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為何現在發起自由文化運動

 

仲維光在「中國自由文化」首屆年會開幕式上宣讀論文《自由文化運動與中國知識傳統的重建——極權主義及其文化問題批判》要點

在最近於澳大利亞墨爾本召開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首屆年會期間，來自德國的學者、「中國自由文化獎」評委會負責人仲維光在接受採訪及回答聽眾提問時指出，之所以在現在發起「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是痛感文革結束三十年後，文化卻更加墮落腐敗；而法輪功學員在《九評共產黨》中所提出的「黨文化」概念，以及幾年來在反迫害中所做的努力，已經創作了一種條件，使知識界可以從文化和精神層面發起一場平行於法輪功學員的自由文化運動，希望能對文化的墮落和腐敗起「亡羊補牢」的作用，在一個新的起點上，為未來的中國社會做出貢獻。

仲維光在向大會提交的五萬餘字的論文《自由文化運動與中國知識傳統的重建——極權主義及其文化問題批判》中，明確地提出，今天的中國社會仍是極權社會，而不像有的知識份子所提出的那樣，是 「威權社會」或「後極權社會」。只不過今天的極權主義已從教條的極權發展為「充滿機會主義的、無信仰的、實用主義的極權主義」；中國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是極權主義文化的標準模式。

以下是仲維光採訪及回答問題要點：

自由文化運動：知識份子發動的對黨文化的對抗

仲維光說，「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是一次真正的由知識份子發動的對黨文化的對抗的標誌性的開始。

文革結束後，中國人發現，文革徹底摧毀了中國的文化，人們開始反思文革，我們經歷過「傷痕文學」，經歷過八十年代北京的所謂各種叢書的出版，經歷過《河殤》以及九十年代和最近幾年的一系列的知識性的活動。但是，到了今天，人們突然發現，文化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墮落，更加腐敗，而且文化所遭受的摧殘更加嚴重。

這個問題就使我們看到，就像捷克總統哈維爾所說的，我們每個人不僅是極權制度的受害者，也是它的締造者。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文化的墮落，不僅是幾個領導人的問題，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否也參與了這三十年的文化墮落過程？

反思這個問題，就應該使我們中國知識份子走向一個文化的新起點。

為何在今天發起「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仲維光說，我常常提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民運89年在那麼好的形勢下，全世界的人支持，全世界都給錢，在那麼好的形勢下經過了5年走到了一個低谷，然後幾乎瓦解。然而法輪功學員從99年開始，當時那麼困難，幾乎沒有人理解他們，經過了5年呢，他們變成了另外一個樣子，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共產黨就是斬不斷、滅不了他們。

這裡邊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我認為就是89年的所謂民運，你去觀察一下，那些參與者儘管有好的衝動，但是他們很多人根本上是黨文化，還是在共產黨的文化的氛圍裡頭，而99年的法輪功學員，他們是追求一種新的生活，追求另外一個方向，另外一個世界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中國的文化問題，早就應該由我們中國知識份子提出來。但是我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感到慚愧。雖然過去30年，我們作為個體，有這個人，那個人，有黃翔，徐文立，有袁紅冰等等，都作過不同追求，但是這種對於自由文化，對於自由精神的追求，仍然一直是作為個體存在的。

這種新的追求，變成一種社會的運動，向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滲透，是在兩年前，法輪功學員寫的《九評共產黨》，這九篇文章出來以後，然後最近又推出《解體黨文化》系列，法輪功學員提出一個黨文化問題。作為知識份子來說，追求自由，我們面臨的死敵就是黨文化。

《九評》出來以後，我很驚奇，因為《九評》第一次公開提出黨文化問題，當時我自己就感到慚愧，這個黨文化應該是由我們這些畢生對於黨文化進行反省的知識份子提出的。

我們今天重新組合在一起，有很多偶然的機會，這個偶然的機會呢，比如說恰巧遇到袁紅冰先生從國內逃出來了，恰巧碰到他這個人有能力，有這個魄力來組織，那我們這些早就渴望這些的人，早就有這個心，那麼一拍即和，所以我們今天彙集在這裡，既是必然也是偶然。但是呢，一旦我們彙集在一起，就成了一條江河，那麼在往下流的時候，我希望我們不是一條內陸河，而是越流越浩瀚。

當然現在已經有條件，這個條件呢就是法輪功學員所給我們創造的空氣，《九評》推出以來所給中國文化界，知識界帶來的空氣。我知道在我們面前還有很多事要做，比如我們要構建新的知識框架，新的知識框架決不是過去共產黨的唯物主義這種框架，而是我們繼承中國傳統的，兼容西方傳統的這樣一種結合。我們推崇一種新的科學，那是新的科學精神，和共產黨的何祚庥之類的偽科學、教條科學、專斷的科學是截然不一樣的。

許多「第一」走到一起

仲維光表示，這次「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年會的與會者非常有代表性，有很多「第一」，就是曾經參與過「第一」的人，比如說，第一份民刊創辦者黃翔，第一個民間政黨參與者徐文立，獨立中文筆會的創辦者貝嶺，以及其他一些在各自的領域裡曾經進行過勇敢的探索的人。這些人今天走到一起來，絕不是偶然的，正是因為這些人的獨創精神，和無畏精神，才使得他們今天能夠，在這個中國現代史上的知識控制下，不畏流言蜚語，不畏其它的困難，走到一起來，重新開創自由文化運動。

