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個像流星般轉瞬即逝的億萬年輕女富豪,激起人們對於財經八卦問題的強烈興趣,剝開年輕、女富豪這些裝飾,這則新聞背後折射出民間資金慌不擇路尋找投資回報的現實。另一則更重要的消息卻輕輕滑出了人們的視野:2006年中央企業經濟效益繼續大幅增加,實現銷售收入81368.8億元,同比增長 20.1%;實現利潤7546.9億元,同比增長18.2%。絕對利潤上升,但相對下降,在經歷2003年與2004年的高增長後,央企利潤增幅每年下降 5%以上,央企利潤增長進入下降通道,產能過剩壓力進一步體現。
民間資金無法找到投資渠道,獨佔利潤制高點的央企利潤則進入下降通道,兩者疊加出中國經濟的最大威脅——中國的要素資源迄未找到高效配置方式。缺乏高效率的企業與內需市場的支撐,很可能意味著中國企業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
對央企壟斷利潤的質疑正在被另一個更深切的擔憂所取代:如果這些吸納優質資源的巨型企業出現生產率下降,或者中下游企業無法吸納上游原材料供應企業的生產能力,中國經濟將出現怎樣的局面?
這一隱性風險日漸浮出水面。國家統計局威廉亚洲官网 數據顯示,2006年原材料、燃料購進價格上漲6.0%;而工業品出廠價格僅上漲了3.0%;中國產能嚴重過剩。前一數據反映出上下游產業、原料與製成品鏈條脫節的現實:當上游企業憑藉定價權優勢擴大產能竭力追求讓人艷羨的投資回報率時,下游企業正在為力保生存拚個你死我活。另一方面,由於大型國企利潤下降,其利潤增長來源很有可能從實業領域轉嫁給資本市場,通過銀行貸款與資本市場,國有與民間金融資源幾乎被大型國有公司全部覆蓋。
當前中國產能過剩主要存在兩個特徵:一是多出現在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如鋼鐵、電力、石化、汽車、建築材料等領域;二是政府投資或政府主導下的投資佔相當比重,多數產能過剩行業相當部分是中央企業在投資中居主導地位。這一現實提醒我們,以計畫手段傾向性地配置資源並沒有取得特別的成功,人為構造高投資回報率的大型特權企業,反而會造成嚴重的後遺症。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先生曾指出,宏觀經濟不穩定是因為大企業破產,其一旦失敗又很容易影響其他公司。這些失敗的公司因為很多負債,會把供貨商拽下來,供貨商又把別的公司拉下來。最後,會導致銀行的破產,從而引發全局性的經濟危機。即使不會引發全局危機,重化、能源領域的大企業的退出成本仍然讓人難以承受,會對銀行、稅收、就業、社會穩定等造成較大衝擊。
上下游企業通過價格體系進行市場調節,最終達到供需大致平衡,才可能形成健康的產業鏈。但是,由於我國的上下游產業處於不同的市場體系中,上游企業與下游企業事實上形成壓榨與被壓榨、掠奪與被掠奪的關係,不到下游企業徹底喪失利潤空間,上游企業就將維持現有模式。民資失去生存空間之日,也是大企業冰山融化之時。
這一模式不僅會危害民營企業集中的下游企業,而且遲早會反噬上游企業,讓其不思進取,並因盲目投產而在國際市場失去定價權。以擴大內需與出口化解央企產能過剩難題的建議是不現實的:擴大內需多年來沒有實質進展;我國貿易順差已經大到磨擦處處成為經濟發展大患,所謂擴大出口不過是一句空話。化解難題的第一步是盡快停止製造和擴大難題,停止對上游、重工企業的優待政策。人為造就特權企業追求短期的繁榮是在拿國家長遠的經濟安全冒險。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的研究表明,我國中小企業家在度過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黃金時期之後陷入困頓,目前我國的私營經濟規模尚不及上世紀80年代初期處於集中經濟頂峰時期的印度(對銀行實行國有化,限制外國投資,並給私營領域設置了大量障礙)。私營經濟的困頓表現在許多方面,民企仍存在無法逾越的准入門檻,大民企衰落被國企接管,民間資金無通暢的投資渠道,而我們習以為常的新聞,小業主被城管四處追趕,大民營企業家投靠國企重新以「混合經濟模式」為榮,無不反映出民資的無奈。央企利潤的下降,反映出民資缺乏公平的競技平臺隱患已無法遮掩。
我們常常因為央企喜人的數據而陷入幻覺之中,但央企的利潤來源與投資回報提醒我們,這一幻覺得不到支撐,中國經濟非市場化這一最大威脅已經開始露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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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資金無法找到投資渠道,獨佔利潤制高點的央企利潤則進入下降通道,兩者疊加出中國經濟的最大威脅——中國的要素資源迄未找到高效配置方式。缺乏高效率的企業與內需市場的支撐,很可能意味著中國企業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
對央企壟斷利潤的質疑正在被另一個更深切的擔憂所取代:如果這些吸納優質資源的巨型企業出現生產率下降,或者中下游企業無法吸納上游原材料供應企業的生產能力,中國經濟將出現怎樣的局面?
