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建，則由楊拙夫選擇了一個年青幹練的雷浩清，設法徵得黃炎培的同意，調往北京總會工作，針對蔡廷鍇則也調了一位曾任十九路軍高級參謀，失敗後仍追隨老蔡多年，現在也列身於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的陳昶和，設法赴京。陳年已五十多，他的侄子是社會部幹部的共產黨員，解放後很快便通過他侄子的關係與華東社會部建立了秘密的工作關係。而黃紹□的妹夫王加岳原在上海市政府當技正，解放後不久也參加了民革。我參加情委會工作後才跟他建立起工作關係，他雖然是一個技術人才，可是，他對馬列主義理論，卻是向來頗感興趣的，關係建立後，他便很熱烈的參加了工作，當我向他提出新任務時，他很高興，而且，他說剛剛中央交通部有電調他赴京工作，於是他便迅速成行了。其餘對張瀾、馬敘倫、陳銘樞、張治中、邵力子等都選擇了適當人員次第調進了北京，轉移給北京的特工機構領導。毫無疑問，北京這一大批「敬如在」新貴，在重重監視，封鎖下，又加多了一層內線監視網，他們的一言一動，更難逃避毛澤東反動派的掌握了。
「………第二工作組第五小組的工作，從建立關係工作，到領導工作，都曾擴大和加強了。所收集的情報和根據某些情報中所發現的問題而加以處理，都表現得有相當的收穫。可是，從各位同志處理業務的立場和作風上，卻到處暴露著可怕的溫情主義的偏向。這種溫情主義的根源，是因為某些同志在思想上還沒有搞通，他們以為對敵人可以殘酷些，對統一戰線中的同盟者卻可以客氣些，可以不必那麼認真，這是應該受嚴厲批評的。同志們！在今天的工作總結會議中，我不得不強調向大家指出，就是：誰能夠本質上以對待敵人的立場和原則來對待同盟者，誰就是最正確的！誰就最值得嘉獎的！為了完成任務的便利，雖然技術上，形式上對待敵人和友人稍有差別，可是，如果誰把技術上的運用侵犯到原則，形式上的沖淡影響到本質和內容，誰就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
「同志們！你們瞭解了嗎？在處理這類問題上，我們政治保衛工作者的任務是：用對待敵人的方法，用對待敵人一樣高的政治警覺性，來控制、監視任何的同盟者，防止──不，不容許他們再變成敵人。如果發現有一絲一毫形跡，他們會變成敵人的可能，便要立刻處理，絕不允許猶疑！如果在同盟者隊伍裡，發現了一個真正的敵人，那麼，便立刻去殲滅他……。
「同志們！尤其是領導幹部同志們！從今天起，你們必須肅清觀念中的溫情主義偏向，站穩立場，正確作風，提高技巧，掌握政策，百分百地去完成任務………。
這就是特務頭子楊帆，在一九五○年，對於二工組第五小組夏季工作總結會報時的指示。像這樣的說話，在對中共內部的幹部會議中發表，是無所謂的，即使聽者有的感到警訝，有的感到駭懼，還是不會激起多大的風浪的。可是，像這樣露骨的談話，如果公布在解放日報上恐怕馬上有許多同盟者，尾巴黨分子，無恥的靠攏者給嚇壞了。在中共特務頭子的辯證看法裡，原來同盟者是跟敵人一樣的。我們對「友人」那麼殘酷了，可是楊帆還批評我們犯著溫情主義的偏向，難道，還要迫我們對同盟者走上濫捉濫打濫殺的道路才是正確的嗎。
在情委會期間，我除了對本身專任的第五小組業務全神貫注外，對第二工作組的其他部門，因副組長的關係，也不得不有時注意的。如今回憶起來，有些也值得在這裡記一記的。
