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多曼斯基來華，我們就可以把一切當成塵埃落定嗎？不，因為過去存在的東西不會因一個洋教的到來而自動解除。
「中國女足到底發生過什麼」——這個問題像懸在頭頂的一根木魚讓人去尋詢，3月16日，我前往成都附近的崇州，它正在進行全國女足超級聯賽，3月19日，我前往北京，因為很多當事人已經回國，我企圖進行一個獨立的調查，但最終它是一個沒有真正完成的調查，突然發現自己根本無力還原完整的歷史，我最多能記錄一些碎片，但它們都是真實完成的，想起劉曉新在他那篇引發了軒然大波的《神秘的十九天》的開篇語：萬曆十五年，長慶宮不事修繕……
可以真相只掩埋在這些修繕之事中吧。
但這並不妨礙我得出中國女足之亂的根源：政治博弈導致女足之亂
一、兩個人之間的政治博弈
這次女足之亂似乎緣起於李飛宇，但李飛宇只是一個小人物，但他身後卻有兩個大人物，一個是作為足協一把手的謝亞龍，一個是作為分管副主席的楊一民。
兩個大人物之間的微妙關係把小人物李飛宇怪異地弄到中國女足的「領隊」崗位上，並最終導致女足之亂。其實這是一個足協內部幾乎人人盡知的秘密——典型的拉郎配導致了一個小人物的悲劇。
在去年的中國足協的「競聘」開始時，希望得到重任的李飛宇按照自己的願望填寫了幾個志願，他喜歡去搞他的技術情報工作，這符合他的性格，也符合他的專長，另外有一個原因是：他很想和老婆要一個孩子，過去懷了兩次都沒成功，如果跟著女足跑來跑去，會影響到他撫育的下一代計畫。
但中國足協所謂「競聘」一直是個形式化產物，搞黨務的幹部可以去管理聯賽，搞技術的人當然也可以去搞女足，當謝亞龍欽點李飛宇去當「女足領隊」時，這個技術官員曾拒絕，但謝亞龍一定要他接手這個崗位，最終，李飛宇前往了他不喜歡也不擅長的女足領隊這一崗位上。一種說法是：謝亞龍看中
他的外語優勢，之後可以與洋教練進行有效溝通；另一種說法是：他視楊一民為恩師，就連私下裡的稱呼也就是「楊老師」而非「楊主席」。
到底李飛宇是「親謝」還是「親楊」還有疑問，有人說他是謝亞龍為了摻沙子摻到楊一民所屬的女足隊伍中的，比如謝亞龍已把蔚少輝以領隊身份摻到南勇所屬的國奧隊中，把李曉光以領隊身份摻到國家隊中，「摻沙子」，是中國官場最常見的技術；但另有人說了一段陳年往事證明李飛宇不是謝亞龍的人，那是還在李飛宇讀北體大時，由於當年學校正好有兩名大學生因喝酒被外面的人扎死，北體大正處在「禁酒令」期間，但李飛宇某晚不顧禁令跑到校外喝酒，正醉眼迷濛回校是時，路上迎面碰到謝亞龍，謝亞龍大怒之際幾乎將處罰李飛宇「勒令退學，發配原籍」時，一支神秘的手救了李飛宇，這隻神秘的手的主人是誰？
我們已經看出來：這一人事任命具有相當的「裙帶」的意味，它是一個行政意義大於技術意義的決定。也許，從一開始這個任命就埋下了女足之亂的根源。在阿爾代夫失敗後，李飛宇向《足夜》記者說：「我在隊中一切所作所為都是聽楊主席的，他讓我幹的我才幹，不讓我幹的，你說我敢去幹嗎？」
說李飛宇是「替死鬼」有粉飾之嫌，他只是一個傀儡，他的牙籤事件其實是一個性格孤僻的男人在壓力之下的失態。但李飛宇不願意去擔當女足領隊卻被強行上架得以證實。
在女足事務上，謝亞龍和楊一民之間一直關係微妙，一個故事是：去年有一天，分管女足的楊一民前往謝亞龍辦公室匯報有關事務，楊一民站在謝亞龍的身後不停地說，但謝亞龍足有五分鐘不說話也不回頭，他一直用後腦杓對著匯報者，楊一民探頭一看，原來謝亞龍是對著桌上的電腦下著網路圍棋。楊一民大怒，轉身拉開二樓謝亞龍的辦公室門，對樓道大聲吼叫：「你這是什麼態度！」摔門而出，整個二樓的足協幹部們都聽見了。
