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極普通的一天。這天，中國的水文天象，均無異常。然而，位於中國南部的城市深圳，卻在這天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因為，這天，它打破了一項世界記錄：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百多名在該地謀生的妓女，被深圳警方押赴大街，遊行示眾。頓時，深圳沸騰了。好像慶祝一次百年不遇的盛典，猶如圍觀一個別開生面的「馬戲團」，當一百多名少女，手戴刑具，身穿囚服，臉遮口罩，在萬分驚恐中遭受羞辱時，人們奔走相告，群情蕩漾。同時，當這些在現代歷史上極為罕見的鏡頭，通過各大通訊社的電波和計算機的網路傳開後，整個世界大吃一驚，目瞪口呆：這是哪裡？這是文明世界嗎？
形而上學的詰問
深圳警方的動機深不可測。或許，他們要向在附近視察的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獻媚。為彰顯整頓風化的決心，異想天開，暗送秋波？或許，警察不按「經濟規律」辦事，依仗警權，免費嫖娼。偶不遂願，老羞成怒，公報私仇？或許，按弗洛伊德推測，警界領袖有特殊嗜好。唯有妓女受辱，方能興奮不已？但是，不管警方可能有千百種複雜的動機，唯有一種動機可以明確排除：那就是他們要真心打擊「賣淫」。因為，在深圳，「淫業」和「警局」有著幾乎同樣悠久的歷史。兩家比鄰而居，相安無事。為什麼恰恰在十一月二十九日這天反目成仇？難道這天是百年不遇的黃道吉日，千載難逢的「貞節」假期？
深圳警方的行為明白無誤。他們以令人驚訝的野蠻、下流、愚蠢和不可思議的剛愎自用，在短短一天時間裏，集中展現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全部社會不公，毫不留情地捅破了「再造香港」和「春天故事」的神話。並且，在眾目睽睽之下，對當朝最為神聖的口號「和諧社會」，發出了令人難堪的挑戰。
深圳警方令人驚訝的野蠻：因為他們用中世紀的手段，對付毫無反抗能力的婦女。在他們眼裡，人權不是「硬道理」，尊嚴不會「壓倒一切」。所以，他們敢於違反任何文明社會的起碼準則，在完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處心積慮地、最大限度地肆意踐踏一群少女的尊嚴。膽大妄為，其心可誅。
深圳警方令人驚訝的下流：因為他們用窺視隱私的陰暗心理，取代司法公正；以長舌婦般打探是非的好奇，壓倒執法莊嚴。中國有成千上萬的待決犯，為什麼他們偏偏與這群少女過不去？難道她們有特殊的觀賞價值？「我們給她們戴了口罩」，深圳警方如此辯稱。先生們，這恰恰證明了你們的下流！因為，這正是你們明知故犯、欲蓋彌彰的鐵證。這正說明你們明知侵犯隱私，偏要侵犯隱私。「戴上口罩」能改變事情的性質嗎？莫非在深圳警方的法典裡，戴上避孕套，便沒有強姦罪了？「戴上口罩」和遊街示眾，本來自相矛盾。能幹出結合兩者勾當的人，不僅意識下流，而且思維混亂，行為低能。「低能」和「下流」並不互相排斥，深圳警方完美地體現了低能的下流。
深圳警方令人驚訝的愚蠢：因為他們在無意中違反了遊戲規則，觸犯了當代中國最大的政治禁忌。他們捅破了「繁榮」和「穩定」背後那層薄薄的窗紙，暴露了整個社會重重黑暗不公不平的冰山一角。遊街照片中的這群女孩，在深圳警方眼中一定十分「下賤」。但她們卻使我聯想到另一張照片，一張非常「高貴」的照片，一張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孫女，在巴黎成為「社交名媛」的新聞照片。從照片上看，遊街女孩和「社交名媛」應該是同齡人。然而，是什麼使她們的命運如此不同，如此懸殊？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要造就這兩張照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整句話一個字都不能少。