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著名的痞子作家王朔在香港鳳凰臺月初開罵,據說無論是氣勢還是風頭,全都超過臺灣著名的流氓作家李敖,彷彿是繼李敖在北京風光過後的一個回應似的。且不說北京當局設在香港的准中央電視臺鳳凰臺安排這麼檔子節目有什麼用意,有意思的乃是,王朔的這番開罵倒是讓海外華人著實領教了什麼叫作北京的大院文化,什麼叫做大陸的痞子作家。王朔的高調叫罵壓過李敖一頭,這並不出人意料。李敖在臺灣的成功,本來就拜臺灣文化人喜歡扮演新儒家之托。在毛澤東的地盤上,根本輪不到李敖扮演文化大流氓。隨便一個王朔,就足以把那廝給收拾了。
王朔的此番開罵,內容是豐富的,聲調是奪人的,姿態是精彩的。沒有在大陸煎熬過的華人聽了也許一頭霧水,不知所云;而在大陸千錘百煉的華人聽了,又會為自己怎麼就說不出這番牛皮哄哄的話來感到自慚形穢。而要真正解讀王朔的這番罵語,當真是不行的,不當真也不行。最合適的方式,也許得從王朔的背後著手。也就是說,從王朔的文化背景上去解讀。
就像滿清給北京留了群八旗子弟一樣,四十九年以後,建政的共產黨也給北京帶來了一種大院文化。八旗有正紅旗、鑲黃旗之類,大院則有總政大院、總參大院、總後大院,等等大院。比起那五那樣的舊貴,大院出來的新貴經歷過文革式的歷練。孫悟空假如不在太上老君的煉丹爐裡燒一燒,那麼再牛皮也不過一隻猴子,猴子一隻。滿清的八旗子弟就那樣的猴子。相反,大院裡的紅色八旗卻是被毛澤東的文革之火錘煉過的。他們造過別人的反,也被別人造過反,翻過來翻過去的這麼一折騰,就成了新時代的兩面黃。王朔算是其中的姣姣者之一。順便說一句,這也是另一個大院子弟姜文為什麼把文革稱之為「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原因。相比之下,李敖不過是讓國民黨的牢房給烤了一烤,比起北京大院裡的兩面黃,絕對是小巫見大巫。只消聽聽朱德後人朱成虎那種核威脅的口氣,就該知道李敖的流里流氣其實是如何的小兒科。
當然,王朔不是朱成虎。王朔不是一介武夫,王朔算是一個文人。王朔不過是對著文人扮武夫,朝著武人做文人。這是毛澤東的老戰術,對著文化人說粗口、耍流氓,不開飯,送勞改;然後一轉身,又教導武人去讀《紅樓夢》。作為一個文人,王朔是毛澤東的好戰士。毛澤東的教導,王朔不僅心領神會,而且還能自成話語。比如,毛澤東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這到了王朔那裡就變成了「我是流氓我怕誰」。毛澤東的造反有理,到了王朔那裡則成了流氓無罪。
王朔的這種大院腔,是可以理解的。這倒並不是原諒他的沒有讀過大學什麼的,而是他的生存智慧還真是毛澤東式的,高於中國那些所謂的知識份子一籌。你可以說,這是一種流氓哲學,也可以說這是一種民間智慧。在王朔的智慧裡面,既有平民氣,又有流氓腔。而這恰恰就是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人的流氓崇拜絕對不是毛澤東時代才開始的,而有著幾千年的悠久歷史,可以說已經成了難以更改的傳統。
倘若要說王朔很流氓,那麼也可以說,王朔很誠實。因為在中國人這個群體裡面,要誠實只好耍流氓,不耍流氓的通常難以誠實。巴金不敢耍流氓,所以聲稱要說真話說到終了都說不成一句真話。不以流氓的方式表達誠實,不是偽君子,就是大傻逼。梁漱冥的父親梁冀,就是這麼個大傻逼。以誠實到自殺的程度勸喻世人,死了也白死。儘管白死也是死。梁漱冥繼承了其父的傻逼精神,還樂在其中,晚年說起毛澤東依然心馳神往。王朔絕對沒有這麼傻。
王朔也不虛偽。雖然王朔和許多當今的中國文人一樣世故。這可能是王朔和當今中國那些所謂的知識份子的異同所在。同樣的世故,一個虛偽,一個不虛偽。當今的中國知識份子,無論叫做新左派還是叫做自由主義,全都世故到了成精的地步。他們一會悲天憫人,彷彿把天底下所有的受苦人全都扛在了肩膀上;一會兒又做出一付正義在手仇恨在胸的模樣,朝同僚吐吐口水,向當局做做鬼臉。但他們的共同底線全都是一樣的:絕對不會把自己交出去;用撲克賭桌上的說法,絕對不會「ALL IN」。就像當年的方勵之,英雄是要扮演的,可是到了緊要關頭,就算是為了自由故,性命也是絕對不可拋的。以這樣的文化精英為背景,王朔能不牛皮麼?
