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嘉諺：悲烈星雲 長夜波濤(下)——略論「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2006-12-05 15:26 作者:張嘉諺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 學術文論

張嘉諺：悲烈星雲 長夜波濤——略論「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下）

三大基本目標

中國獨立邊緣各各分散的自由寫作，因了袁紅冰等自由作家倡導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而有了巨大的向心力，同時又無可遏止地向著更為寬闊的文學/文化創造空間幅射。在本文看來，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應以三項根本任務形成三大基本目標：一、重造現代士人；二、辯識精神資源；三、著重人格構建。有「人」才會有其他，有一切！重造中國現代士人，應成為「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最核心的追求！這也應當是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不斷展開的總主題。筆者欣喜地感到，這個問題在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中，雖然提法不一，卻正在成為諸同仁的共識。


重造現代士人

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界經過一番又一番挖根移植，傳統文化千年以降的優性特質已蕩然無存！——由此須對上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重加審理；特別是極權系統對中國知識界推行的一波又一波「洗腦運動」與無孔不入的「灌腸教育」， 使今日中國「文盲」無多「心盲」特盛；不作公民甘為順民，不是工具，就是祭品！豈有「君子不器」之品格！躲避崇高，趨奉流俗，良知遮蔽、操守缺失，貪金拜物，為所欲為，竟成文化人的時髦——整個華夏中國知識界已在事實上整體崩潰。

「中國現代士人」是筆者在寫作本文時，有意從含混不清的「中國知識份子」中剝離出來的一類人。這是一些具有新型民主自由與人權意識的知識者，本文一律將其稱之為「中國現代士人」，以取代「中國知識份子」這樣一個令人羞於提起的稱謂。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寫作，自由的表達是他們的根本標識。這樣的人是自由思想之士，自由寫作之士，自由表達之士——決非雖有某些知識卻只會協從專制依附極權的奴才順民！同時，中國現代士人又始終以真理追求區別於傳統士人的尊皇忠君，構成現代士人的基本要素有四：獨立品格—人權尊嚴—公義責任—自由精神。

獨立品格：在此，不妨援引筆者論述中國「個體先鋒」時提到的「五獨立」：

個體先鋒的獨立，表現在五個方面的特立獨行：
一、向官方的權勢話語、主流意識獨立——這意味著詩人不脅從於極權政治；
二、向社會的商品話語、市場意識獨立——這意味著詩人對錢幣腐蝕的警惕；
三、向民間的盲從話語、庸眾意識獨立——這意味著詩人對民粹主義的舍棄；
四、向媒體的媚俗話語、炒作意識獨立——這意味著詩人對流俗導向的審視；
五、向文人的自戀話語、苟且意識獨立——這意味著詩人對良知道義的擔當。

個體先鋒的獨立，便是在這五個方面的抗爭、審察與批判。

有別於獨斷主義，獨立品格同時也指向相互競爭多元共生的平等。[①]在自由文化運動中，領軍人物與跟進群體中的各個體在人格上完全平等，不存在人格上的等級性。「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關係，誰也無須對誰頂禮膜拜！誰也無須面對手持權杖的主宰者的驕橫，而是面對經由自己選出的公僕偉大的謙恭！」[②]

人權尊嚴：這裡的人權，更多地指每個人的天賦權利；這裡的尊嚴，是意識到作為人的尊貴價值。因此，人權尊嚴是人能自重同時尊重他人的權利，是意識到捍衛自身價值的嚴肅意義而能將這種嚴肅意義推及他人，從而將自利與利他融為一體。

公義責任：是意識到自身與社會大眾的血肉關聯。現代士人在復活傳統優性價值重新確認中國傳統優性文化人格之時，胸中會響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大音之聲。

自由精神：自由精神輕視將自由狹隘化的私我意氣或任性胡為，使自由成為自私自利自得其樂的玩品；自由精神推崇既能內守詩性生命的不受約束，又外求與天地人之氣息全幅相通的精神旨趣。顯然，盲從外在的非理與不義，內心的自由就隨之減損；若甘心被時尚物慾污染，自由之心鏡就蒙受污垢。這種自由既是自我的，又是非私我的；它是對私慾的超越而趨向「無我」狀態的澄明。