光有「社會主義」，兩張照片都不應該存在。光有「市場經濟」，只能產生「社交名媛」。唯有「中國特色」，才能使「妓女遊街」和「社交名媛」同時並存。深圳警方，你們究竟想幹什麼？難道你們嫌中國貧富不夠懸殊，民怨不夠沸騰，人心不夠不平，社會過於公正？難道你們嫌貧民承受的苦難不夠深沉，傷口沒在淌血？所以，你們要公然展示、觀賞他們的苦難，要挑逗、調戲他們的傷口？你們居然想得出，恰恰選中深圳這個「改革開放」的窗口，暴露了這個窗口最需要掩蓋的東西：即「改革開放」底下脆弱的人文基礎，高樓林立背後昏庸貧乏的思想意識和燈紅酒綠掩蓋下的社會不公。你們自以為得計，肆無忌憚地恃強凌弱。但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那天，你們在打擊貧民的同時，恰恰在全世界面前，為中國的最高權貴出了一道無解的難題。
基於歷史的控訴
一百五十五年前，美國作家霍桑寫過一部小說《紅字》，講的是二百多年前發生在清教徒社會的故事。女主人翁海絲特通姦懷孕，這在當時是大逆不道之事。審判時，海絲特為保護情夫，拒不吐露他的名字，因而被判終生佩戴象徵恥辱的紅色「A」字（英文中代表 「通姦」），並和初生的嬰兒一起被遊街示眾。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深圳，使我聯想到霍桑筆下的場景：
「當那年輕的婦女——就是嬰兒的母親——全身位立在人群面前時，她的第一個衝動似乎就是把孩子抱在胸前；她這麼做與其說是出於母愛的激情，不如說可以藉此掩蓋釘在她衣裙上的標記。然而，她很快就醒悟過來了，用她的恥辱的一個標記來掩蓋另一個標記是無濟於事的，於是，索興用一條胳膊架著孩子，她雖然面孔紅得發燒，卻露出高傲的微笑，用毫無愧色的目光環視著她的同鎮居民和街坊鄰里。她的裙袍的前胸上露出了一個用紅色細布做就、周圍用金絲線精心繡成奇巧花邊的一個字母A。……圍觀的人群中擠開了一條通路。海絲特走向指定讓她示眾的地方。從牢門到市場沒有幾步路。然而，要是以囚犯的體驗來測量，恐怕是一個路途迢迢的旅程；因為她雖說是高視闊步，但在人們逼視的目光下，每邁出一步都要經歷一番痛苦，似乎她的心已經給拋到街心，任憑所有的人碾踩踐踏」。
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深圳，使我想到了海絲特。但是，海絲特的故事，發生在清教徒社會。那裡，「存天理，滅人欲」，以私生活嚴峻著稱。今天的深圳，私生活嚴峻嗎？「深圳遊街」和海絲特受辱的區別，或者說深圳比清教徒社會虛偽的地方就在於：深圳明明紙醉金迷，物慾橫流，卻「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一覺醒來，忽發奇想，又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這樣奇特的事情，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才幹得出來！光有「社會主義」，只能產生清教徒般嚴肅的生活。我們曾擁有過這種生活，在那裡，「深圳遊街」的女孩，本應都是良家婦女。光有「市場經濟」，這些女孩可能從良家婦女而淪落風塵，因為她們中不少人，除了身體，沒有「商品」可以出售。但是，「市場經濟」只要她們「有償」地供人玩樂，不會要她們「無償」地供人羞辱。唯有「中國特色」，不僅要在晚上玩弄她們，還要在白天侮辱她們！深圳特區確實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特」：當特區的經濟需要發展，特區的企業需要「公關」時，它需要這批女孩強作笑容。那時，她們就要被「買斷」，被「包養」。但是，當特區的政治需要「形象工程」，需要「貞節牌坊」時，它又需要這批女孩以淚洗臉。這時，她們就要被展覽，被羞辱。請問，全世界什麼地方能找到這樣價廉物美，一專多能，且逆來順受的女孩？請問，中國的投資環境能不在世界名列前茅嗎？