第二工作組每天綜合各小組的情報，編輯油印成一小冊，必須放下午四時前發出，一份留本組，一份送胡主委，一份分送三室，另五份分送楊帆、王範、李士英、陳毅、饒漱石。後來又增送一份給劉曉，一份報中央社會部。但特別珍貴機密的情報，必須以密電方式，密封呈報上級，而不列入油印冊內，以免□漏。核定情報編印列報與否，主權全操在張浩手上，胡主委不能兼顧，別的副組長無權過問。我對張浩的專橫，開始是不服，是質詢，是批評，後來便是爭執，最後只好置之不理，其他二位副組長也是差不多。從對中統系，CC黨干係，工特系，所謂反動社團，會門團體中各種內線報來的情報中所發現須要處理的問題──決定作監視或逮捕等處理辦法的決斷者，只是張浩，有時，不大重要的對象，他決定執行後，連對胡主委和楊部長也用不著簽請批准，便去執行了，這種專橫作風，常使胡靜波為之瞠目結舌，但楊帆卻是善於事後追認他的所作所為的，如果幹得出成績來，還傳令嘉獎。但老胡和我們呢，如果不「事先請示，事後報告」，那麼，即使你幹出天大的成績，也難免遭受處分的，原因無他，完全是由於他是老楊的心腹幹部，是老楊的嫡系，他才敢「無組織，無紀律」到這樣的程度。
據說，破獲中統繫上海潛伏組唐煌案，是張浩不經請准，擅予迅速執行的結果。因為能夠大膽地從發現線索，到破獲偽造人民幣的印刷所，到捉到唐煌，才報告楊帆，是功在迅速。若等待輾轉請准，怕唐煌早就溜走了，所以，老楊不但沒有責備他，反而大加嘉詡。爾後，這種作風，便越來越發展得利害了。
大約由上海解放，到我離開上海這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裏，屬二工組工作範圍的特務或嫌疑分子，遭受非法逮捕的不下千餘人，遭受決定秘密監視或公開管制的不下萬餘人。大約初被監視管制者，除一部分交由情委會的直屬偵察幹部或地方情報單位繼續給予跟蹤、打梢、偵查等秘密監視外，餘則將案移交二室分發各地方管制單位給予公開管制。公開管制是與地方公安派出所與民政機關相配合的，所以，很多國特嫌疑比較輕的CC黨發乾部，在不知不覺中給予監視或管制時，偶然受到管制者對他懷疑加重而加逮捕，則多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或分局出面，而非由情委會直接出面，他就是這個原因。像過去曾當過潘公展秘書，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組織科長的皮鬆年，雖非存心靠攏，但卻目擊國民黨大勢已去，亡在旦夕，更因誤信共黨的虛偽宣傳，以為在寬大政策之下，作個順民，苟全性命於亂世，總是可以的。那曉得上海解放後不久，皮便立刻給張浩批交地方單位管制著，不但連職業找不列，離開上海市到國內別處去也不許可。失業經年，典當拍賣殆盡，最後，只好決定，打算偷偷溜到國外的香港。但這計畫和準備，卻給地方管制單位偵察到了，正在他動身前夕，虹口公安分局就把他關進牢裡，飽嗜鐵窗風味後，再放出給予公開管制，每天到住所附近的公安派出所報到一次。這樣同時由裡弄小組日夜監視，就連遠程偷跑的可能也剝奪了。到了今年五月大逮捕時，聞又被公安分局關進牢裡，迄今下落不明。這就是情委會地方單位與地方公安，民政機構配合監視、管制的一例。每個公安分局一個情報單位與一個管制單位，都是屬於社會部的，前者屬情委會，後者屬二室，而後來上海市公安部名義上撒銷，便成立了一個公安總局下的社會處，而處下組織，編製與公安部一樣，人事上全由社會部分撥下來，分擔地方工作。