平行於法輪功學員的另一場運動

仲維光認為，這次自由文化大會，實際上是在法輪功學員提出反對黨文化這樣一個新的提法以後，平行於法輪功學員的另外一場新的運動的開始。

現在在中國社會有兩個抵制黨文化的運動出現，一個是民間百姓由於自己的信仰和自己對生活的信念而提出的對黨文化的抵制；另一個就是由知識份子現在提出的，從知識框架上，從文化、精神、道德上，對抗黨文化的自由文化運動。

這次的自由文化大會象徵著一個起步，剛剛是一個開始，我希望在今後的幾年，這兩個層面的民間的對黨文化的抵制能夠平行發展，並且彙集到一起，在知識領域，道德領域逐漸開闢出一片新的天地來，這樣我們在一起就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從而能夠在未來的中國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我認為這兩個東西將是中國在變化後的動盪中的一種極強的穩定因素，將會使得中國在重新走向新的起點的時候有一個堅實的基礎。

我們自由文化運動和法輪功學員們一樣，我們的目標並不是政治，而是從根本上，從中國人的知識上、道德上來尋求一個新的東西，新的框架，來重新走回中國傳統，重新和世界接軌，這樣的一個新的知識之路。所以我相信，自由文化運動從現在開始會越來越壯大，越來越發展。

法輪功是否會搞政教合一

對於是否擔心法輪功日後會走向政教合一的問題，仲維光說，我並不憂慮。從我對法輪功的接觸和理解中，我認為法輪功學員大部分關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問題，信仰問題，他們成了一種新的信仰，追求一種新的生活，他們所關心的實際上是超越於政治的。

這個超越於政治，在今天看來，好像很難理解，有人會說，他們不是很介入政治嗎？

但是回顧過去幾年的歷史，就可以看到，他們的介入政治，是被動的，是被拖進去的，在最開始的時候，99年的時候，他們只是為了訴說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遭到的卻是鎮壓。遭到鎮壓以後，他們反對的是江澤民，然後呢，過了幾年了，共產黨還是更進一步鎮壓，才使得這些法輪功學員進一步看清中國的問題是一種制度性的問題，是社會性問題，是不能容忍另一種生活方式，是排他性的問題。

法輪功學員所追求的目標不在於塵世中。法輪功他們所關心的，絕對不止是中國的政治問題。法輪功對於中國社會和人類的貢獻，也絕對不止是在政治上和這種層面上。

相反的，他們是在作為人對於生活的追求，在這種空間上，我認為他們會對整個社會、全世界、對人類的文明做出更大的貢獻。

我們現在看到，作為西方社會來說，也存在很多問題，西方社會的人放縱自己，酗酒，還有一些其它不好的現象。西方社會的民主制度也不是能解決一切的。從我在德國生活的經驗來看，它有很多弊病，你無法解決。

法輪功學員的自修，「真、善、忍」，這樣的一個思想，它能補充、修正西方現代文明帶來的很多問題，甚至能夠補充、修正西方民主制度中的許多問題。例如，只靠兩黨政治互相之間監督、競爭的辦法，它依然不能解決很多問題。法輪功帶來的這種真善忍和自修，或許能夠使西方政治家約束自己，或產生更多的東西來修補政治制度中的另外一面的弊病。

所以，對法輪功是否是參與政治的問題，我基本不擔心。

當然，作為法輪功學員，因為有成千上萬的人，或者裡面有個別的人有可能對政治也有自己的看法，甚至野心，但作為一個群體，不會出現這種情況，現在還沒有出現這種問題的時候，你不必去假設。當它出現的時候，我們再採取相應的對策，和相應的監督。

新的文化框架的基礎

仲維光說，要去除黨文化、建立自由文化，首先要排除共產黨的專制，建立信仰自由，讓人們有權選擇自己的信仰和生活。

第二個，我覺得人們應該從自己的知識框架上來反省自己，從中國的傳統和現在世界的知識結構中，重新來檢測自己這把尺子，我覺得這也是啟蒙以來，帶給我們的寶藏。就是說，你來看，你所用的方法，在檢視世界的時候，你的方法是什麼？這個方法能夠解決什麼問題，不能解決什麼問題？當你這樣做的時候，以後的討論，和對新知識的追求就不再是教條的、專斷的東西，而是一個活的。我覺得這種對於新的知識的追求，對於以後建立新的文化來說，也是相當重要的。在我來說，說得更具體一點，就是要拋棄唯物主義，也就是所謂的物質主義帶給中國社會的教條、專斷和墮落。

物質主義帶來的墮落，大家都已經領受到了。

也就是說，要從兩個方面，一個是信仰自由，一個是反省我們的知識框架，重新再引入，或者是反省中國傳統的知識文化，這樣的兩個方面入手，才能建立新的文化。

今天法輪功學員所進行的，正是從這兩方面入手的。他們選擇了自己的信仰；在選擇自己信仰的基礎上，他們選擇了一種新的認識世界的方法。 我們知識份子在做的時候呢，可能在第二個方面，會更加多元化，有各種各樣的認識世界的可能，和認識世界的方向。

近期目標

仲維光說，自由文化運動的近期目標，就是在明年設立學術獎和行動獎。明年要評出這些獎項的獲獎人。

第二個近期目標，就是準備出版一套自由文化運動叢書。我個人會投入這兩項活動中。

第三個近期目標，就是關注中國人民的苦難。編纂中國的苦難歷史。這第三個活動意義很大，它能使中國知識份子不脫離大地，能夠同中國的民眾，同中國的現實聯繫在一起。

所以這次自由文化活動，通過明年的努力將大大拓寬它的道路。

我自己希望，在自由文化運動已經成為一種運動以後，我自己能夠在理論上做出更多的工作來，做出更多的成績來，以推動自由文化運動向前發展。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