謝與楊之間的對峙已不是秘密，不可否認，他們都希望搞好女足，但客觀事實是：連馬良行也能輕易發現坊間傳聞的真實性——「媒體罵謝，楊就高興，媒體罵楊，謝就高興」。在馬良行事件中，謝、楊態度一直曖昧，馬良行從兩個不同的領導嘴裡經常得到的相左的信息。
二、兩個部門的政治博弈
在崇州發現一則不大不小的新聞，中國足協女子部官員付玉培決定將在本屆女超聯賽結束後向足協領導提出「辭職」，辭職信已經寫好了，他辭職的最大理由是「足協種種做法根本不是在搞事業，我已經對現狀非常失望，我別無出路，只有辭職」。
付玉培想到香河基地去養老，但領導找他談過話，卻讓他去搞「五人制足球」，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人事安排讓他很無奈，「足協就是這樣，其實李飛宇根本不想去當女足領隊，他也是被強行安排到這個崗位上的」。
中國女子足球運動現一共有16支職業隊，過去的8支超級隊和8支甲級隊在新賽季被合二為一參加比賽，擁有16支女足參加聯賽的數字肯定位居世界第一，而日本只有6支，韓國只有4支，瑞典也不過10支，美國職業大聯盟甚至在2003年取消了……另據中國足協女子部部長張健強調查，中國擁有3000多專業從事女子足球運動的人口，這是位居世界第一的數字。兩項指標超過了德國、瑞典、美國、日本、韓國……而且新賽季的女超因為一家撲克牌廠家的三年一千萬人民幣的贊助也沒有裸奔，雖然整體經濟現狀仍沒有得到實質提高，但像上海、北京這樣的大牌俱樂部每年的投入均在800、600萬人民幣左右，整體運轉能力也屬世界前列。
無論是張健強還是付玉培都證實：中國女子足球運動和十年前相比，無論足球人口還是群眾基礎、球隊數量、比賽賽制均進步了，一般的女足俱樂部隊一年可以打上三十至四十場比賽，這在世界上也是少見的，「無論如何，在這樣的基礎上建成的國家隊實際競技水平肯定不至於以1比4負冰島吧」，在輸給冰島當晚，女足各地方隊的教練、領隊都跑到付玉培的房間鬱悶地詢問：「怎麼了？怎麼可能輸給冰島？就算派出一支女超隊去打也不會這樣啊，一定是內部發生了什麼事情」。
付玉培毫不諱言：「中國女足一定發生了一些內部問題，只不過我們現在不清楚它是什麼而已。在昆明集訓中，中國的地方隊在教學賽中打日韓的球隊勝多負少，但在國家隊層面卻非常困難，我想問這是為什麼？為什么女子部的工作搞得不錯，但到了國家隊就不靈了」，付玉培認為，典型的中國式管理作風將女足弄到今天這個地步。
在中國足協這一局級單位的「體制」內存在著兩個與女足有關的部門，一個是女子部，一個是女足國家隊（及07、08辦），由於女足運動的特殊性，為了加強兩個部門的鏈接，經女子部多次建議，閻世鐸後期時曾把國家隊納入女子部，但「一朝一政」的官場遊戲讓謝亞龍在上任後又把國家隊從女子部剝離出來。分而治之最終讓本處在整體下滑的這項運動更加墮落。
中國女足實際上只有兩三人個主管，這欽差大臣般的寥寥兩三人根本無法瞭解地方隊的情況，付玉培一針見血地說：「我們和他們之間的關係一直沒有理順，他們並不瞭解真實的女足基礎和現狀，他們想管也管不了，他們一年就去地方隊幾次，根本無法熟悉目前中國女足運動的情況，甚至在考察人時也很少向俱樂部打招呼，有一次他們都下發了調令後，才發現這個隊員正在處罰期，這讓俱樂部非常尷尬，如果讓隊員進入國家隊那今後的管理就無法進行，如果拒不放人又是不支持國家隊」。