情委會的業務會報，是每星期召開一次的，情委是當然的出席者，各工作組副組長而非情委的，在特許下也可以列席。像我們這樣缺乏發言權利的歷史「不清白」者，還是以少說話為妙的，除非事實上被催迫不過，不得不提出業務上的問題，付諸討論時，才勉強簡單地說幾句話。但是，老楊那些親信們，就好像不多說話，就不足以表現他（她）們的說話天才一樣，動輒滔滔不絕，使我們厭煩疲倦，恨不得藉故遁開。尤其是當老楊也抽空參加會報時，他的徒子徒孫們，便各自盡情表演，希博得他們的老闆的賞識了。
在一九五○年初春，華東社會部接到由臺灣的地下電臺發來的電報，報告因自滬、寧、杭解放後，半年來地下潛伏組織被破壞殆盡，迫得決定在一九五○年，再派遣大批幹部，取道舟山，潛進滬、寧、杭地區繼續潛伏活動。跟著那些早就滲進國民黨各種特務機關的內線，均分別由各內線系統所掌握的地下電臺，發來了一連串詳確的電報，軍統系國防部保密局，第二廳，與蔣經國系的國防部政治部等機構內吶內線，前後由臺北地下臺，鳳山地下臺，與龜山島的地下臺發來了報告，有的報告了派出的特務底名單，有的連特務們的簡歷，及派離臺北的日期也詳報了。而從中統系內政部調查局的內線，由臺北及新竹等地的地下電臺發來的電報，也報告了內調局亦派遣出一批幹部離臺，一部亦取道舟山，一部則取道香港潛入廣州再轉入各地，名單簡歷也一列列報告來了。同時，中央社會部也有指令急電下來，同樣是指出了這事件的嚴重性。大約，中央派臺的直屬內線，也有同樣報告去了。
這些密電是由華東社會部的幾個呼號不同的電臺分別收到，先送到部的秘書處，呈楊帆審閱過，才批給情委會有關各工作組簽辦的。各工作組經過清查各種國特系統，過去被中共所收集編製的用名及簡歷卡片──這些卡片是按姓氏筆劃多寡順序編成的，多數附上簡歷及社會關係，有些還附上照片。所以，對著電報清查起來，很容易便瞭解了一部分，不能瞭解的，就只有一些新進特務──分別抄錄附註電報後。跟著，舟山的地下電臺也有急電來了，而且，幾通名單，算起來有六十多人，打算於夜間乘帆船分三處登陸，一處在浦東川沙、南匯一帶，一處在錢塘江口金山衛、乍浦附近，一處在寧波附近。三夥人都有各該地的本地人帶路及準備登陸後作社會環境掩護，而且，各夥都配備了短槍，手榴彈，計時炸彈，每人身懷值黃金二兩之川資。這就表明瞭必要時就打游擊，而計時炸彈，據情報指出，是計畫進入上海後，不惜任何犧牲，要暗殺楊帆、李士英、陳毅、饒漱石的。這些來自臺灣舟山的情報，都曾使華東社會部震動起來。
於是，在一個午夜裡，楊帆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情委會的緊急會議，討論調派與各種國特系統有關的情委，尤其是那些在軍統，中統，團統，工特系統內生活了十年八年以上的幹部，都要一齊出動，配合公安部隊，到上述三個地點去迎接。開會時，楊帆首先宣布：這個會結束後，三隊人馬立刻出發。因為剛才接得舟山潛伏在軍統系與中統糸的內線分別拍來的急電，說國特們就在今明兩天的夜間，由海軍登陸艇護送帆船靠岸登陸，除已密電各地嚴密準備外，部裡的人馬必須及時趕到。因而，楊帆要求這個會議，應盡快結束。
可是，恰如上面所述及，那些自命「清白」而嫡系的人們，卻也一如過去，在老闆面前企圖大加表演，渴望抓著這個重要機會，來大大表現一下自己的才幹，好邀老闆的賞識。