看著深圳遊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臉的女孩，我突發奇想。我想告訴那女孩，你以手捂臉，在我心目中你是無辜的受害者。但是，如果你敢於放下手來，像海絲特那樣，傲視群倫，那你在我心目中便是傳奇般的英雄。但我立刻意識到自己想法的幼稚和不現實。讓我們看看中國報告文學作家胡傳永在《打工妹的故事》裡，對那些女孩處境的描寫：
「一個又一個的農家少女，因生活所迫背井離鄉，到繁華的都市裡打工掙錢。她們掙到的錢非常有限，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卻異常慘重：衣不禦寒，食不果腹，居無定所。貞潔被無情撕毀，尊嚴遭肆意蹂躪。世道的險惡、謀生的艱辛，無時無刻不摧殘著這些本正處於花季年齡的群體。……她們出去得最早。上個世紀80年代左右，當農村需要減負時，當城市須要賤民時，她們便獻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沖在另辟生路的最前邊」。然而，在茫茫人海孤立無援的掙扎中，她們一旦墮落風塵，就再難找回自己原來的位置。因為，她們「如何再去面對一直匍匐在莊稼地裡的鄉下父母? 如何再嫁進充滿溫馨亦拴緊籬笆的農家小院? 如何迴避掉村頭樹陰下那些鄙夷的目光? 又如何打發將來繞在膝下天真兒女們「媽媽做閨女時」的有關追問?」
看著深圳遊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臉的女孩，我意識到，她其實不是為了自己。她更多是為了那遠在天邊讓她牽腸挂肚的父母兄妹，她更在乎的是那片她曾生活過並讓她夢魂縈繞的故土故鄉。她真正難以割捨，真正投鼠忌器的，是她那「原來的位置」。而這，或許是她如今唯一珍藏，唯一能留該自己的東西。誰說深圳警方愚蠢？誰說深圳警方低能？他們非常明白這層道理，所以他們要把這些女孩的原籍、住址、姓名，以及他們動用專業手段能夠偵查到的一切蛛絲馬跡，統統抖落出來。深圳警方，你們究竟要幹什麼？你們和這些女孩前世無冤，今世無仇，何故下手如此狠毒？不僅要趕盡殺絕，還要旁及無辜，株連九族？
基於現實的抗議
記得在上海時，曾問一位警界朋友，他們是否打擊「賣淫」？答：「堅決打擊」。問：「如何打擊」？答：「四星級以上賓館不打，以下堅決打」。問：「為何」？朋友驚訝於我的無知，耐心開導：「當然是為了投資」。我聞言醍醐灌頂，茅塞頓開。確實，來華投資的富商巨賈，不會下榻於四星級以下賓館。在他們懷抱裡「賣淫」，屬於「投資環境」。我這才明白，「發展就是硬道理」，原來「放之四海而皆准」，舉一反三，廣泛適用。這樣的普遍真理，大概又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創舉。因為，「社會主義」，本來沒有妓女。而「市場經濟」，據說「普遍的自由導致惠及全人類的經濟增長」。所以，「市場准入」應一視同仁，不能設置等級壁壘。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黑白通吃：官分三公九卿，妓有高低貴賤。不僅「刑不上大夫」，且「刑」不上二奶秘書、涉外娼妓。
上海和深圳，同在一個政黨領導下，一部憲法管轄內。警界準則，應無二致。所以，深圳遊街的女孩，一定不幸淪落於四星級以下賓館。對她們，無論怎樣欺負，怎樣侮辱，都不會影響深圳的「投資環境」和「改革開放」。是的，這群女孩中，不會有人為「改革開放」做出過突出貢獻。她們中很少有人做過攻「官」小姐、外商「秘書」；她們中很少有人一「脫」成名，躋身流行「超女」、當紅艷星；她們中更沒有人衝出亞洲，闖蕩好萊塢，進軍奧斯卡。但是，她們是她們這行中「沉默的大多數」。她們雖不光彩照人，被「黨的喉舌」所追捧，但她們或許有她們不為人知，且遭媒體封殺的故事：她們中，或許有父兄慘死於一次又一次的礦難；她們中，或許有弟妹葬身於那場「讓領導先走」的火災。她們，和她們的親人一樣，處於社會底層，用她們的雙手、青春、身體，甚至她們的生命，默默無聞地、被人鄙視地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承擔著最低賤的勞作，付出了最沈重的代價。