也因為是這樣的文化背景,王朔大大咧咧地把文學等同於體育比賽,堂而皇之地把自己列入北京代表隊,與曹雪芹相提並論。又因為在幻覺中與曹雪芹站到了一起,余秋雨一類的文人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他的晚輩。王朔對余秋雨的不屑一顧,除了余秋雨的作品和其為人處世本身的原因之外,還得從王朔的另一句話裡去解讀:叫做「一條解放軍的命,勝過李嘉誠所有的錢」。解放軍的命是否像王朔說的那麼值錢,毛澤東早就在他的歷次戰爭中作了回答。無論是紅軍時代的互相殘殺,還是國共內戰中的人海戰術,或者是朝鮮戰場上的屍骨遍野,無一不在標明解放軍的命值多少錢。可見,大院子弟以毛澤東的腔調吹牛皮,也是喜歡不打草稿的。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王朔以這樣的方式,對錢、對錢背後的商業文化、對商業文化在大陸的標記性城市上海,表達了他的大院情緒。換句話說,王朔以打江山坐江山的口氣,談論著商人和商業,以及浸透了商業文化的上海文化人。
不過,王朔也有王朔的徹底。比起魯迅,王朔確實是徹底的。他坦言自己追星,還乘機惡狠狠地捧了鳳凰臺的女明星一把。他也坦言自己嫖妓,並且發現妓女比中國知識份子來得善良和乾淨。假如魯迅當年也王朔那樣向那位日本房東的女兒坦言自己愛她,就不會鬧出兄弟破裂的醜聞;假如魯迅也像王朔那樣內急上來時去趟妓院解決一下,就不會壓抑到變態的地步,罵了清末名婉賽金花不算,還要罵《紅樓夢》裡的林黛玉。這種不徹底是中國文人通常犯有的毛病。相比之下,毛澤東沒有這毛病。毛澤東也是徹底的。被毛澤東誇獎的魯迅不徹底。也正是因為魯迅的這種不徹底,使王朔理所當然地產生了優越感:我敢公開說自己嫖妓,你們敢麼?