這一隱性風險日漸浮出水面。國家統計局威廉亚洲官网 數據顯示,2006年原材料、燃料購進價格上漲6.0%;而工業品出廠價格僅上漲了3.0%;中國產能嚴重過剩。前一數據反映出上下游產業、原料與製成品鏈條脫節的現實:當上游企業憑藉定價權優勢擴大產能竭力追求讓人艷羨的投資回報率時,下游企業正在為力保生存拚個你死我活。另一方面,由於大型國企利潤下降,其利潤增長來源很有可能從實業領域轉嫁給資本市場,通過銀行貸款與資本市場,國有與民間金融資源幾乎被大型國有公司全部覆蓋。
當前中國產能過剩主要存在兩個特徵:一是多出現在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如鋼鐵、電力、石化、汽車、建築材料等領域;二是政府投資或政府主導下的投資佔相當比重,多數產能過剩行業相當部分是中央企業在投資中居主導地位。這一現實提醒我們,以計畫手段傾向性地配置資源並沒有取得特別的成功,人為構造高投資回報率的大型特權企業,反而會造成嚴重的後遺症。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先生曾指出,宏觀經濟不穩定是因為大企業破產,其一旦失敗又很容易影響其他公司。這些失敗的公司因為很多負債,會把供貨商拽下來,供貨商又把別的公司拉下來。最後,會導致銀行的破產,從而引發全局性的經濟危機。即使不會引發全局危機,重化、能源領域的大企業的退出成本仍然讓人難以承受,會對銀行、稅收、就業、社會穩定等造成較大衝擊。
上下游企業通過價格體系進行市場調節,最終達到供需大致平衡,才可能形成健康的產業鏈。但是,由於我國的上下游產業處於不同的市場體系中,上游企業與下游企業事實上形成壓榨與被壓榨、掠奪與被掠奪的關係,不到下游企業徹底喪失利潤空間,上游企業就將維持現有模式。民資失去生存空間之日,也是大企業冰山融化之時。
這一模式不僅會危害民營企業集中的下游企業,而且遲早會反噬上游企業,讓其不思進取,並因盲目投產而在國際市場失去定價權。以擴大內需與出口化解央企產能過剩難題的建議是不現實的:擴大內需多年來沒有實質進展;我國貿易順差已經大到磨擦處處成為經濟發展大患,所謂擴大出口不過是一句空話。化解難題的第一步是盡快停止製造和擴大難題,停止對上游、重工企業的優待政策。人為造就特權企業追求短期的繁榮是在拿國家長遠的經濟安全冒險。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的研究表明,我國中小企業家在度過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黃金時期之後陷入困頓,目前我國的私營經濟規模尚不及上世紀80年代初期處於集中經濟頂峰時期的印度(對銀行實行國有化,限制外國投資,並給私營領域設置了大量障礙)。私營經濟的困頓表現在許多方面,民企仍存在無法逾越的准入門檻,大民企衰落被國企接管,民間資金無通暢的投資渠道,而我們習以為常的新聞,小業主被城管四處追趕,大民營企業家投靠國企重新以「混合經濟模式」為榮,無不反映出民資的無奈。央企利潤的下降,反映出民資缺乏公平的競技平臺隱患已無法遮掩。
我們常常因為央企喜人的數據而陷入幻覺之中,但央企的利潤來源與投資回報提醒我們,這一幻覺得不到支撐,中國經濟非市場化這一最大威脅已經開始露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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