當楊帆循例這樣一問：「同志們！你們還有什麼更好的意見沒有？」聲猶未了，這邊站起一個人，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篇他底補充計畫，那邊又站起一個人，同樣他滔滔不絕地提供了他底補充計畫，兩個、三個、五六七……個，一部分人的結論這樣說：「我的計畫不但可使登陸的國特被一網打盡，半個逃不了，而且，還可使他們永遠不敢作這樣的冒險。」一部分人的結論這樣說：「假如照著我的計畫，把寧波、金山衛的兩路逮捕起來，單獨放開浦東一路，給他們在我方監視下入市，待他們與市內國特地下機構取得聯絡後，再給予全面破獲。這樣不但把他們一網打盡，而且，還擴大了戰果，使他們殘存的一點未被發現的地下組織，再受到澈底的破壞，這是最好的辦法。」這樣子，你說一頓，我駁一頓，幾乎鬧到天亮了，還沒有結果。我們這些會說話的「啞巴」，固然不耐煩，而楊帆也忍耐下住了，沉不住氣，突然用拳頭捶著桌子大聲說：「天亮了！天亮了！現在要馬上出發，時間不容許我們再亂紛紛的討論了。現在大家用舉手來表決吧，現在統計起來，意見不過有三種，贊同我的處理辦法的舉手！」
這麼一來，誰都可以料到，舉手贊同老楊的辦法的當然佔了大多數。老楊看見舉手解決了問題，還怒猶未息地說：「爾後討論問題，大家不能再這樣亂髮言了，這算得什麼會議呢？」
後來的結果，卻是並不如楊帆的希望，僅是兩路被截到，一路卻給逃脫了。
而情委會內，就為了追蹤這逃脫的一路人馬而亂糟糟地吵鬧了幾個月。根據名單，被抓到的並不多，卻害了與這些名單有點社會關係的人們，飽受監視、管制，甚至被一度逮捕的痛苦。
情委會的工作表現，多是得力於內線的，楊帆曾一再鄭重指出：「沒有內線，就沒有正確的情報！」因而，根據我的瞭解，華東社會部三室和情委會，現在不但繼續在臺灣大陸的游擊隊內培養內線，而且，對國特機關在解放區的潛伏組織，他們是採取一定程度的「保留主義」的──這就是他們對某一國特系統留滬組織雖然已可以掌握，但如果估計它的破壞力不大，而自己已有內線在內活動的話，常常是有計畫的保留它的。等待這一系統國特由別地派來滬時，與它接上關係的增多了，才放棄了對它的「保留主義」，而予以一網打盡。這是最毒辣的鬥爭技術之一。
往事縈徊，傷心倍甚！當我執筆寫這篇文章時，正楊帆、胡靜波、馬福和、周立（高方中前妻）均曾先後抵港。有的正在佈署對臺灣的滲進工作，有的在港從事破壞國特駐港機構的活動，和破壞「第三勢力」運動。而有一二人，更曾狹路相逢過。可是，大家都黯然無言地避開了。我特藉此寄語這些得意的與失意的共特老朋友們：「早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雖然淡伯，卻也精神愉快！」
「………第二工作組第五小組的工作，從建立關係工作，到領導工作，都曾擴大和加強了。所收集的情報和根據某些情報中所發現的問題而加以處理，都表現得有相當的收穫。可是，從各位同志處理業務的立場和作風上，卻到處暴露著可怕的溫情主義的偏向。這種溫情主義的根源，是因為某些同志在思想上還沒有搞通，他們以為對敵人可以殘酷些，對統一戰線中的同盟者卻可以客氣些，可以不必那麼認真，這是應該受嚴厲批評的。同志們！在今天的工作總結會議中，我不得不強調向大家指出，就是：誰能夠本質上以對待敵人的立場和原則來對待同盟者，誰就是最正確的！誰就最值得嘉獎的！為了完成任務的便利，雖然技術上，形式上對待敵人和友人稍有差別，可是，如果誰把技術上的運用侵犯到原則，形式上的沖淡影響到本質和內容，誰就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
「同志們！你們瞭解了嗎？在處理這類問題上，我們政治保衛工作者的任務是：用對待敵人的方法，用對待敵人一樣高的政治警覺性，來控制、監視任何的同盟者，防止──不，不容許他們再變成敵人。如果發現有一絲一毫形跡，他們會變成敵人的可能，便要立刻處理，絕不允許猶疑！如果在同盟者隊伍裡，發現了一個真正的敵人，那麼，便立刻去殲滅他……。