沒有讀過經濟學，不知道深圳遊街女孩們創造的價值，在中國GDP裡所佔的百分比。我只知道，她們中不會有人將資產轉移海外，賬戶設至瑞士。所以，消費傾向，十分愛國。沒有學過「三個代表」理論，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征途中，深圳遊街女孩們的利益，該由哪位「代表」來代表。我只知道，在亞洲，在中國「和平崛起」前，日本曾非「和平崛起」。我只知道，在日本非「和平崛起」的大軍中，有一批和深圳遊街女孩年齡相彷的女孩。她們是日軍的隨軍軍妓，曾為日本的非「和平崛起」，做出過自己的貢獻。我只知道，日本那支橫掃亞洲，在太平洋上不惜玉石俱焚的軍隊，雖然凶悍、殘忍，甚至嗜殺，卻從來沒有侮辱過自己的軍妓，自己的同胞。拋開政治分歧，暫忘歷史恩怨，深圳警方，你們不妨兩相對照，你們不妨捫心自問，在你們的隊伍中，還有沒有血性男兒？在你們的旗幟下，還有沒有可以稱為男人的男人？！
我手頭還有一張照片，是中東恐怖份子執行斬首行動的照片。照片上，劊子手個個頭戴面罩。他們為什麼戴面罩？因為他們有自知之明，因為他們意識到危險，因為他們自己也恐懼。和斬首行動中的恐怖份子相比，深圳警方表現得如此無畏。我再次凝視著那張深圳遊街的照片。這次，我看到了女孩們身後的警察，個個身穿制服，頭頂國徽，臉無懼色，心無愧意。這次，我不僅驚訝於深圳警方的野蠻和下流，更震撼於他們的麻木和無知。如果深圳警方有恐怖份子百分之一的智慧和見識，他們就會將他們親手發放的口罩，戴在自己臉上。因為，由他們扮演最高仲裁者的這些照片，總有一天會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恥辱柱上！
「我等著」
深圳遊街時，據說有圍觀者拍手稱快，當地媒體也曾交口稱讚。但是，中國「沉默的大多數」很快開始發言，他們通過媒體，尤其是通過自由的網路，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以壓倒多數的聲音譴責了深圳警方。這是一種較量，一種人性的較量；這是一場戰役，一場思想的戰役；這是一次搏鬥，一次良知和愚昧，光明和黑暗的搏鬥。這次交鋒中的多數，代表了人心所向，也體現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深刻的進步。其中，最可貴的是上海律師姚建國，他公開上書全國人大，並引用威廉 · 皮特的名言：「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能進」，表達了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維護貧民尊嚴的信念。
姚建國的公開信，在我看來，可稱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我控訴》。一個多世紀前，法國作家左拉為德雷福斯冤案，置自身安危於不顧，力排眾議，振聾發聵，寫下了轟動世界、名垂青史的《我控訴》（J’ accuse）。距「深圳遊街」整整一百年前，即一九0六年，德雷福斯冤情大白，被法國最高法院宣布無罪。左拉的《我控訴》，利在當時，功在千秋，不僅洗刷了德雷福斯的冤情，而且淨化了法蘭西的思想，挽救了法蘭西的榮譽。今天，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像姚建國律師那樣，對中國點點滴滴的不公喊出「我控訴」！對具體而微的黑暗表示「我抗議」！那麼，縱然身無萬貫之財，手無尺寸之兵，我們也能為中國減少一分不平，添加一線光明。左拉的《我控訴》，洋洋萬言，最後以三個字終結全篇，那三個字就是「我等著」。今天，我們也等著：等著深圳警方公開道歉的一天。等著被蹂躪被侮辱的受害者，獲得尊嚴和賠償的一天。(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形而上學的詰問