女足與男足不一樣的是，女足地方隊都深知「國家隊成績好將最直接帶動聯賽的人氣」，所以地方服從中央執行得較好，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足協內部，女子部與國家隊之間的矛盾相當深，特別是在從張海濤到裴恩才開始後，國家隊與女子部及地方隊之間的隔閡與矛盾沒有停止。
付玉培很鬱悶：「我在女足干了六年，除張健強外我最瞭解中國女足的情況，我幾次提出去女足工作，領導不答應，卻讓李飛宇去受折磨」。
對於張健強的採訪非常短暫，他不願意說太多，他只是在電話裡肯定了自己一個觀點：「國家女足必須納入女子部管理，這才是科學的管理辦法，而不是分而治之」。
中國足協女子部近年來起草了《十年發展規劃》《國家隊教練選撥制度和方法》《後備隊伍培養及重點足球地區的扶持》以及和國家教委聯合進行學校女足運動的計畫……可笑的是，2003年女子部要搞一個《戰略後備隊大集訓》，總共花費才30萬左右，可一直高喊奧運戰略的閻世鐸竟以沒錢為由拒絕了這個為奧運選撥人材的計畫。付玉培介紹：謝亞龍上任後情況稍好，在和國家教委聯合的「大、中學生聯賽」中，足協撥出了200萬人民幣。這是一個進步，但於事無補，讓人有點意外的是，最近一直高喊重視女足基礎運動的中國足協，在本年度女超聯賽開幕之時竟無一位領導前往崇州，付玉培很無奈：「我一個小小的部門官員竟成為這裡的最高足球領導，這太可笑了，領導們都忙什麼去了？」
「無論如何，這幾年在我們女子部管轄下的青年隊奪得了兩個世界亞軍，一個亞洲冠軍，而到了國家隊現在卻能夠輸給冰島——成績說明一切」，付玉培認為中國足協在女足問題上犯下的最大錯誤是：不延用「可持續發展的規律，只重視龍頭（國家隊），不重視龍身（青年隊），更不重視龍尾（普及），半吊著搞足球，沒有把它當成一項事業。
三、馬良行最後成為政治犧牲品
馬良行到底和謝亞龍、楊一民之間發生了什麼？
下面是我的調查——
曾經有這樣一個傳言傳到馬良行耳裡：當他剛剛上任時，楊一民對身邊一個人說，聽說這個馬良行很牛很不好管理，那我來弄弄他……如果這樣一個傳言屬實，可以說在馬良行上任之初就和分管領導楊一民之間產生了隔閡，之後的猜忌也可想而知。更可怕的是，據說這個傳言是由另一位足協高官的渠道傳到馬良行耳裡的，這不禁讓人狐疑：這位高官想幹什麼？足協內部到底分裂到了什麼程度？這還是一個正局級單位的正派行政作風嗎？
大部分時間，楊一民都是對馬良行施以正面鼓勵的，當馬良行跑去問楊「是不是對我有意見」時，楊一民笑著說：「怎麼可能，你是不錯的，我對你是支持的，你要好好幹」，但傳言越來越多，亞洲盃前開始有了楊一民力主換帥的聲音，終於有一天馬良行跑到謝亞龍處詢問：「楊頭是不是想換掉我？」謝亞龍沉默不語，這意味著默認。
馬良行不止一次地說：「其實我就是一個政治犧牲品」，這次他在女足崗位上其實沒有一天是快樂的，中國式的官場鬥爭讓他成為兩個大人物之間的一個角力物——楊一民一直是青睞賈秀全的，而馬良行之所以第二次坐在女足帥位上卻是因為謝亞龍的力排眾議。在馬良行不願意象李飛宇那樣成為悲劇小人物時，他只有回上海老家養病。
之前一直以提攜之勢面對馬良行的謝亞龍後來態度變化了，他不再相信這位愛將，外行的他並不懂得中國女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開始在場邊對著正在訓練的中國女足呼吼：停下，別進行長傳，要多短傳。
在馬良行稱病離開廣州之後，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他們都可以幫我指揮訓練了，讓我幹什麼」，據瞭解，促使馬良行離開崗位有三個原因：