「同志們！尤其是領導幹部同志們！從今天起，你們必須肅清觀念中的溫情主義偏向，站穩立場，正確作風，提高技巧，掌握政策，百分百地去完成任務………。
這就是特務頭子楊帆，在一九五○年，對於二工組第五小組夏季工作總結會報時的指示。像這樣的說話，在對中共內部的幹部會議中發表，是無所謂的，即使聽者有的感到警訝，有的感到駭懼，還是不會激起多大的風浪的。可是，像這樣露骨的談話，如果公布在解放日報上恐怕馬上有許多同盟者，尾巴黨分子，無恥的靠攏者給嚇壞了。在中共特務頭子的辯證看法裡，原來同盟者是跟敵人一樣的。我們對「友人」那麼殘酷了，可是楊帆還批評我們犯著溫情主義的偏向，難道，還要迫我們對同盟者走上濫捉濫打濫殺的道路才是正確的嗎。
在情委會期間，我除了對本身專任的第五小組業務全神貫注外，對第二工作組的其他部門，因副組長的關係，也不得不有時注意的。如今回憶起來，有些也值得在這裡記一記的。
第二工作組每天綜合各小組的情報，編輯油印成一小冊，必須放下午四時前發出，一份留本組，一份送胡主委，一份分送三室，另五份分送楊帆、王範、李士英、陳毅、饒漱石。後來又增送一份給劉曉，一份報中央社會部。但特別珍貴機密的情報，必須以密電方式，密封呈報上級，而不列入油印冊內，以免□漏。核定情報編印列報與否，主權全操在張浩手上，胡主委不能兼顧，別的副組長無權過問。我對張浩的專橫，開始是不服，是質詢，是批評，後來便是爭執，最後只好置之不理，其他二位副組長也是差不多。從對中統系，CC黨干係，工特系，所謂反動社團，會門團體中各種內線報來的情報中所發現須要處理的問題──決定作監視或逮捕等處理辦法的決斷者，只是張浩，有時，不大重要的對象，他決定執行後，連對胡主委和楊部長也用不著簽請批准，便去執行了，這種專橫作風，常使胡靜波為之瞠目結舌，但楊帆卻是善於事後追認他的所作所為的，如果幹得出成績來，還傳令嘉獎。但老胡和我們呢，如果不「事先請示，事後報告」，那麼，即使你幹出天大的成績，也難免遭受處分的，原因無他，完全是由於他是老楊的心腹幹部，是老楊的嫡系，他才敢「無組織，無紀律」到這樣的程度。
據說，破獲中統繫上海潛伏組唐煌案，是張浩不經請准，擅予迅速執行的結果。因為能夠大膽地從發現線索，到破獲偽造人民幣的印刷所，到捉到唐煌，才報告楊帆，是功在迅速。若等待輾轉請准，怕唐煌早就溜走了，所以，老楊不但沒有責備他，反而大加嘉詡。爾後，這種作風，便越來越發展得利害了。
大約由上海解放，到我離開上海這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裏，屬二工組工作範圍的特務或嫌疑分子，遭受非法逮捕的不下千餘人，遭受決定秘密監視或公開管制的不下萬餘人。大約初被監視管制者，除一部分交由情委會的直屬偵察幹部或地方情報單位繼續給予跟蹤、打梢、偵查等秘密監視外，餘則將案移交二室分發各地方管制單位給予公開管制。公開管制是與地方公安派出所與民政機關相配合的，所以，很多國特嫌疑比較輕的CC黨發乾部，在不知不覺中給予監視或管制時，偶然受到管制者對他懷疑加重而加逮捕，則多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或分局出面，而非由情委會直接出面，他就是這個原因。像過去曾當過潘公展秘書，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組織科長的皮鬆年，雖非存心靠攏，但卻目擊國民黨大勢已去，亡在旦夕，更因誤信共黨的虛偽宣傳，以為在寬大政策之下，作個順民，苟全性命於亂世，總是可以的。