王朔敢說這種狠話,是因為他明白,大家其實都在嫖。暴富的鄉鎮官商嫖學生妹,大學教授嫖自己的研究生,上上下下全都在摸著石子過河。這是可做而不可說的事實,也是公開的秘密。問題在於,有些人不便說,有些人不敢說。王朔抓住機會打了個空間差,敢於說,也善於說;說得娓娓動聽,說得聽眾一楞一楞。
平心而論,王朔倒並不是個把女人不當回事的嫖客,而是個聽上去對女人有情有義的男子漢。王朔不僅向妓女致敬,而且希望由女人來治理世界。對女人如此的公開表示崇拜,可能是王朔此番罵語中最為精彩的華彩段落。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幾千年的男性統治證明,男人治國治天下是完全失敗的。且不說其它,就以當今美國和中國為例,便可見一斑。假如讓小布希夫人勞拉當總統,絕對不會讓美國陷入伊戰的爛泥坑。據網上傳聞,胡錦濤的太太看《中國農民調查》看得淚流滿面。僅此一點,假如投票選中國總統,中國民眾就該投胡太太而不是胡先生一票。因為孔教的緣故,女人在中國歷史上被嚴重妖魔化。無論在《封神演義》、《三國演義》還是在《水滸傳》裡,女人不是禍水,就是淫婦,被男人送過來送過去的玩兒,最終還要被一刀揮作二段什麼的。就王朔的婦女觀而言,他完全超過了中國那些個演義小說。一如王朔在適欲求愛上的身體力行,使他成了一個比魯迅健康的文人。如此的坦誠,使一些裝模作樣的中國知識份子相形見絀。
至於王朔聲稱:「死後要捐實體給窮小孩看病」什麼的,那就說了也就說了,人們聽過也就聽過了。因為這類善事最好只做不說,將來做了再說也不遲。因為善事善行,一說便俗,一說便有做秀嫌疑。既然已經誠實了,索性誠實到底就結了。不必拿死後捐體嚇唬人。要知道,中國人,尤其是中國文化人,神經都比較脆弱。活著已經不容易,何苦拿死後如何如何去嚇唬他們呢?坦言自己嫖妓已經夠刺激夠轟動了,不需要再擺不怕死的譜。人都是要死的,毛澤東不也死了麼?誰能夠萬歲呢?
再說遠一點,地球終將要毀滅,更何況北京大院?在將來的中國,北京不會再是一個首都。將來的中國,將從地方的獨立起步。臺灣獨立太小太小,上海獨立才是實質性的。將來的中國,先獨立,後聯邦。首都遷到長江三角洲之類的地方。至於北京,在被來自北方的風沙徹底淹沒之前,還有一定的歷史文物價值。包括北京大院在內,都可算是文化景觀。從周口店到北京大院,也能勉勉強強的湊出一部民族的歷史。在那樣一付文化版圖上,再回頭看看王朔,確實可以和老舍並列,成為北京文化的一景。至於曹雪芹,那是跟莎士比亞一個層次的人物。不要說王朔,就是老舍,都是望塵莫及的。但王朔也不要太悲觀,至少比李敖強多了。因為李敖在將來的文化版圖上,只是一個省略號。
二○○七年三月七日寫於紐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
王朔的此番開罵,內容是豐富的,聲調是奪人的,姿態是精彩的。沒有在大陸煎熬過的華人聽了也許一頭霧水,不知所云;而在大陸千錘百煉的華人聽了,又會為自己怎麼就說不出這番牛皮哄哄的話來感到自慚形穢。而要真正解讀王朔的這番罵語,當真是不行的,不當真也不行。最合適的方式,也許得從王朔的背後著手。也就是說,從王朔的文化背景上去解讀。
就像滿清給北京留了群八旗子弟一樣,四十九年以後,建政的共產黨也給北京帶來了一種大院文化。八旗有正紅旗、鑲黃旗之類,大院則有總政大院、總參大院、總後大院,等等大院。比起那五那樣的舊貴,大院出來的新貴經歷過文革式的歷練。孫悟空假如不在太上老君的煉丹爐裡燒一燒,那麼再牛皮也不過一隻猴子,猴子一隻。滿清的八旗子弟就那樣的猴子。相反,大院裡的紅色八旗卻是被毛澤東的文革之火錘煉過的。他們造過別人的反,也被別人造過反,翻過來翻過去的這麼一折騰,就成了新時代的兩面黃。王朔算是其中的姣姣者之一。順便說一句,這也是另一個大院子弟姜文為什麼把文革稱之為「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原因。相比之下,李敖不過是讓國民黨的牢房給烤了一烤,比起北京大院裡的兩面黃,絕對是小巫見大巫。只消聽聽朱德後人朱成虎那種核威脅的口氣,就該知道李敖的流里流氣其實是如何的小兒科。
