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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楓:也說告密

 2007-01-18 05:25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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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雲飛先生在《親愛的告密》一文中說「一是統治成本非常低廉,藉此維持龐大的社會運轉;二是人人自危,每個人頭上時常懸一把達摩克利之劍;三是,可以降低一個民族的人格,人格一低,就會聽主子的話,就會有把柄被主子拿著,便於統治;四:可以公然不更新制度建設,反對互相制衡、誰都沒有免受監督豁免權的民主自由制度,而維持專制統治不放。」竊以為還是沒有說到點子上,如要研究告密,就要研究一些人為什麼要告密?比如說「胡風」和「反右」等政治事件中,告密領賞,賣友求榮,檢舉自保,揭發晉身者必竟是少數,何也?我認為是個人的人格與品質的使然。故然有冉先生「按」的「四個」客觀道理,但個人人格卻是主要的,不可忽視的。筆者一生也「告密」賣過伯父,可更多是被別人「告密出賣」。先說我怎麼「告密出賣伯父」!

1950年解放伊始,我作為翻身童工當上共產黨幹部,鄉下伯父一生省吃簡用買下幾十畝簿田,眼看要成地主,即找著在茶廳當坐櫃先生的家父幫他分擔一點田產。家父找我啇量,我不但一口拒絕,還向伯父所在的鄉農會作了告發,使得伯父被鬥爭了好幾個晚上。當時我為什麼要這樣做?所謂的站穩革命立場。漸次成人後深感自已行為過火和不道德,及至後來當了右派後才知是上當受騙,噬臍莫及,悔了一輩子。此後幾十年總要去伯父墳頭焚上幾柱香,求他原諒侄兒少不經事,大有「一失足成千古恨,難洗今朝悔恨心。」

也許叫遭報應吧?此後幾十年老是被人告密出賣。先說五七年反右,四川文壇兩個被定性的「反黨七人小集團」(又稱七君子集團)和「文藝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團」都是告密者羅織所為。我們下了油鍋烹炸,告密者卻「繼續為人民服務」。我在《四川文壇「貝多芬俱樂部」由來》一文中有首打油「煙濃濃,霧濛濛,小樓一夜禍重重。人心莫測誰知曉?向燈向火各不同。」這也是說的人性使然。1962年發生在「415」勞教筑路支隊的驚天大案「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一案,也是共同勞教的「難友」姚鳳啟先生(原南充市公安處刑偵幹事)告的密,致使六十四人勞教中的右派殺的殺判的判,而姚先生則提前「摘帽解教」回到原單位,兩個兒子解決了北京戶口。1968年發生在省四監獄的反革命團縱越獄案仍是告密者立下的「汗馬功勞」,兩人被槍決,五人被加刑,告密者當場獲釋。從這些血淋淋的例證不難看出,告密者之所以告密不外乎是求安、求平、求升、求榮,得到統治者一點犒賞而矣,但不告密的人總是多數呀!他們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也不告密,管你賞不賞,懲不懲,放不放,殺不殺,自始至終認為告密可恥,可卑!在我做街道辦事處主任走紅的年月,曾抓住一個家道富有的女小偷,我奇怪地問她:你不缺穿不缺吃,為什幺要去偷?她臉不紅心不跳地回道:「我看著銭手就痒,不去偷心裏就不好受。」這也是人性使然!如果冉先生有志研究告密這一科研課題,我建議先從人性入手,當然也得研究研究統治階級的統治術。在歷史和現實的生活中,告密者永遠就那麼幾個人,他們到底為什麼要告密呢?首要需區分別無知、衝動、報復與求榮、晉身、洗涮、保安等等,無論哪一類那一種,告密都是可恥的,沒有人格的,應終身懺悔,向民族向祖先認錯認罪,不要以為成了「名人」就可以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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