獨立品格如同骨架，人權尊嚴如同血液神經，公義責任有如皮肉，而自由精神，則是現代士人活潑潑的精氣與靈魂。這四者相互交織，互相滲透為骨肉調勻，氣血飽滿的生命體。我們設想，獨立品格—自由精神—人權尊嚴—公義責任這四大要素的具備，會造就未來中國現代士人生龍活虎的文化人格，這也應當是未來中國公民形象與國人整體形象的重新書寫。

中國「知道分子」整體墮落，已不能指望集群式的崛起[③]——中國知識人只能一個一個的清醒，一個一個的覺悟，一個一個的站立起來，一個一個地成為中國現代士人！


辯識精神資源

筆者認同的「精神資源」，是既能「修身」也能「應世」， 既能「自救」亦能「救人」，既「利已」也「利他」——能真實的給社會帶來遠離苦難，趨赴安樂的方向和道路——精神資源就是通往真理的道路；精神資源就是真理！如果要說得更簡明，一言以蔽之，精神資源就是「道」！

今人要麼不知「道」，要麼知「道」亦未必深究。古之聖賢對「道」的看重，從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一語，即可見「道」的重要！意味著「君子」（今為現代士人）在「辯識」清楚什麼是真正的「道」以後，即可隨時準備為之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可見其將寶貴人生對真理的尋求放在了何等的位置。古今中外，像裴多菲似的「為了愛情可以犧牲生命，為了自由又將愛情犧牲」的例子，不勝枚舉。

對「道」加以清明的比較辯識，是現代士人抉擇未來的起碼原則。本文之所以提出「辯識」精神資源的問題，是基於古往今來人類歷史不斷重蹈覆轍的慘痛！例如，中外共產黨人也曾以「解放全人類同時也解放自己」的馬教毛想作為真理，為此「道」而舍生忘死，前仆後繼，「殉之」者何止千萬！可如此慘重的「殉道」，即便白骨如山又如何？！

那麼，對於人類迄今為止所尋求所確認的種種「真理」，首先以清明的理性加以辯識，而決不盲信盲從，絕非多此一舉。如果我們今天的努力不過是對前人「誤道」的「複製」，造成又一輪惡性循環！我們不如乾脆不作為，「坐等戈多」的好！比如，不斷增長的現代經濟剌激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是否為人類走向自由的「正道」？ 又如，當今士人都十分熱衷於「民主化」的救國之「道」，但丘吉爾「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卻是迄今為止最不壞的制度」這一名言，卻大可咀嚼[④]。對於各種人文精神與宗教精神表現的文化資源，真正的現代士子都不妨投以「辯識」的眼光去質疑、在瞭解的基礎上作出取捨。比如法輪功提倡的真、善、忍，一般來說是能為人們廣泛接受的，本可成為社會和諧的穩定元素，卻被專制者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所彈壓，那是病急自作孽了！

古之聖賢為人類創造的精神資源，是否為現代人真正領會，正確實施與踐行，其實是很大的疑問！比如基督教的博愛精神對仇恨的化解；儒家「君子憂道不憂貧」地積極入世，以修、齊、治、平一整套文化方略「構建和諧社會」；道家追求的遺世獨立，「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自由極境；至於佛教那一種追求澄明無我的終究大覺悟：在人生觀上既能積極入世地踐行完全利他式的大乘事業——「我不入地獄（受難），誰入地獄！」——以「善巧方便」的萬千「法門」忘我地救度眾生（即所有的生命形態，包括怨恨敵仇在內）——「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苦難）不空，誓不成佛」；又能以「自證」與「自悟」，努力讓自身超然於「世間八法」之外[⑤]，通達時時無礙，處處無礙的事事無礙，最後以「明心見性」證悟生命本來面目，抵達最終的成佛（「佛」即終極大覺悟、終極大自由）境界。更值得現代士人以清明的理性辯識，重新去深入這一精神資源！