深圳警方的動機深不可測。或許，他們要向在附近視察的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獻媚。為彰顯整頓風化的決心，異想天開，暗送秋波？或許，警察不按「經濟規律」辦事，依仗警權，免費嫖娼。偶不遂願，老羞成怒，公報私仇？或許，按弗洛伊德推測，警界領袖有特殊嗜好。唯有妓女受辱，方能興奮不已？但是，不管警方可能有千百種複雜的動機，唯有一種動機可以明確排除：那就是他們要真心打擊「賣淫」。因為，在深圳，「淫業」和「警局」有著幾乎同樣悠久的歷史。兩家比鄰而居，相安無事。為什麼恰恰在十一月二十九日這天反目成仇？難道這天是百年不遇的黃道吉日，千載難逢的「貞節」假期？
深圳警方的行為明白無誤。他們以令人驚訝的野蠻、下流、愚蠢和不可思議的剛愎自用，在短短一天時間裏，集中展現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全部社會不公，毫不留情地捅破了「再造香港」和「春天故事」的神話。並且，在眾目睽睽之下，對當朝最為神聖的口號「和諧社會」，發出了令人難堪的挑戰。
深圳警方令人驚訝的野蠻：因為他們用中世紀的手段，對付毫無反抗能力的婦女。在他們眼裡，人權不是「硬道理」，尊嚴不會「壓倒一切」。所以，他們敢於違反任何文明社會的起碼準則，在完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處心積慮地、最大限度地肆意踐踏一群少女的尊嚴。膽大妄為，其心可誅。
深圳警方令人驚訝的下流：因為他們用窺視隱私的陰暗心理，取代司法公正；以長舌婦般打探是非的好奇，壓倒執法莊嚴。中國有成千上萬的待決犯，為什麼他們偏偏與這群少女過不去？難道她們有特殊的觀賞價值？「我們給她們戴了口罩」，深圳警方如此辯稱。先生們，這恰恰證明了你們的下流！因為，這正是你們明知故犯、欲蓋彌彰的鐵證。這正說明你們明知侵犯隱私，偏要侵犯隱私。「戴上口罩」能改變事情的性質嗎？莫非在深圳警方的法典裡，戴上避孕套，便沒有強姦罪了？「戴上口罩」和遊街示眾，本來自相矛盾。能幹出結合兩者勾當的人，不僅意識下流，而且思維混亂，行為低能。「低能」和「下流」並不互相排斥，深圳警方完美地體現了低能的下流。
深圳警方令人驚訝的愚蠢：因為他們在無意中違反了遊戲規則，觸犯了當代中國最大的政治禁忌。他們捅破了「繁榮」和「穩定」背後那層薄薄的窗紙，暴露了整個社會重重黑暗不公不平的冰山一角。遊街照片中的這群女孩，在深圳警方眼中一定十分「下賤」。但她們卻使我聯想到另一張照片，一張非常「高貴」的照片，一張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孫女，在巴黎成為「社交名媛」的新聞照片。從照片上看，遊街女孩和「社交名媛」應該是同齡人。然而，是什麼使她們的命運如此不同，如此懸殊？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要造就這兩張照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整句話一個字都不能少。光有「社會主義」，兩張照片都不應該存在。光有「市場經濟」，只能產生「社交名媛」。唯有「中國特色」，才能使「妓女遊街」和「社交名媛」同時並存。深圳警方，你們究竟想幹什麼？難道你們嫌中國貧富不夠懸殊，民怨不夠沸騰，人心不夠不平，社會過於公正？難道你們嫌貧民承受的苦難不夠深沉，傷口沒在淌血？所以，你們要公然展示、觀賞他們的苦難，要挑逗、調戲他們的傷口？你們居然想得出，恰恰選中深圳這個「改革開放」的窗口，暴露了這個窗口最需要掩蓋的東西：即「改革開放」底下脆弱的人文基礎，高樓林立背後昏庸貧乏的思想意識和燈紅酒綠掩蓋下的社會不公。你們自以為得計，肆無忌憚地恃強凌弱。但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那天，你們在打擊貧民的同時，恰恰在全世界面前，為中國的最高權貴出了一道無解的難題。