一、 在去年8月比賽還未開打時，楊一民就醞釀著換帥，雖然亞洲盃冠軍延緩了這次換帥行動，但在馬良行看來，得不到楊一民信任也正在失去謝亞龍信任的他其實只有一條路：離開中國女足。他甚至犯了大忌，拍了桌子和謝亞龍吵架。
二、 楊一民下令：中國女足的進攻隊員將由孫偉帶領進行訓練，後衛由張海濤帶領，馬良行問「那我帶哪些隊員」，沒有得到答覆，只得選擇激烈的手段表示抗議。
三、 亞運會沒有完成指標，使馬良行處於非常不利的局面，但實際上在前兩場打得不錯的情況下，第三場的實際戰術制訂者卻悄悄變成了楊一民，楊一民在全隊準備會上說：「你們不要怕日本隊，她們個子那麼小，比你們矮半頭，上去以後就去衝她們，把她們衝垮」，女足隊員普遍比較聽話，上去就對日本隊展開衝擊，輸了；第四場，楊一民又對姑娘們說：「不要怕朝鮮隊，她們來自窮國，心理素質差，其實她們也很怕你們，所以要放開去打，全力對攻」，結果又輸了。馬良行認為之前贏得比賽是因為充分考慮到中國女足的實際情況，採用了防反的戰術，如果和朝鮮隊打對攻無異於自暴其短，這兩場比賽不該由他來負責，但他也無法讓楊一民負責，可是亞運會成績卻成為他下課的直接原因。
上述兩場比賽的準備會情況得到多方證實。一些人士透露：楊一民在某段時間常常行使著一個主教練的權力，甚至半私下半公開地評論「小馬這樣是不行的，女足會被帶壞的」。
去年6月，馬良行曾和王海鳴有一次交談，馬說：「這樣下去怎麼搞得好，我得去找楊一民談談，否則我不帶這支隊伍了」，但找到楊一民時，楊大度地說：「不要有思想包袱，繼續帶下去，我支持你」。
但楊一民卻對謝亞龍匯報：「馬良行帶隊訓練有問題」。
一週多前，謝亞龍秘密會談馬良行，馬良行把所有事情和盤托出，謝亞龍承認：「看來，以前關於女足的問題我們沒有沉下去瞭解到情況，女足的問題確實非常大……」，但馬良行也有一個硬傷，就是他離開了自己的崗位，雖然他有一個看上去合理的「病由」，但足協領導並不認為這是正當理由，一個總局領導說：「如果離奧運會還有一個月時他又說自己身體有病，那我們就什麼都來不及了」，這，算是對馬良行最後的宣判。
我們可以理清一個思路：楊一民希望賈秀全來執掌女足，但謝亞龍一開始希望由馬良行擔綱，隨著楊一民和馬良行不斷的矛盾激化，被架空的馬良行一怒之下以生病為由離開崗位，這讓已經歷過裴恩才辭職的謝亞龍十分下不了臺，本來已對馬有了不信任的謝亞龍決心放棄曾經的愛將，但他不可能同意傳說中「親楊」的賈秀全就任女足主帥，謝楊之間的政治博奕——最終以聘請外教作為皆大歡喜的解決方法。
但是，危機沒有解決，多曼斯基的到來只能解決暫時的對峙，浦瑋的突然離隊是一個預示，據說韓文霞本來也想離隊，但最終被勸了回來……《足球之夜》做出一個具有廣泛意義的調查：
在接受調查的28名現役中國教練中，在回答「外籍教練與國產教練誰的水平高」一欄中，有3人認為外籍教練水平高，但17人持反對意見，在「誰國產教練誰最適合執教中國女足」時，馬良行以19票比4票仍然獲得最大認同。
在290名現役女足隊員調查中，65名隊員認為國產教練水平高，36名隊員認為外籍教練水平高，199名隊員認為馬良行最適合執教中國女足。
在接受調查的16名裁判中，只有一人認為外教水平超過國產教練，而12名裁判認為馬良行仍是最適合執教中國女足的國產教練。
一場浩大的女足之亂不會因一個叫多曼斯基的瑞典女人的到來而結束，這個在十年間與中國女足交手九次，但以五負三平一勝處於絕對下風的洋教練也許會得到國產教練沒有的執教空間，但中國足協的政治博弈沒有結束，風波就不會結束。
