了都覺的應該，本來嘛，你們歪曲事實，還能不讓人家講道理呀。再說了，我們搞教育的誰不知道那個何祚庥根本就是個痞子，什麼都不懂，我們都說這次這個科痞又開始找法輪功的碴了。」天津群眾很支持法輪功學員，很多人自發給那裡的學員們送水、送冰棍。但大家都禮貌的謝絕了，或者掏錢購買。
李阿姨在回來的火車上也瞭解到了群眾的反映。當時火車上的群眾都在議論這件事情，大家的反映全是贊同和佩服，「真是了不起！」「走了以後地上乾淨的一張紙屑都沒有」，「警察都佩服」，「真的有大法輪在轉，警察都看的真真的。」（北方口語，表示千真萬確的事情）
回憶當時，李阿姨說：「沒想到，後來天津市公安局卻動用防暴警察毆打反映情況的學員，還抓捕了四十五個學員。我們非常純樸的想法就是相信政府，所以去告訴他真相。然而，出差回來後，領導開始找我談話，其實我的情況領導都知道，單位裡的科技骨幹。以前是白血病，右眼白內障，犯病就暈倒，醫生就一句話：‘回家願意吃什麼就吃什麼吧’這不明擺著醫治不了嘛；煉法輪功後三個月，就三個月的時間啊，什麼都好了，什麼都正常了，這不神奇嗎？但是四二五後，領導談話，煉功點上開始有便衣或警察的監視，已經感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了。」
「可是我和其他的學員都是這個想法，這是非常順理成章的事情，地方政府解決不了了，推到中央，那咱們就和能解決問題的政府部門講。政府又打人又關人的，我們是修煉受益者，我們再不去說明白了誰去？四二五以後，我們給中央寫信，告訴他們真實情況，信都不知道寫了多少。」
他們因四二五而走入修煉大門
來自北京，居住在美國多年的王氏夫婦回憶起一九九九年的四二五也是感慨頗多，他們是一對在聽說四二五事件後，開始瞭解法輪功，最終走進來開始修煉的大法弟子。回想起八年前，王氏夫婦表示，剛剛聽說中國有很多人煉法輪功，就發生了四二五事件。當時覺的法輪功學員表現出的勇氣和善良真了不起，我們一定要看看法輪功的書。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倆都受到過××邪黨的迫害，六四時邪黨血腥開槍後，很多人對其是敢怒不敢言。然而，四二五那一天居然有上萬名這麼和平的民眾敢站出來，太讓我們驚訝了，第一反應就是真了不起，我們一定要瞭解瞭解是怎麼回事。
王氏夫婦說，可以說我們很瞭解××黨的邪惡本質，它越說不好的，我越要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所謂「兼聽則明」。正好王先生回國探親帶回了《轉法輪》。打開《轉法輪》第一頁，讀了「論語」，覺的太好了，就花了幾個小時一口氣讀完。我們倆都覺的這正是我們要找的！
而在當時，當地報紙上關於法輪功的消息也多了起來，我們都找來看，正面的、負面的都有。今天回想起來，很感謝當時的當地學員，在報紙上開始刊登法輪功的真相，澄清四二五是怎麼回事，非常好，我們也因此找到了當地的學員，從此走上了修煉的道路。
那麼，對於王氏夫婦提到的當地的法輪功學員，他們當時又是怎麼經歷那難忘的一天呢？
「中領館的領事因此閱讀了《轉法輪》」
在一九九五年得法的菊梅女士平淡的講述了當天和後來的情況，她說：「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是美國的星期天，當時我們照常在我們家附近的公園集體煉功。後來輔導員來告訴我們北京發生了上萬名法輪功學員到中南海請願，要求釋放在天津被抓的四十五名學員，保障合法的煉功環境，允許法輪功書籍出版發行。我們煉完功後，大家開始商量怎麼辦，我們身在海外，生活都比較優越舒適，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中領館，因為那裡是海外代表中國政府的機構，我們能做到的就是向他們反映一下法輪功是怎麼回事，以及在海外的煉功情況，所以大家起草了一封信，紛紛簽名。
「當時大家還商量是不是要一起去，但後來還是沒有，就是希望能夠和領館溝通一下，把事情講明白，不要一下子好像去抗議似的。我們這樣做也是因為相信政府，表達一下海外法輪功學員的心聲，就是還國內學員一個寬鬆的修煉環境。所以後來就我們家三口作為代表去了。
