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回廣州小住，無書可讀，親友們推薦了大陸新出版的「曾志回憶錄」。以往我對中共高幹及其子女的回憶錄素不感興趣，這種情緒已經寫在最近香港出版的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裡：「一片歌功頌德之詞，與我們所經歷的真實歷史相去甚遠，甚或常有阿諛奉迎之詞，令人噁心。」但是親友說裡面暴露了很多真實歷史，不妨一閱，他認識陶鑄和曾志，我相信他的話，於是細閱起來。曾志的原意是「留給後人，藉以緬懷先烈，激勵來者。」對讀者「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可是適得其反，我卻從字裡行間透露出來的歷史事實中看到了邪惡，加上先前看過的「彭德懷自述」在此一併發些感言，請大家指正。
據大陸的出版社稱，「彭德懷自述」是根據一九七O年彭德懷被監禁的時候所寫的交代材料整理而成。裡面說到一九三一年春，蔣介石派黃公略的同父異母大哥黃梅莊策反黃公略，先見到彭德懷，彭將其灌醉，從他皮箱夾層裡搜出蔣介石的親筆信，殺了黃梅莊，還將其頭顱割下來放在皮箱裡交其隨員帶回，「斷絕蔣介石的幻想。」然後才將事情經過告訴黃公略本人。私自殺死別人的大哥卻連問都不用問一聲，幾十年後還以此為例子，作為自己「黨性強」的證據，這就是共產黨這個邪教組織不打自招的邪惡本貭。
「曾志回憶錄」裡面透露出來的共產黨邪惡本貭就更多了，幾乎比比皆是，作者引以為榮，讀者卻看得噁心。最突出的莫過於張戎女士「鮮為人知的毛」裡引用過的事例，詳細情況如下：「一九三二年一月，廈門中心市委急需經費，聽說我們剛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組織決定，將孩子「送」給別人，預收了一百大洋，而且已經用得差不多了。」「這哪裡是「送」？這是賣！這種事在今天是絕對不能設想的，但是對那時的共產黨人來說，’革命利益’高於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可以舍棄，包括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孩子送走前，我和蔡協民抱著孩子，特意去中山公園玩了一次，我將小鐵牛放在草地上，發呆地望著他，使勁地記住他的模樣，然後又一起去照相館照了一張全家福，我抱著鐵牛坐著，蔡協民立於一旁，照完相後，我給小鐵牛餵了最後一次奶，才依依不舍地把孩子交給同志抱走了。」「孩子送走二十六天就死了，書記也不敢告訴我，其實我早知道了……晚上有時很難受，暗暗地流淚。」「黨」有權賣掉別人的孩子問都不用問一聲，孩子的父母作為這個邪惡組織的成員，不但無力保護自己的孩子，甚至不敢哼一聲，還將其視作對邪教組織的忠誠，真是可悲可嘆！將其成員當作奴隸，還把他們的親屬都看成是供品，只有邪教組織才做得出來。與西方民主國家保護婦女兒童的法律和道德相比，真是天淵之別。
曾志在其回憶錄中吐露出來的婚姻戀愛道德觀也令人咋舌：「一天晚上夏明震召集會議，開得很晚……，半夜裡醒來一翻身，發現有個人躺在我的床上，原來是夏明震(組織部長、湖南特委)，我把他推醒，問他別人都走了，你為什麼不走？他說住的地方遠，外面戒嚴回不去了……，‘婦女主任’做我的工作，雖然和衣而睡，卻弄假成真，那時我才十六歲。」一九二八年朱毛在湘南郴州一帶實行焦土政策，「下令將耒陽到宜章一線四百里長公路兩側各五里內的房子通通燒掉，招至農民堅決反對，起來造反，殺共產黨。」「夏明震胸前被刺三四刀，面朝蒼天，我克制住感情，沒流一滴淚。」