當然,王朔不是朱成虎。王朔不是一介武夫,王朔算是一個文人。王朔不過是對著文人扮武夫,朝著武人做文人。這是毛澤東的老戰術,對著文化人說粗口、耍流氓,不開飯,送勞改;然後一轉身,又教導武人去讀《紅樓夢》。作為一個文人,王朔是毛澤東的好戰士。毛澤東的教導,王朔不僅心領神會,而且還能自成話語。比如,毛澤東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這到了王朔那裡就變成了「我是流氓我怕誰」。毛澤東的造反有理,到了王朔那裡則成了流氓無罪。
王朔的這種大院腔,是可以理解的。這倒並不是原諒他的沒有讀過大學什麼的,而是他的生存智慧還真是毛澤東式的,高於中國那些所謂的知識份子一籌。你可以說,這是一種流氓哲學,也可以說這是一種民間智慧。在王朔的智慧裡面,既有平民氣,又有流氓腔。而這恰恰就是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人的流氓崇拜絕對不是毛澤東時代才開始的,而有著幾千年的悠久歷史,可以說已經成了難以更改的傳統。
倘若要說王朔很流氓,那麼也可以說,王朔很誠實。因為在中國人這個群體裡面,要誠實只好耍流氓,不耍流氓的通常難以誠實。巴金不敢耍流氓,所以聲稱要說真話說到終了都說不成一句真話。不以流氓的方式表達誠實,不是偽君子,就是大傻逼。梁漱冥的父親梁冀,就是這麼個大傻逼。以誠實到自殺的程度勸喻世人,死了也白死。儘管白死也是死。梁漱冥繼承了其父的傻逼精神,還樂在其中,晚年說起毛澤東依然心馳神往。王朔絕對沒有這麼傻。
王朔也不虛偽。雖然王朔和許多當今的中國文人一樣世故。這可能是王朔和當今中國那些所謂的知識份子的異同所在。同樣的世故,一個虛偽,一個不虛偽。當今的中國知識份子,無論叫做新左派還是叫做自由主義,全都世故到了成精的地步。他們一會悲天憫人,彷彿把天底下所有的受苦人全都扛在了肩膀上;一會兒又做出一付正義在手仇恨在胸的模樣,朝同僚吐吐口水,向當局做做鬼臉。但他們的共同底線全都是一樣的:絕對不會把自己交出去;用撲克賭桌上的說法,絕對不會「ALL IN」。就像當年的方勵之,英雄是要扮演的,可是到了緊要關頭,就算是為了自由故,性命也是絕對不可拋的。以這樣的文化精英為背景,王朔能不牛皮麼?
也因為是這樣的文化背景,王朔大大咧咧地把文學等同於體育比賽,堂而皇之地把自己列入北京代表隊,與曹雪芹相提並論。又因為在幻覺中與曹雪芹站到了一起,余秋雨一類的文人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他的晚輩。王朔對余秋雨的不屑一顧,除了余秋雨的作品和其為人處世本身的原因之外,還得從王朔的另一句話裡去解讀:叫做「一條解放軍的命,勝過李嘉誠所有的錢」。解放軍的命是否像王朔說的那麼值錢,毛澤東早就在他的歷次戰爭中作了回答。無論是紅軍時代的互相殘殺,還是國共內戰中的人海戰術,或者是朝鮮戰場上的屍骨遍野,無一不在標明解放軍的命值多少錢。可見,大院子弟以毛澤東的腔調吹牛皮,也是喜歡不打草稿的。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王朔以這樣的方式,對錢、對錢背後的商業文化、對商業文化在大陸的標記性城市上海,表達了他的大院情緒。換句話說,王朔以打江山坐江山的口氣,談論著商人和商業,以及浸透了商業文化的上海文化人。
不過,王朔也有王朔的徹底。比起魯迅,王朔確實是徹底的。他坦言自己追星,還乘機惡狠狠地捧了鳳凰臺的女明星一把。他也坦言自己嫖妓,並且發現妓女比中國知識份子來得善良和乾淨。假如魯迅當年也王朔那樣向那位日本房東的女兒坦言自己愛她,就不會鬧出兄弟破裂的醜聞;假如魯迅也像王朔那樣內急上來時去趟妓院解決一下,就不會壓抑到變態的地步,罵了清末名婉賽金花不算,還要罵《紅樓夢》裡的林黛玉。這種不徹底是中國文人通常犯有的毛病。相比之下,毛澤東沒有這毛病。毛澤東也是徹底的。被毛澤東誇獎的魯迅不徹底。也正是因為魯迅的這種不徹底,使王朔理所當然地產生了優越感:我敢公開說自己嫖妓,你們敢麼?