「後來得知事情當時基本上解決了，但我們想還是讓政府瞭解一下情況比較好。我們在星期一的時候，也就是二十六日，就本著這樣的想法走進了中領館。當時問詢臺的小姐問我們找哪個領事，我們真的都不知道應該找哪一個，就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她，於是她叫出了一個科學教育組領事，和我交談了大約半個小時。看的出來他本人一點都不瞭解這件事，當時也沒有接到什麼所謂的上級指示，我們相信當時的總理的確是解決了這件事。在臨走前我送給了那個領事一本《轉法輪》，第二天他給我們打電話，說看完了書，很震撼，還提出了很多問題和我們探討。這也就是我們初期的講真相形式吧，這個官員他畢竟是因為四二五而開始瞭解法輪功了。
「其實我們是希望人們瞭解我們的，我們的煉功學法活動都是公開的。而在九九年初回國探親的時候我就已經感受到了受打壓的氣氛：書籍已經被禁，但黑市上很火；《光明日報》和北京電視臺的一些誣蔑文章和片子，雖然也是解決了，但媒體其實就是政府的晴雨表，已經能夠看出一些端倪。
「四二五以後，每天都會從中國大陸傳來的不好的消息，海外的學員雖然還能夠像往常一樣煉功，但已經開始有人以學功為名要打探什麼了。我都把他們當作普通人對待教功。記得一個山東口音的男子曾來我們煉功點連續兩三個星期，後來對我說：‘法輪功要理解政府，這麼大的國家不好管，’云云；我聽後當時就說：‘不理解。就是因為我們國家大，人口又多又雜不好管，才需要提倡法輪功。大家都自覺做好人，這個國家不是管起來會更好一些嗎？’如果我們不相信政府，我們會去上訪嗎？我們會前思後想的先跟領館溝通好，以澄清事實為目地嗎？法輪功不是刻意為國家做什麼，但法輪功的確能夠讓這個社會更穩定。我們這些在國外的，誰不希望有個好身體？在國外流傳的氣功也很多的，哪個不是要三四萬美金才能學的，而法輪功讓我們的身體好了，還不收一分錢，你說今天政府又抓人又打人的，這樣的打壓讓誰能理解？」
陸老先生：學員根本不理會警察的教唆
曾親身參加過北京四二五和平上訪請願，現居住在芝加哥的陸老先生回憶說：「八年前我還是個剛剛走入法輪功修煉行列的新學員，那天早上當我如往常一樣前往煉功點時，我得知天津無理毆打並抓捕了四十多名法輪功學員，許多人已經前往信訪辦向政府反映情況。我雖然剛剛得法，但我覺的大法太好了，怎麼能夠這樣對待法輪功學員呢？我就和老伴一起也到信訪辦去，想表達我們的想法。
「到了那裡，已經有很多很多的法輪功學員了，讓我震驚的是學員們的秩序真好，大家沒有人講話，安安靜靜的或坐著或站著，手裡都拿著大法的書籍在看，有許多人在背誦經文。即使警察有時在挑唆什麼‘亮出你們的抗議旗子呀’，但是學員們都不為其所動，靜靜的看書，大家的心願就是希望政府能夠正確對待法輪功。」
結束語
以上只是數名法輪功學員們對九九年四二五的回憶，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人群本著對政府的信賴，都表達了一個共同而又樸素的願望：還法輪功一個公正、寬鬆的修煉環境，合法出版書籍。
而這個願望至今仍沒有實現，為此，三千多名已知的大法弟子甚至付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更多的不知名的海內外法輪功學員仍在為讓世人能夠正確認識法輪功、瞭解中共本質而奔走著。揭露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告訴人們法輪功學員所做這一切的真實想法就是在制止迫害，鼓勵世人勇敢的脫離中共，為自己選擇一個光明的未來。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也許只是歷史上的短暫一瞬，但那一天發生的事，直到今天，仍改變和影響著很多人。如果說四二五第一次把法輪功推向了世界舞臺，讓全世界為之驚嘆；那麼，歷史也從此記住了一群沒有口號、沒有標語的和平修煉者的身影，以及鑄就他們善良行為的真正道德規範-- 真、善、忍。面對中共八年來滅絕人性的迫害，他們堅守著「真善忍」，為人類樹立了永恆的豐碑，這也是「真善忍」所鑄就的一座道德豐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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