「雖說夏明震剛‘犧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當時認為‘革命者’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夫妻關係也就不是什麼重要的事了，哪裡還講什麼「三從四德」 ……。」旋即與蔡協民結婚。夏明震死於一九二八年三月，曾志第一胎產於同年十一月，即是夏明震的骨肉。一九三O年十月，和蔡協民還未離婚，又和陶鑄一見鍾情了。「我那時已下了決心，趁著調動工作的機會，和蔡協民分手各奔東西，……」、「我和陶鑄的感情越來越深，由假夫妻而自然結合，我臨近分娩時，陶鑄給了我無微不至的照顧，而我生下來的卻是蔡協民的骨肉……。」一面說和陶鑄感情很深，陶鑄被捕後又迅速移情別戀：「陶鑄恢復自由遙遙無期，二十三歲的我隨時準備犧牲，早將「三從四德」拋到九霄雲外，特委召開重要會議批評我「與任鐵鋒、葉飛關係密切，是小資產階級思想行為，在群眾中造成很壞影響。特委處分決定：「曾志在戀愛問題上極不嚴肅，同時與黨內兩個負責同志要好，影響黨內團結……。」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我認為戀愛是我的權利，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作出選擇。」屢屢舊婚未斷，又結新歡；幾次結婚，生下來的都是前任丈夫的骨肉，怪不得當時民間說共產黨「共產共妻」。
共產黨這個邪惡的組織，一方面要求其成員無條件地獻身；另一方面又對他們冷酷無情，曾志的前後兩任丈夫都曾經無獨有偶地被他們的黨無情地拋棄。「一九三二年秋，中央來了一紙通知，說蔡協民是「社會民主黨」，要求凡是蔡工作過的地方，都應對他進行揭發批判，劃清界線，肅清影響……。」「蔡協民決定向中央申訴，到上海後，住在一間小旅館裡，與中央機關派來的同志接上了頭，開始還好好的，第二次以後便再沒有人來理睬了，他抱著很大的幻想一天又一天地乾等著，到後來花光了盤纏，弄得無錢交房租、無錢吃飯，流浪街頭……，蔡協民意識到他被中央甩掉了。」蔡協民回福州後，在建築工地做苦工，打石頭、扛木頭……，開展工運，很多年以後，被國民黨殺害了，曾志才知道原來蔡協民被懷疑是「社會民主黨」，原因只是蔡協民釋放了一個被上級懷疑是「社會民主黨」的紅軍指揮員，就被他的黨認為是「同黨分子」。
陶鑄也有相似的經歷：「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中央局通知陶鑄到上海另行安排工作，陶鑄到上海後在四馬路附近租下一個小亭子間住下來。幾天後中央局派人來和他談了一次話，臨走時叫他不要多出去，等待工作安排，在白色恐怖環境下，他每天呆在亭子間裡讀書看報，只有在晚上出去走走買張報紙，後來就一直音訊全無，他被晾在亭子間裡苦捱時光，中央將他拒之門外。」也是很多年之後，陶鑄和曾志才知道他在上海被黨中央拋棄，是因為陶鑄曾經在福州「同志們」面前議論過「王明博古是吃洋麵包的，對中國革命不瞭解。」被人出賣，傳到王明耳朵裡，就被無情地拋棄了。邪惡的黨對待自己的「同志」尚且如此，對待其它非我族類就更可想而知了。
中共實際上是一個知識和道德水準都極其低下的農民黨，遠遠不是他一貫宣傳的那麼偉大光榮正確，在「曾志回憶錄」裡，你可以看到許多醜惡的東西。比如說，「福安中心縣委南北兩個區領導人互不服氣，他們雖然都是共產黨員，互相之間卻水火不容。」書中說到北區領導人詹如柏(簡稱「北詹」)「搞派別、爭領導權、與各路土匪稱兄道弟，對黨內不同意見的同志採取陰謀手段，置人於死地。」「範凌是個小知識份子，會做秘密工作，但不會帶兵打仗，而範鐵民是游擊隊長，會打仗，卻不會做群眾工作。北詹主張壽寧縣工作由範鐵民負責，把範凌調走，我剛到閩東，對情況不瞭解，不知道北詹和範鐵民是把兄弟，更沒有想到他會在其中耍手腕，……到年底時，聽說範凌被暗殺了，他妻子已有孕在身，也未能倖免，別人還以為他們兩夫妻調到中央蘇區去了，都很羨慕他們呢！」。
