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殺死了一個急性白血病的孩子



我採訪過一個患急性白血病的男孩子,這麼久了,我一直認為是我殺死了他。

他剛剛升入高三,馬上就要參加高考。小時候,他母親帶著他改嫁,如今他生病了,他的繼父要把房子賣了給他治病,但是錢還是不夠。

我見到他的時候,他還不知道自己生了什麼病,他的媽媽一直對他說,醫生說就是有點兒發炎,要慢慢調養。他還對他媽媽說,那你得把我書帶過來,我還要看書準備考試呢。他轉頭對我說,他早就想好了去甚麼大學,去看過好幾次,等病好了考試過了就能去哪裡上學了。

病房外,他媽媽對著我們淚流滿面:醫生告訴他們,這孩子治癒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家裡實在沒錢做手術,孩子的繼父已經在聯繫人買自己家的房子,拿著錢給孩子治病。但是時間每拖一天,治癒的希望就少一天。求助媒體,已經是他們能想到的最後一個辦法。

我當時還是個實習小記者,我幾乎是一直帶著眼淚寫完稿子的,可是被主任槍斃了,說我寫的太平淡,要改。改了,交上去,還是不行,繼續改,終於主任滿意了,但是還是發不了。前前後後幾乎一個月。我中途也去看過他們,眼見著那孩子的情況一天比一天糟糕。

現在報紙看起來版面很多,但是廣告更多,留給記者的空間很小,如果娛樂界發生個甚麼事情,社會新聞的記者更是可憐。就在有限的社會新聞的版面裡,還有等級之分,首席記者>正式記者>實習記者。也就是說,版面是優先安排給首席記者或者正式記者的,只要他們有稿子,就一定會登他們的,不管實習記者寫的有多好,特別是實習記者自己寫的。

終於,過年前一個時間,我的稿子發了,埋沒在鋪天蓋地的廣告和中年婦女吵架的新聞中,照片上的孩子,躺在病床上,或許他已經察覺到了甚麼,我從照片上,看見了他的茫然和絕望。後來有個記者悄悄告訴我,排版的時候,本來要把這個照片作為頭版圖片的,但是臨時找不到拍照片的記者,就放中間了。

我臉上不動聲色,心底卻透涼:對於報社來說,這只是一個稿子,只看你有沒有新聞價值,有新聞價值了,又僅僅因為一個偶然的時間,上不了頭版。但對於這孩子這個家庭來說,卻是他們最後一個救命稻草。一旦上了頭版,市民關注他的可能性就會增大,或許能救他的命。這就是媒體和讀者之間巨大的反差,而我站在這反差中間,可能是我做的不好,我寫的不好,我沒有一開始就寫的讓主任滿意,反而還給了這孩子一家一些縹緲的希望,最後卻是更深的失望。

當過年之後,我再聯繫這家人的時候,他的媽媽很平靜的告訴我,稿子她已經看見了,但是,孩子還是走了,她還是很謝謝我。聽著她的話,我慚愧的無地自容,為我自己,也為媒體本身。的確,媒體沒有那麼多精力去充當救助員的責任,但是在目前的情況,在百姓出了問題沒有辦法找相關部門解決的情況下,在媒體通過一系列所謂的貼近生活的救助性的報導之後,媒體開始上演了一出「當了雞,還要立牌坊」的戲。在普通百姓中擺出貼心人救世主的神情,轉過身去就和商家索要高額的廣告費或者關係。

既然如此,我情願呆在商業公司裡面,起碼在那裡,做交易、拉關係,都是赤裸裸的,而不像媒體,偏偏還要擺出一副清高的姿態、

我的自責無法釋懷,我覺得,這個孩子的死,我是要負責任的。我離開了報社,因為不想再做這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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