「中國女足到底發生過什麼」——這個問題像懸在頭頂的一根木魚讓人去尋詢，3月16日，我前往成都附近的崇州，它正在進行全國女足超級聯賽，3月19日，我前往北京，因為很多當事人已經回國，我企圖進行一個獨立的調查，但最終它是一個沒有真正完成的調查，突然發現自己根本無力還原完整的歷史，我最多能記錄一些碎片，但它們都是真實完成的，想起劉曉新在他那篇引發了軒然大波的《神秘的十九天》的開篇語：萬曆十五年，長慶宮不事修繕……
可以真相只掩埋在這些修繕之事中吧。
但這並不妨礙我得出中國女足之亂的根源：政治博弈導致女足之亂
一、兩個人之間的政治博弈
這次女足之亂似乎緣起於李飛宇，但李飛宇只是一個小人物，但他身後卻有兩個大人物，一個是作為足協一把手的謝亞龍，一個是作為分管副主席的楊一民。
兩個大人物之間的微妙關係把小人物李飛宇怪異地弄到中國女足的「領隊」崗位上，並最終導致女足之亂。其實這是一個足協內部幾乎人人盡知的秘密——典型的拉郎配導致了一個小人物的悲劇。
在去年的中國足協的「競聘」開始時，希望得到重任的李飛宇按照自己的願望填寫了幾個志願，他喜歡去搞他的技術情報工作，這符合他的性格，也符合他的專長，另外有一個原因是：他很想和老婆要一個孩子，過去懷了兩次都沒成功，如果跟著女足跑來跑去，會影響到他撫育的下一代計畫。
但中國足協所謂「競聘」一直是個形式化產物，搞黨務的幹部可以去管理聯賽，搞技術的人當然也可以去搞女足，當謝亞龍欽點李飛宇去當「女足領隊」時，這個技術官員曾拒絕，但謝亞龍一定要他接手這個崗位，最終，李飛宇前往了他不喜歡也不擅長的女足領隊這一崗位上。一種說法是：謝亞龍看中
他的外語優勢，之後可以與洋教練進行有效溝通；另一種說法是：他視楊一民為恩師，就連私下裡的稱呼也就是「楊老師」而非「楊主席」。
到底李飛宇是「親謝」還是「親楊」還有疑問，有人說他是謝亞龍為了摻沙子摻到楊一民所屬的女足隊伍中的，比如謝亞龍已把蔚少輝以領隊身份摻到南勇所屬的國奧隊中，把李曉光以領隊身份摻到國家隊中，「摻沙子」，是中國官場最常見的技術；但另有人說了一段陳年往事證明李飛宇不是謝亞龍的人，那是還在李飛宇讀北體大時，由於當年學校正好有兩名大學生因喝酒被外面的人扎死，北體大正處在「禁酒令」期間，但李飛宇某晚不顧禁令跑到校外喝酒，正醉眼迷濛回校是時，路上迎面碰到謝亞龍，謝亞龍大怒之際幾乎將處罰李飛宇「勒令退學，發配原籍」時，一支神秘的手救了李飛宇，這隻神秘的手的主人是誰？
我們已經看出來：這一人事任命具有相當的「裙帶」的意味，它是一個行政意義大於技術意義的決定。也許，從一開始這個任命就埋下了女足之亂的根源。在阿爾代夫失敗後，李飛宇向《足夜》記者說：「我在隊中一切所作所為都是聽楊主席的，他讓我幹的我才幹，不讓我幹的，你說我敢去幹嗎？」
說李飛宇是「替死鬼」有粉飾之嫌，他只是一個傀儡，他的牙籤事件其實是一個性格孤僻的男人在壓力之下的失態。但李飛宇不願意去擔當女足領隊卻被強行上架得以證實。
在女足事務上，謝亞龍和楊一民之間一直關係微妙，一個故事是：去年有一天，分管女足的楊一民前往謝亞龍辦公室匯報有關事務，楊一民站在謝亞龍的身後不停地說，但謝亞龍足有五分鐘不說話也不回頭，他一直用後腦杓對著匯報者，楊一民探頭一看，原來謝亞龍是對著桌上的電腦下著網路圍棋。楊一民大怒，轉身拉開二樓謝亞龍的辦公室門，對樓道大聲吼叫：「你這是什麼態度！」摔門而出，整個二樓的足協幹部們都聽見了。
謝與楊之間的對峙已不是秘密，不可否認，他們都希望搞好女足，但客觀事實是：連馬良行也能輕易發現坊間傳聞的真實性——「媒體罵謝，楊就高興，媒體罵楊，謝就高興」。在馬良行事件中，謝、楊態度一直曖昧，馬良行從兩個不同的領導嘴裡經常得到的相左的信息。