基於歷史的控訴
一百五十五年前，美國作家霍桑寫過一部小說《紅字》，講的是二百多年前發生在清教徒社會的故事。女主人翁海絲特通姦懷孕，這在當時是大逆不道之事。審判時，海絲特為保護情夫，拒不吐露他的名字，因而被判終生佩戴象徵恥辱的紅色「A」字（英文中代表 「通姦」），並和初生的嬰兒一起被遊街示眾。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深圳，使我聯想到霍桑筆下的場景：
「當那年輕的婦女——就是嬰兒的母親——全身位立在人群面前時，她的第一個衝動似乎就是把孩子抱在胸前；她這麼做與其說是出於母愛的激情，不如說可以藉此掩蓋釘在她衣裙上的標記。然而，她很快就醒悟過來了，用她的恥辱的一個標記來掩蓋另一個標記是無濟於事的，於是，索興用一條胳膊架著孩子，她雖然面孔紅得發燒，卻露出高傲的微笑，用毫無愧色的目光環視著她的同鎮居民和街坊鄰里。她的裙袍的前胸上露出了一個用紅色細布做就、周圍用金絲線精心繡成奇巧花邊的一個字母A。……圍觀的人群中擠開了一條通路。海絲特走向指定讓她示眾的地方。從牢門到市場沒有幾步路。然而，要是以囚犯的體驗來測量，恐怕是一個路途迢迢的旅程；因為她雖說是高視闊步，但在人們逼視的目光下，每邁出一步都要經歷一番痛苦，似乎她的心已經給拋到街心，任憑所有的人碾踩踐踏」。
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深圳，使我想到了海絲特。但是，海絲特的故事，發生在清教徒社會。那裡，「存天理，滅人欲」，以私生活嚴峻著稱。今天的深圳，私生活嚴峻嗎？「深圳遊街」和海絲特受辱的區別，或者說深圳比清教徒社會虛偽的地方就在於：深圳明明紙醉金迷，物慾橫流，卻「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一覺醒來，忽發奇想，又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這樣奇特的事情，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才幹得出來！光有「社會主義」，只能產生清教徒般嚴肅的生活。我們曾擁有過這種生活，在那裡，「深圳遊街」的女孩，本應都是良家婦女。光有「市場經濟」，這些女孩可能從良家婦女而淪落風塵，因為她們中不少人，除了身體，沒有「商品」可以出售。但是，「市場經濟」只要她們「有償」地供人玩樂，不會要她們「無償」地供人羞辱。唯有「中國特色」，不僅要在晚上玩弄她們，還要在白天侮辱她們！深圳特區確實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特」：當特區的經濟需要發展，特區的企業需要「公關」時，它需要這批女孩強作笑容。那時，她們就要被「買斷」，被「包養」。但是，當特區的政治需要「形象工程」，需要「貞節牌坊」時，它又需要這批女孩以淚洗臉。這時，她們就要被展覽，被羞辱。請問，全世界什麼地方能找到這樣價廉物美，一專多能，且逆來順受的女孩？請問，中國的投資環境能不在世界名列前茅嗎？
看著深圳遊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臉的女孩，我突發奇想。我想告訴那女孩，你以手捂臉，在我心目中你是無辜的受害者。但是，如果你敢於放下手來，像海絲特那樣，傲視群倫，那你在我心目中便是傳奇般的英雄。但我立刻意識到自己想法的幼稚和不現實。讓我們看看中國報告文學作家胡傳永在《打工妹的故事》裡，對那些女孩處境的描寫：