那曉得上海解放後不久，皮便立刻給張浩批交地方單位管制著，不但連職業找不列，離開上海市到國內別處去也不許可。失業經年，典當拍賣殆盡，最後，只好決定，打算偷偷溜到國外的香港。但這計畫和準備，卻給地方管制單位偵察到了，正在他動身前夕，虹口公安分局就把他關進牢裡，飽嗜鐵窗風味後，再放出給予公開管制，每天到住所附近的公安派出所報到一次。這樣同時由裡弄小組日夜監視，就連遠程偷跑的可能也剝奪了。到了今年五月大逮捕時，聞又被公安分局關進牢裡，迄今下落不明。這就是情委會地方單位與地方公安，民政機構配合監視、管制的一例。每個公安分局一個情報單位與一個管制單位，都是屬於社會部的，前者屬情委會，後者屬二室，而後來上海市公安部名義上撒銷，便成立了一個公安總局下的社會處，而處下組織，編製與公安部一樣，人事上全由社會部分撥下來，分擔地方工作。
情委會的業務會報，是每星期召開一次的，情委是當然的出席者，各工作組副組長而非情委的，在特許下也可以列席。像我們這樣缺乏發言權利的歷史「不清白」者，還是以少說話為妙的，除非事實上被催迫不過，不得不提出業務上的問題，付諸討論時，才勉強簡單地說幾句話。但是，老楊那些親信們，就好像不多說話，就不足以表現他（她）們的說話天才一樣，動輒滔滔不絕，使我們厭煩疲倦，恨不得藉故遁開。尤其是當老楊也抽空參加會報時，他的徒子徒孫們，便各自盡情表演，希博得他們的老闆的賞識了。
在一九五○年初春，華東社會部接到由臺灣的地下電臺發來的電報，報告因自滬、寧、杭解放後，半年來地下潛伏組織被破壞殆盡，迫得決定在一九五○年，再派遣大批幹部，取道舟山，潛進滬、寧、杭地區繼續潛伏活動。跟著那些早就滲進國民黨各種特務機關的內線，均分別由各內線系統所掌握的地下電臺，發來了一連串詳確的電報，軍統系國防部保密局，第二廳，與蔣經國系的國防部政治部等機構內吶內線，前後由臺北地下臺，鳳山地下臺，與龜山島的地下臺發來了報告，有的報告了派出的特務底名單，有的連特務們的簡歷，及派離臺北的日期也詳報了。而從中統系內政部調查局的內線，由臺北及新竹等地的地下電臺發來的電報，也報告了內調局亦派遣出一批幹部離臺，一部亦取道舟山，一部則取道香港潛入廣州再轉入各地，名單簡歷也一列列報告來了。同時，中央社會部也有指令急電下來，同樣是指出了這事件的嚴重性。大約，中央派臺的直屬內線，也有同樣報告去了。
這些密電是由華東社會部的幾個呼號不同的電臺分別收到，先送到部的秘書處，呈楊帆審閱過，才批給情委會有關各工作組簽辦的。各工作組經過清查各種國特系統，過去被中共所收集編製的用名及簡歷卡片──這些卡片是按姓氏筆劃多寡順序編成的，多數附上簡歷及社會關係，有些還附上照片。所以，對著電報清查起來，很容易便瞭解了一部分，不能瞭解的，就只有一些新進特務──分別抄錄附註電報後。跟著，舟山的地下電臺也有急電來了，而且，幾通名單，算起來有六十多人，打算於夜間乘帆船分三處登陸，一處在浦東川沙、南匯一帶，一處在錢塘江口金山衛、乍浦附近，一處在寧波附近。三夥人都有各該地的本地人帶路及準備登陸後作社會環境掩護，而且，各夥都配備了短槍，手榴彈，計時炸彈，每人身懷值黃金二兩之川資。這就表明瞭必要時就打游擊，而計時炸彈，據情報指出，是計畫進入上海後，不惜任何犧牲，要暗殺楊帆、李士英、陳毅、饒漱石的。這些來自臺灣舟山的情報，都曾使華東社會部震動起來。