二、兩個部門的政治博弈
在崇州發現一則不大不小的新聞，中國足協女子部官員付玉培決定將在本屆女超聯賽結束後向足協領導提出「辭職」，辭職信已經寫好了，他辭職的最大理由是「足協種種做法根本不是在搞事業，我已經對現狀非常失望，我別無出路，只有辭職」。
付玉培想到香河基地去養老，但領導找他談過話，卻讓他去搞「五人制足球」，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人事安排讓他很無奈，「足協就是這樣，其實李飛宇根本不想去當女足領隊，他也是被強行安排到這個崗位上的」。
中國女子足球運動現一共有16支職業隊，過去的8支超級隊和8支甲級隊在新賽季被合二為一參加比賽，擁有16支女足參加聯賽的數字肯定位居世界第一，而日本只有6支，韓國只有4支，瑞典也不過10支，美國職業大聯盟甚至在2003年取消了……另據中國足協女子部部長張健強調查，中國擁有3000多專業從事女子足球運動的人口，這是位居世界第一的數字。兩項指標超過了德國、瑞典、美國、日本、韓國……而且新賽季的女超因為一家撲克牌廠家的三年一千萬人民幣的贊助也沒有裸奔，雖然整體經濟現狀仍沒有得到實質提高，但像上海、北京這樣的大牌俱樂部每年的投入均在800、600萬人民幣左右，整體運轉能力也屬世界前列。
無論是張健強還是付玉培都證實：中國女子足球運動和十年前相比，無論足球人口還是群眾基礎、球隊數量、比賽賽制均進步了，一般的女足俱樂部隊一年可以打上三十至四十場比賽，這在世界上也是少見的，「無論如何，在這樣的基礎上建成的國家隊實際競技水平肯定不至於以1比4負冰島吧」，在輸給冰島當晚，女足各地方隊的教練、領隊都跑到付玉培的房間鬱悶地詢問：「怎麼了？怎麼可能輸給冰島？就算派出一支女超隊去打也不會這樣啊，一定是內部發生了什麼事情」。
付玉培毫不諱言：「中國女足一定發生了一些內部問題，只不過我們現在不清楚它是什麼而已。在昆明集訓中，中國的地方隊在教學賽中打日韓的球隊勝多負少，但在國家隊層面卻非常困難，我想問這是為什麼？為什么女子部的工作搞得不錯，但到了國家隊就不靈了」，付玉培認為，典型的中國式管理作風將女足弄到今天這個地步。
在中國足協這一局級單位的「體制」內存在著兩個與女足有關的部門，一個是女子部，一個是女足國家隊（及07、08辦），由於女足運動的特殊性，為了加強兩個部門的鏈接，經女子部多次建議，閻世鐸後期時曾把國家隊納入女子部，但「一朝一政」的官場遊戲讓謝亞龍在上任後又把國家隊從女子部剝離出來。分而治之最終讓本處在整體下滑的這項運動更加墮落。
中國女足實際上只有兩三人個主管，這欽差大臣般的寥寥兩三人根本無法瞭解地方隊的情況，付玉培一針見血地說：「我們和他們之間的關係一直沒有理順，他們並不瞭解真實的女足基礎和現狀，他們想管也管不了，他們一年就去地方隊幾次，根本無法熟悉目前中國女足運動的情況，甚至在考察人時也很少向俱樂部打招呼，有一次他們都下發了調令後，才發現這個隊員正在處罰期，這讓俱樂部非常尷尬，如果讓隊員進入國家隊那今後的管理就無法進行，如果拒不放人又是不支持國家隊」。
女足與男足不一樣的是，女足地方隊都深知「國家隊成績好將最直接帶動聯賽的人氣」，所以地方服從中央執行得較好，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足協內部，女子部與國家隊之間的矛盾相當深，特別是在從張海濤到裴恩才開始後，國家隊與女子部及地方隊之間的隔閡與矛盾沒有停止。