「一個又一個的農家少女，因生活所迫背井離鄉，到繁華的都市裡打工掙錢。她們掙到的錢非常有限，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卻異常慘重：衣不禦寒，食不果腹，居無定所。貞潔被無情撕毀，尊嚴遭肆意蹂躪。世道的險惡、謀生的艱辛，無時無刻不摧殘著這些本正處於花季年齡的群體。……她們出去得最早。上個世紀80年代左右，當農村需要減負時，當城市須要賤民時，她們便獻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沖在另辟生路的最前邊」。然而，在茫茫人海孤立無援的掙扎中，她們一旦墮落風塵，就再難找回自己原來的位置。因為，她們「如何再去面對一直匍匐在莊稼地裡的鄉下父母? 如何再嫁進充滿溫馨亦拴緊籬笆的農家小院? 如何迴避掉村頭樹陰下那些鄙夷的目光? 又如何打發將來繞在膝下天真兒女們「媽媽做閨女時」的有關追問?」
看著深圳遊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臉的女孩，我意識到，她其實不是為了自己。她更多是為了那遠在天邊讓她牽腸挂肚的父母兄妹，她更在乎的是那片她曾生活過並讓她夢魂縈繞的故土故鄉。她真正難以割捨，真正投鼠忌器的，是她那「原來的位置」。而這，或許是她如今唯一珍藏，唯一能留該自己的東西。誰說深圳警方愚蠢？誰說深圳警方低能？他們非常明白這層道理，所以他們要把這些女孩的原籍、住址、姓名，以及他們動用專業手段能夠偵查到的一切蛛絲馬跡，統統抖落出來。深圳警方，你們究竟要幹什麼？你們和這些女孩前世無冤，今世無仇，何故下手如此狠毒？不僅要趕盡殺絕，還要旁及無辜，株連九族？
基於現實的抗議
記得在上海時，曾問一位警界朋友，他們是否打擊「賣淫」？答：「堅決打擊」。問：「如何打擊」？答：「四星級以上賓館不打，以下堅決打」。問：「為何」？朋友驚訝於我的無知，耐心開導：「當然是為了投資」。我聞言醍醐灌頂，茅塞頓開。確實，來華投資的富商巨賈，不會下榻於四星級以下賓館。在他們懷抱裡「賣淫」，屬於「投資環境」。我這才明白，「發展就是硬道理」，原來「放之四海而皆准」，舉一反三，廣泛適用。這樣的普遍真理，大概又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創舉。因為，「社會主義」，本來沒有妓女。而「市場經濟」，據說「普遍的自由導致惠及全人類的經濟增長」。所以，「市場准入」應一視同仁，不能設置等級壁壘。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黑白通吃：官分三公九卿，妓有高低貴賤。不僅「刑不上大夫」，且「刑」不上二奶秘書、涉外娼妓。
上海和深圳，同在一個政黨領導下，一部憲法管轄內。警界準則，應無二致。所以，深圳遊街的女孩，一定不幸淪落於四星級以下賓館。對她們，無論怎樣欺負，怎樣侮辱，都不會影響深圳的「投資環境」和「改革開放」。是的，這群女孩中，不會有人為「改革開放」做出過突出貢獻。她們中很少有人做過攻「官」小姐、外商「秘書」；她們中很少有人一「脫」成名，躋身流行「超女」、當紅艷星；她們中更沒有人衝出亞洲，闖蕩好萊塢，進軍奧斯卡。但是，她們是她們這行中「沉默的大多數」。她們雖不光彩照人，被「黨的喉舌」所追捧，但她們或許有她們不為人知，且遭媒體封殺的故事：她們中，或許有父兄慘死於一次又一次的礦難；她們中，或許有弟妹葬身於那場「讓領導先走」的火災。她們，和她們的親人一樣，處於社會底層，用她們的雙手、青春、身體，甚至她們的生命，默默無聞地、被人鄙視地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承擔著最低賤的勞作，付出了最沈重的代價。