「文化復興不可能從零開始……無論是中國的傳統資源還是西方的傳統資源，我們應該重新審視而不是盲目排斥。」筆者完全認同白光先生這一看法：「無論是西方的基督教，還是中國的儒、釋、道，經過了兩千多年的考驗，廣為普通民眾接受，說明有強大的生命力，能夠真正解決各種人生問題。」的確，「古代的物質文明遠遠比不上現代，但並不能說明古人的智慧不如今人。」[⑥]真能辯識傳統文化優性精神的現代士人，比如余樟法（東海一梟），因其對傳統文化精髓的把握。其人格與詩文自能積極應世，在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中衝浪自如，成為引人激賞的特出人物。又如當代大儒蔣慶先生對孔子《春秋》所蘊含的「公羊學」闡釋，筆者讀罷，方知儒家在「心性儒學「之外，還有一整套「政治儒學」，其應世、救國、改制、立法的理念體現的文化方略，亦並不遜於民主憲政思想！對於未來人類社會的理想構建，儒學之公羊思想不無可操作性，甚至更富啟示性！[⑦]


重在人格構建

對於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參與者，無論是其中的特出者、領軍人還是現代士人，都不可避免地面臨一個人格構建的難題。

之所以說難題，既有近百年的歷史教訓，也有對當今自由民主陣線不斷出現紛爭的擔憂。從人格構建上說，中國現代士人的「自省」、「自察」、「自剖」與「自審」，更應甚於外揭、外斗、外批與外責。

自私、自戀；懦弱、苟且；短視、小氣；冷漠、頹懈；霸道、蠻橫；驕矜、傲慢；偏狹、極端；仇恨、猜忌；嗜權、貪婪；放任、自執；固執已見、剛愎自用；以及犬儒主義，獨斷主義等等，這20多種負麵人格因子或惡劣人性質素，都是中國現代士人所應警惕，所應自省自審的。

比如對「獨立」的理解，若放置在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就不會僅僅是一種不為物役，不為形役、不為事役等外在力量所役的外向姿態，同時更意味著內在的操守。即不為貪役、不為名役、不為譽役、不為利役、不為仇役、不為嫉役、不為傲役……等等，一名話，不為心役！這種種內在的守志性獨立，比外在的抗爭式獨立，當然更加艱難，層次也更高！所謂「千千為敵，一人勝之；未若自勝，為戰中上。」（《法句經/述千品》）

人格建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資源豐富，現代士人的人格構建應該是傳統文化人格的優性承傳，儒家善於融通不同文化的寬容襟抱，其所信守的「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信念；佛家的「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等等品格操守，亦激勵著世世代代的中國士子！多少中國誌士仁人，幾多中華巾幗鬥士的成長與彰顯，正是為中國傳統文化中這些優性品格元素所滋養與造就。

對於中國現代士人的人格構建，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弗羅姆對於未來新人結構21種內涵的設想，亦頗有啟示性：