付玉培很鬱悶：「我在女足干了六年，除張健強外我最瞭解中國女足的情況，我幾次提出去女足工作，領導不答應，卻讓李飛宇去受折磨」。
對於張健強的採訪非常短暫，他不願意說太多，他只是在電話裡肯定了自己一個觀點：「國家女足必須納入女子部管理，這才是科學的管理辦法，而不是分而治之」。
中國足協女子部近年來起草了《十年發展規劃》《國家隊教練選撥制度和方法》《後備隊伍培養及重點足球地區的扶持》以及和國家教委聯合進行學校女足運動的計畫……可笑的是，2003年女子部要搞一個《戰略後備隊大集訓》，總共花費才30萬左右，可一直高喊奧運戰略的閻世鐸竟以沒錢為由拒絕了這個為奧運選撥人材的計畫。付玉培介紹：謝亞龍上任後情況稍好，在和國家教委聯合的「大、中學生聯賽」中，足協撥出了200萬人民幣。這是一個進步，但於事無補，讓人有點意外的是，最近一直高喊重視女足基礎運動的中國足協，在本年度女超聯賽開幕之時竟無一位領導前往崇州，付玉培很無奈：「我一個小小的部門官員竟成為這裡的最高足球領導，這太可笑了，領導們都忙什麼去了？」
「無論如何，這幾年在我們女子部管轄下的青年隊奪得了兩個世界亞軍，一個亞洲冠軍，而到了國家隊現在卻能夠輸給冰島——成績說明一切」，付玉培認為中國足協在女足問題上犯下的最大錯誤是：不延用「可持續發展的規律，只重視龍頭（國家隊），不重視龍身（青年隊），更不重視龍尾（普及），半吊著搞足球，沒有把它當成一項事業。
三、馬良行最後成為政治犧牲品
馬良行到底和謝亞龍、楊一民之間發生了什麼？
下面是我的調查——
曾經有這樣一個傳言傳到馬良行耳裡：當他剛剛上任時，楊一民對身邊一個人說，聽說這個馬良行很牛很不好管理，那我來弄弄他……如果這樣一個傳言屬實，可以說在馬良行上任之初就和分管領導楊一民之間產生了隔閡，之後的猜忌也可想而知。更可怕的是，據說這個傳言是由另一位足協高官的渠道傳到馬良行耳裡的，這不禁讓人狐疑：這位高官想幹什麼？足協內部到底分裂到了什麼程度？這還是一個正局級單位的正派行政作風嗎？
大部分時間，楊一民都是對馬良行施以正面鼓勵的，當馬良行跑去問楊「是不是對我有意見」時，楊一民笑著說：「怎麼可能，你是不錯的，我對你是支持的，你要好好幹」，但傳言越來越多，亞洲盃前開始有了楊一民力主換帥的聲音，終於有一天馬良行跑到謝亞龍處詢問：「楊頭是不是想換掉我？」謝亞龍沉默不語，這意味著默認。
馬良行不止一次地說：「其實我就是一個政治犧牲品」，這次他在女足崗位上其實沒有一天是快樂的，中國式的官場鬥爭讓他成為兩個大人物之間的一個角力物——楊一民一直是青睞賈秀全的，而馬良行之所以第二次坐在女足帥位上卻是因為謝亞龍的力排眾議。在馬良行不願意象李飛宇那樣成為悲劇小人物時，他只有回上海老家養病。
之前一直以提攜之勢面對馬良行的謝亞龍後來態度變化了，他不再相信這位愛將，外行的他並不懂得中國女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開始在場邊對著正在訓練的中國女足呼吼：停下，別進行長傳，要多短傳。
在馬良行稱病離開廣州之後，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他們都可以幫我指揮訓練了，讓我幹什麼」，據瞭解，促使馬良行離開崗位有三個原因：
一、 在去年8月比賽還未開打時，楊一民就醞釀著換帥，雖然亞洲盃冠軍延緩了這次換帥行動，但在馬良行看來，得不到楊一民信任也正在失去謝亞龍信任的他其實只有一條路：離開中國女足。他甚至犯了大忌，拍了桌子和謝亞龍吵架。