沒有讀過經濟學，不知道深圳遊街女孩們創造的價值，在中國GDP裡所佔的百分比。我只知道，她們中不會有人將資產轉移海外，賬戶設至瑞士。所以，消費傾向，十分愛國。沒有學過「三個代表」理論，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征途中，深圳遊街女孩們的利益，該由哪位「代表」來代表。我只知道，在亞洲，在中國「和平崛起」前，日本曾非「和平崛起」。我只知道，在日本非「和平崛起」的大軍中，有一批和深圳遊街女孩年齡相彷的女孩。她們是日軍的隨軍軍妓，曾為日本的非「和平崛起」，做出過自己的貢獻。我只知道，日本那支橫掃亞洲，在太平洋上不惜玉石俱焚的軍隊，雖然凶悍、殘忍，甚至嗜殺，卻從來沒有侮辱過自己的軍妓，自己的同胞。拋開政治分歧，暫忘歷史恩怨，深圳警方，你們不妨兩相對照，你們不妨捫心自問，在你們的隊伍中，還有沒有血性男兒？在你們的旗幟下，還有沒有可以稱為男人的男人？！
我手頭還有一張照片，是中東恐怖份子執行斬首行動的照片。照片上，劊子手個個頭戴面罩。他們為什麼戴面罩？因為他們有自知之明，因為他們意識到危險，因為他們自己也恐懼。和斬首行動中的恐怖份子相比，深圳警方表現得如此無畏。我再次凝視著那張深圳遊街的照片。這次，我看到了女孩們身後的警察，個個身穿制服，頭頂國徽，臉無懼色，心無愧意。這次，我不僅驚訝於深圳警方的野蠻和下流，更震撼於他們的麻木和無知。如果深圳警方有恐怖份子百分之一的智慧和見識，他們就會將他們親手發放的口罩，戴在自己臉上。因為，由他們扮演最高仲裁者的這些照片，總有一天會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恥辱柱上！
「我等著」
深圳遊街時，據說有圍觀者拍手稱快，當地媒體也曾交口稱讚。但是，中國「沉默的大多數」很快開始發言，他們通過媒體，尤其是通過自由的網路，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以壓倒多數的聲音譴責了深圳警方。這是一種較量，一種人性的較量；這是一場戰役，一場思想的戰役；這是一次搏鬥，一次良知和愚昧，光明和黑暗的搏鬥。這次交鋒中的多數，代表了人心所向，也體現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深刻的進步。其中，最可貴的是上海律師姚建國，他公開上書全國人大，並引用威廉 · 皮特的名言：「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能進」，表達了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維護貧民尊嚴的信念。
姚建國的公開信，在我看來，可稱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我控訴》。一個多世紀前，法國作家左拉為德雷福斯冤案，置自身安危於不顧，力排眾議，振聾發聵，寫下了轟動世界、名垂青史的《我控訴》（J’ accuse）。距「深圳遊街」整整一百年前，即一九0六年，德雷福斯冤情大白，被法國最高法院宣布無罪。左拉的《我控訴》，利在當時，功在千秋，不僅洗刷了德雷福斯的冤情，而且淨化了法蘭西的思想，挽救了法蘭西的榮譽。今天，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像姚建國律師那樣，對中國點點滴滴的不公喊出「我控訴」！對具體而微的黑暗表示「我抗議」！那麼，縱然身無萬貫之財，手無尺寸之兵，我們也能為中國減少一分不平，添加一線光明。左拉的《我控訴》，洋洋萬言，最後以三個字終結全篇，那三個字就是「我等著」。今天，我們也等著：等著深圳警方公開道歉的一天。等著被蹂躪被侮辱的受害者，獲得尊嚴和賠償的一天。(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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