王朔敢說這種狠話,是因為他明白,大家其實都在嫖。暴富的鄉鎮官商嫖學生妹,大學教授嫖自己的研究生,上上下下全都在摸著石子過河。這是可做而不可說的事實,也是公開的秘密。問題在於,有些人不便說,有些人不敢說。王朔抓住機會打了個空間差,敢於說,也善於說;說得娓娓動聽,說得聽眾一楞一楞。
平心而論,王朔倒並不是個把女人不當回事的嫖客,而是個聽上去對女人有情有義的男子漢。王朔不僅向妓女致敬,而且希望由女人來治理世界。對女人如此的公開表示崇拜,可能是王朔此番罵語中最為精彩的華彩段落。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幾千年的男性統治證明,男人治國治天下是完全失敗的。且不說其它,就以當今美國和中國為例,便可見一斑。假如讓小布希夫人勞拉當總統,絕對不會讓美國陷入伊戰的爛泥坑。據網上傳聞,胡錦濤的太太看《中國農民調查》看得淚流滿面。僅此一點,假如投票選中國總統,中國民眾就該投胡太太而不是胡先生一票。因為孔教的緣故,女人在中國歷史上被嚴重妖魔化。無論在《封神演義》、《三國演義》還是在《水滸傳》裡,女人不是禍水,就是淫婦,被男人送過來送過去的玩兒,最終還要被一刀揮作二段什麼的。就王朔的婦女觀而言,他完全超過了中國那些個演義小說。一如王朔在適欲求愛上的身體力行,使他成了一個比魯迅健康的文人。如此的坦誠,使一些裝模作樣的中國知識份子相形見絀。
至於王朔聲稱:「死後要捐實體給窮小孩看病」什麼的,那就說了也就說了,人們聽過也就聽過了。因為這類善事最好只做不說,將來做了再說也不遲。因為善事善行,一說便俗,一說便有做秀嫌疑。既然已經誠實了,索性誠實到底就結了。不必拿死後捐體嚇唬人。要知道,中國人,尤其是中國文化人,神經都比較脆弱。活著已經不容易,何苦拿死後如何如何去嚇唬他們呢?坦言自己嫖妓已經夠刺激夠轟動了,不需要再擺不怕死的譜。人都是要死的,毛澤東不也死了麼?誰能夠萬歲呢?
再說遠一點,地球終將要毀滅,更何況北京大院?在將來的中國,北京不會再是一個首都。將來的中國,將從地方的獨立起步。臺灣獨立太小太小,上海獨立才是實質性的。將來的中國,先獨立,後聯邦。首都遷到長江三角洲之類的地方。至於北京,在被來自北方的風沙徹底淹沒之前,還有一定的歷史文物價值。包括北京大院在內,都可算是文化景觀。從周口店到北京大院,也能勉勉強強的湊出一部民族的歷史。在那樣一付文化版圖上,再回頭看看王朔,確實可以和老舍並列,成為北京文化的一景。至於曹雪芹,那是跟莎士比亞一個層次的人物。不要說王朔,就是老舍,都是望塵莫及的。但王朔也不要太悲觀,至少比李敖強多了。因為李敖在將來的文化版圖上,只是一個省略號。
二○○七年三月七日寫於紐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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