1．隨時準備為了徹底的存在而放棄形形色色的佔有。
2．沉著、穩重、自信。這一切基於我即是我的信念；基於與他人休戚相關的需要；基於興趣、愛以及與周圍世界的一致。而不是基於去佔有、去私囤和去控制世界、以及因此而變做個人佔有的奴隸的願望。
3．承認這一事實，即除了我們自已以外，任何人，任何東西都不能賦予生活的意義；如此，這種徹底的獨立自主和一無所有才可以成為一種全面富於責任心的、獻身於給予和分享的存在的先決條件。
4．具有隨時隨地絕對注重現實的能力。
5．以給予和分享為樂，而不以財富和全力剝削他人為樂。
6．在生命的各種表現中去感受對生活的熱愛和敬重。並明白神聖的不是物，不是權力和死亡，而是生命及一切促進生命成長的事物。
7．竭誠努力去減少一個人可能會有的一切貪慾，憎恨和想入非非。
8．有能力不崇拜偶像、脫離幻想而生活。因為如此才算達到了一個人再無須幻想的人生境界。
9．努力發展自已愛的能力和批判地、理智地思考的能力。
10．有能力克服自悲情緒，並接受人類生存的悲劇性侷限。
11．懂得自己及他人個性的全面發展是人類生存的最高目的。
12．明白的遵守紀律和承認現實是實現這一目的的必要條件。
13．知道唯有在一種結構內部進行的成長才是健康的。並善於區別作為生命標誌的「結構」與作為呆滯、死亡標誌的「制度」。
14．發展自我的想像力，但不僅僅是為了逃避種種不可忍受的條件，而是作為對各種現實可能性的預見。
15．不欺騙人，也不受人欺騙。人可以正派，但不可以幼稚。
16．認識自我。不僅僅認識顯意識中的自我。而且要瞭解潛意識中的自我。對後者，每個人心底都是有一種潛在的瞭解的。
17．與一切有生命之物息息相通，因而能放棄侵佔自然、征服自然、盤剝自然、強姦自然及破壞自然的目的。相反，要力爭理解自然，與自然合作。
18．不是將自由理解為任意，而是理解為人的自在之可能。不是作為一個放蕩，為所欲為的人，而是作一個能隨時準確、平衡地做出生長或衰亡、活著或死亡的選擇的人。
19．知道惡和毀滅是生長受阻時的必然結果。
20．懂得只有少數人能在所有這些修養方面達到完美境界，因而沒有「達此目的」之虛榮。時刻牢記著，這樣一種虛榮心只不過是變相的貪婪與佔有。
21．不論命運允許我們達到的遙遠未來是什麼，在這不斷生長的生命過程中，都要輕鬆快樂。因為依照人之所能去清醒而本能地生活，這本身已如此地令人快樂，使人不會再去顧慮能實現什麼或不能實現什麼。[⑧]

以上述種種為做人準則，這個奴性化的順民社會，方可望向世界公民社會作根本性的轉型。


結語

只要中國極權主義機制不變，權錢合謀的格局存在，真正自由的國人寫作仍然遠在他鄉；自由表達獨立不倚的文學理想與藝術精神所嚮往的那片無限自由的話語場，絕然還是幻景！於是，追求獨立自由的信念重新為中國現代士人凸現出來，這必然體現為對於良知、道義、公利的責任；不為權勢迫壓與私慾名利動搖的意志；毫不妥協地對自由信仰與文化理想的堅守等等，這些水晶品質，是真正的自由士子不可搖撼的根基。

讓真正的自由文學/文化運動成為人類自身救度的方舟！在健全的自由思想面前，一切獨斷的、各行其事的、怒氣沖衝勢不兩立的意識形態，終究可以消解！對自然生態、社會生態與精神生態和諧的追求，對於生命尊嚴和自由神聖的捍衛；意謂著千百年來橫亙在人與自然之間、人類社會的種群與種群、族群與族群、集團與集團、黨派與黨派、國家與國家等等人與人之間的猜疑、憎恨和衝突，不斷得到化解。讓我們以最高的自由為目標去尋求自身的完美，讓「使人生活得更好」或「讓人類更好地生活」的理想境界不斷實現。


2006年11月8日初稿；
2006年11月13日三稿；
2006年11月18日四稿。



[①] 黃翔《留在星球上的札記》中有一句詩意盎然的話，最好不過地描述了這種情形，「當姿態萬千的野花在原野開放時，我看見形狀在形狀和形狀之間呢。」
[②]黃翔《內外風景•綠色民主》，電子文本；
[③] 請參見筆者《論「個體先鋒」》一文中「中國詩人的群體陽萎」一節；
[④] 制度決定論的侷限，可參見白光：《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盲區——制度決定論評析》一文，「民主制度的建立、維繫還需要有一套道德准範來對人形成內部約束。……內在道德規範的約束和外在制度的約束一樣都不能少，否則就不能建立和維繫一個公平的社會秩序，沒有秩序當然也就不可能有自由。」此文首發《自由聖火》；
[⑤] 「得失、苦樂、稱譏、譭譽」，佛家稱之為「世間八法」。龍樹菩薩說：「得與失、苦與樂，稱揚與譏諷，譭謗與讚譽，這些世間八法不是我心所求。它們對我而言，都是一樣。」
[⑥] 白光：《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盲區——制度決定論評析》：
[⑦]見蔣慶《公羊學引論》（）；《政治儒學》（）；
[⑧] 弗羅姆《佔有或存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89年版P155－157；

（全文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