二、 楊一民下令：中國女足的進攻隊員將由孫偉帶領進行訓練，後衛由張海濤帶領，馬良行問「那我帶哪些隊員」，沒有得到答覆，只得選擇激烈的手段表示抗議。
三、 亞運會沒有完成指標，使馬良行處於非常不利的局面，但實際上在前兩場打得不錯的情況下，第三場的實際戰術制訂者卻悄悄變成了楊一民，楊一民在全隊準備會上說：「你們不要怕日本隊，她們個子那麼小，比你們矮半頭，上去以後就去衝她們，把她們衝垮」，女足隊員普遍比較聽話，上去就對日本隊展開衝擊，輸了；第四場，楊一民又對姑娘們說：「不要怕朝鮮隊，她們來自窮國，心理素質差，其實她們也很怕你們，所以要放開去打，全力對攻」，結果又輸了。馬良行認為之前贏得比賽是因為充分考慮到中國女足的實際情況，採用了防反的戰術，如果和朝鮮隊打對攻無異於自暴其短，這兩場比賽不該由他來負責，但他也無法讓楊一民負責，可是亞運會成績卻成為他下課的直接原因。
上述兩場比賽的準備會情況得到多方證實。一些人士透露：楊一民在某段時間常常行使著一個主教練的權力，甚至半私下半公開地評論「小馬這樣是不行的，女足會被帶壞的」。
去年6月，馬良行曾和王海鳴有一次交談，馬說：「這樣下去怎麼搞得好，我得去找楊一民談談，否則我不帶這支隊伍了」，但找到楊一民時，楊大度地說：「不要有思想包袱，繼續帶下去，我支持你」。
但楊一民卻對謝亞龍匯報：「馬良行帶隊訓練有問題」。
一週多前，謝亞龍秘密會談馬良行，馬良行把所有事情和盤托出，謝亞龍承認：「看來，以前關於女足的問題我們沒有沉下去瞭解到情況，女足的問題確實非常大……」，但馬良行也有一個硬傷，就是他離開了自己的崗位，雖然他有一個看上去合理的「病由」，但足協領導並不認為這是正當理由，一個總局領導說：「如果離奧運會還有一個月時他又說自己身體有病，那我們就什麼都來不及了」，這，算是對馬良行最後的宣判。
我們可以理清一個思路：楊一民希望賈秀全來執掌女足，但謝亞龍一開始希望由馬良行擔綱，隨著楊一民和馬良行不斷的矛盾激化，被架空的馬良行一怒之下以生病為由離開崗位，這讓已經歷過裴恩才辭職的謝亞龍十分下不了臺，本來已對馬有了不信任的謝亞龍決心放棄曾經的愛將，但他不可能同意傳說中「親楊」的賈秀全就任女足主帥，謝楊之間的政治博奕——最終以聘請外教作為皆大歡喜的解決方法。
但是，危機沒有解決，多曼斯基的到來只能解決暫時的對峙，浦瑋的突然離隊是一個預示，據說韓文霞本來也想離隊，但最終被勸了回來……《足球之夜》做出一個具有廣泛意義的調查：
在接受調查的28名現役中國教練中，在回答「外籍教練與國產教練誰的水平高」一欄中，有3人認為外籍教練水平高，但17人持反對意見，在「誰國產教練誰最適合執教中國女足」時，馬良行以19票比4票仍然獲得最大認同。
在290名現役女足隊員調查中，65名隊員認為國產教練水平高，36名隊員認為外籍教練水平高，199名隊員認為馬良行最適合執教中國女足。
在接受調查的16名裁判中，只有一人認為外教水平超過國產教練，而12名裁判認為馬良行仍是最適合執教中國女足的國產教練。
一場浩大的女足之亂不會因一個叫多曼斯基的瑞典女人的到來而結束，這個在十年間與中國女足交手九次，但以五負三平一勝處於絕對下風的洋教練也許會得到國產教練沒有的執教空間，但中國足協的政治博弈沒有結束，風波就不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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