於是，在一個午夜裡，楊帆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情委會的緊急會議，討論調派與各種國特系統有關的情委，尤其是那些在軍統，中統，團統，工特系統內生活了十年八年以上的幹部，都要一齊出動，配合公安部隊，到上述三個地點去迎接。開會時，楊帆首先宣布：這個會結束後，三隊人馬立刻出發。因為剛才接得舟山潛伏在軍統系與中統糸的內線分別拍來的急電，說國特們就在今明兩天的夜間，由海軍登陸艇護送帆船靠岸登陸，除已密電各地嚴密準備外，部裡的人馬必須及時趕到。因而，楊帆要求這個會議，應盡快結束。
可是，恰如上面所述及，那些自命「清白」而嫡系的人們，卻也一如過去，在老闆面前企圖大加表演，渴望抓著這個重要機會，來大大表現一下自己的才幹，好邀老闆的賞識。
當楊帆循例這樣一問：「同志們！你們還有什麼更好的意見沒有？」聲猶未了，這邊站起一個人，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篇他底補充計畫，那邊又站起一個人，同樣他滔滔不絕地提供了他底補充計畫，兩個、三個、五六七……個，一部分人的結論這樣說：「我的計畫不但可使登陸的國特被一網打盡，半個逃不了，而且，還可使他們永遠不敢作這樣的冒險。」一部分人的結論這樣說：「假如照著我的計畫，把寧波、金山衛的兩路逮捕起來，單獨放開浦東一路，給他們在我方監視下入市，待他們與市內國特地下機構取得聯絡後，再給予全面破獲。這樣不但把他們一網打盡，而且，還擴大了戰果，使他們殘存的一點未被發現的地下組織，再受到澈底的破壞，這是最好的辦法。」這樣子，你說一頓，我駁一頓，幾乎鬧到天亮了，還沒有結果。我們這些會說話的「啞巴」，固然不耐煩，而楊帆也忍耐下住了，沉不住氣，突然用拳頭捶著桌子大聲說：「天亮了！天亮了！現在要馬上出發，時間不容許我們再亂紛紛的討論了。現在大家用舉手來表決吧，現在統計起來，意見不過有三種，贊同我的處理辦法的舉手！」
這麼一來，誰都可以料到，舉手贊同老楊的辦法的當然佔了大多數。老楊看見舉手解決了問題，還怒猶未息地說：「爾後討論問題，大家不能再這樣亂髮言了，這算得什麼會議呢？」
後來的結果，卻是並不如楊帆的希望，僅是兩路被截到，一路卻給逃脫了。
而情委會內，就為了追蹤這逃脫的一路人馬而亂糟糟地吵鬧了幾個月。根據名單，被抓到的並不多，卻害了與這些名單有點社會關係的人們，飽受監視、管制，甚至被一度逮捕的痛苦。
情委會的工作表現，多是得力於內線的，楊帆曾一再鄭重指出：「沒有內線，就沒有正確的情報！」因而，根據我的瞭解，華東社會部三室和情委會，現在不但繼續在臺灣大陸的游擊隊內培養內線，而且，對國特機關在解放區的潛伏組織，他們是採取一定程度的「保留主義」的──這就是他們對某一國特系統留滬組織雖然已可以掌握，但如果估計它的破壞力不大，而自己已有內線在內活動的話，常常是有計畫的保留它的。等待這一系統國特由別地派來滬時，與它接上關係的增多了，才放棄了對它的「保留主義」，而予以一網打盡。這是最毒辣的鬥爭技術之一。
往事縈徊，傷心倍甚！當我執筆寫這篇文章時，正楊帆、胡靜波、馬福和、周立（高方中前妻）均曾先後抵港。有的正在佈署對臺灣的滲進工作，有的在港從事破壞國特駐港機構的活動，和破壞「第三勢力」運動。而有一二人，更曾狹路相逢過。可是，大家都黯然無言地避開了。我特藉此寄語這些得意的與失意的共特老朋友們：「早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雖然淡伯，卻也精神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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