中共建政後的一方大員葉飛，也曾經遭自己的同志下毒手，之不過僥倖撿回一條老命而已。「曾志回憶錄」中說：「葉飛到一個小客棧接頭，中午正吃飯時來了兩個人，其中一人衝上來抓住他胸前的圍巾抬手就是一槍，他把頭一偏，子彈從右臉頰進，左臉頰出，幸好沒打掉牙齒也沒打斷舌頭，人倒下了，那人搜走了他身上的手槍、錢包和筆記簿等，掉頭就走，葉飛本能地抬起頭來，站在樓梯口的一個見了大叫：「他還未死！」開槍那人回頭又朝他開了幾槍，其中一槍打中左肩胛。……」、「葉飛始終認為自己的被刺與北詹有關，後來抓獲一名凶手，還未等凶手站住，詹如柏一句話也沒問，就慌裡慌張地大聲喝令拖出去槍斃，當時葉飛也在座，只見凶手回頭來大罵：「詹如柏，你好狠心啊！你太沒有良心啦！……」」曾志書中寫道：「詹如柏還藉口反革命殺害了陳亮，揚言幹掉施霖(南區負責人)」。事後，詹如柏把謀殺未遂的葉飛接到自己地盤的村子裡養病，請醫生為他診治，天天有魚有肉；而另一個與國民黨作戰負傷的「革命同志」莊毓麟，因為和詹如柏沒有任何利益來往或者利害衝突，卻被安排到深山裡和一個六十多歲的孤老頭同住，沒吃沒穿，差點餓死，更無醫藥，從來沒人過問。是曾志發現了這種情況，向上級報告，葉飛叫她帶一些肉過去……。由此可以看出，這班共產黨和土匪其實沒有多大的分別。
以前筆者不明白，為什麼如曾志所說的：「沒有了政治生命，人活著還有什麼意思？」看了這些回憶錄，包括張戎女士的「鮮為人知的毛」，才明白了因為他們將「革命」看作是一種職業，以此謀生：「毛一向窮，總處在經濟壓力下，他教小學，給報紙投稿，活得很辛苦。」「如今他一躍成了職業革命家，有了錢，把職務全辭了，開始享受迄今為止只能夢想的生活。」曾志也一樣，一生之中除了和共產黨組織失去聯絡的一段時間，靠自己打工維生之外，一輩子都靠這個黨供養。這就是為什麼一旦失去這個靠山，就像發了瘋一樣「尋找黨組織」。
斯大林、劉少奇說：「共產黨員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人。」一點也沒有錯！他們都是一些毫無人性的異類，即使是所謂出生入死、共同「革命」幾十年的老夫妻也不例外。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汪東興通知陶鑄要疏散到外地，當時陶鑄已身患末期癌症，曾志面臨兩種選擇：一是跟隨陶鑄去安徽，不准與外通訊聯絡；一是去廣東農村插隊落戶，不准與陶鑄聯絡。為了所謂革命利益，她竟選擇了後者，舍棄了垂死的丈夫，讓他一個人孤零零地走完人生最後的一小段，結果分手四十三天陶鑄就死了。俗語說「一夜夫妻百日恩」，生離死別，數十年的夫妻之情，在所謂革命利益面前竟然蕩然無存！這樣絕情的舉動，就算市井小民的婦道人家都做不出來，可是我們的「革命老前輩」卻大義凜然，幾十年後還當作光榮歷史向後人吹噓，真是人莫知恥！這難道會讓讀者感覺到你們這些共產黨人的偉大可敬嗎？作為一個讀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你們的無情無義，對待和自己共過患難的夫妻尚且如此冷酷無情，還能指望你們愛老百姓嗎？你們心裏愛的只有自己！表面上這些共黨高幹風光無限，實際上家庭生活毫無情趣，被所謂政治利益將家庭溫暖，夫妻恩愛和子女孝順清除得一乾二淨，他們活著的唯一目標就是所謂政治正確，而這種政治正確能當飯吃嗎？能有愛情嗎？能有天倫之樂嗎？可憐的愚蠢的「革命前輩」至死不明，帶著花崗岩腦袋見馬克思去了，這就是「曾志回憶錄」給我的感想，我相信任何一位稍有分析能力的讀者，讀後都會有和我一樣的感覺。
(10,March, 2007，紐約)
(3/4/07「觀察」雜誌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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