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窯洞文化—「黨文化」的延續（組圖）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中共「蘇區」（上）
成用：１９７０年二月的一天，我正在「北大荒」修理地球。突然傳來消息，說「紅旗雜誌」要發表重要新聞。我們以為又是毛有「威廉亚洲官网
指示」，就找來了鑼鼓準備遊行慶祝。沒想到廣播裡傳來的不是「指示」，卻是「五首革命歷史歌曲」。大家非常納悶，但也打心裏高興。
逢時：高興什麼？
成用：不用遊行了。
逢時：你說的「五首革命歷史歌曲」是不是《畢業歌》、《大刀進行曲》等幾個歌？
成用：對。再加上《抗日戰歌》、《工農一家人》和《戰鬥進行曲》。
逢時：除了「五首革命歷史歌曲」，那會兒還有「五首陝北革命民歌」，也流行得轟轟烈烈。
成用：那是一年多以後的事。記得是１９７１年的１２月２６日，人民日報又大張旗鼓地發表了「五首陝北革命民歌」，有《山丹丹開花紅艷艷》、《翻身道情》、《咱們的領袖毛澤東》、《軍民大生產》和《工農齊武裝》等，可稱是早先發表的那批「革命歷史歌曲」的姐妹篇。
逢時：一會兒「二踢腳」，一會兒「姐妹篇」，真是禍不單行。
成用：用黨的「喉舌」發表歌曲，並強行讓全國人民作為「政治任務」來唱，這是一件正常社會中的人們無法想像的事情。雖說只是幾隻歌，而它對中共來說可非同小可。原始的「五首革命歷史歌曲」產生於以「武裝保衛蘇聯」為口號的「左聯」時期。而「五首陝北革命民歌」則在「中國革命的搖籃」，「蘇區」延安出籠。顯然，被改頭換面的這些歌曲成了在馬列主義顛覆之下中共「黨文化」的「家珍」。
逢時：另一方面，在幾乎一切文學藝術作品都被封殺的文革混亂時期，兩次歌曲的發表下達了一個重要的信息：文革在文化戰線上的目標，就是要糾正一切偏離「革命」的傾向，堅持純粹正宗的「黨文化」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中共用歌曲來進行基礎「黨文化」的灌輸。
(圖一)：出版於「左聯」籌備期間的《新俄文藝政策》﹐1929年﹐馮雪峰譯。
成用：要說蘇共的「黨文化」對中國的早期影響，大概應從「左聯」談起。「左聯」的全稱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中共的直接領導下於三十年代初期成立。這個時間很重要，別忘了，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正是在１９３４年的蘇聯全國作家代表大會上正式提出的。
逢時：「左聯」的成立可以說是為馬列主義的文藝思想對中國的顛覆作了組織準備，與蘇共成立全國作家協會異曲同工。
成用：正因為這樣，「左聯」的旗幟具有鮮明的蘇共色彩，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的一翼」﹝１﹞。自「左聯」成立後，僅音樂界的「左聯」分支就有，１９３２年成立的「北平左翼音樂家聯盟」，１９３３年成立的「中蘇音樂學會」，１９３４年成立的「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小組」等﹝２﹞。
逢時：「左聯」從一開始就把列寧所說的「沒有革命的理論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運動」當聖旨，以宣傳馬列主義為「偉大的啟蒙」，連篇累牘地在報刊上宣傳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很多馬列的著作都是在這個階段由「左聯」的作家翻譯成中文。「左聯」的重要領導人周揚甚至在蘇共仍在醞釀討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１９３３年底就開始在中國傳播這個「主義」﹝３﹞。
成用：前面說的「五首革命歷史歌曲」基本上出於「左聯」音樂家之筆。你說，對「左聯」的音樂活動應如何評價？
逢時：這是一個複雜的歷史問題。我們過去在中國所聽到的說教是，「左聯」創作的「抗日救亡歌曲」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為以後的「新中國」音樂奠定了基礎，等等。可是我們不能忘記兩個基本事實，一，文革中發表的「五首革命歷史歌曲」已不是原始的抗日救亡歌曲，許多關鍵的歌詞經過「重新填詞」已被改得面目全非。抗戰時的中國人民根本沒聽過這些「新編歷史歌曲」，如何被「鼓舞」？二，「左聯」成立的最初目的其實與「鼓舞抗戰」無關，正如前面所說的，是為了傳播馬列主義，為了在開闢農村革命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同時，由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領導文化革命」。﹝４﹞
（圖二）：「紅軍」在中共「蘇區」的標語
成用：容我插一句，建立「蘇維埃」政權，不就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由中國人成立一個「外國」嗎？
逢時：確實如此。看來「分裂祖國」的始作俑者其實並不是別人，恰恰是中共自己。
成用：說起「重新填詞」，「五首革命歷史歌曲」中的第一首，聶耳與田漢的「畢業歌」是個絕好的例子。原始的歌詞應該是，「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聽吧，滿耳是大眾的嗟傷，看吧，一年年國土的淪喪。我們是要選擇戰，還是亡……」。可１９７０年重新發表時歌詞卻變為「同學們大家起來，奔向那抗戰的前方。聽吧，抗爭的號角已吹響，看吧，戰鬥的紅旗在飄揚。我們跟著共產黨，拿起槍……」。
逢時：聶耳與田漢當時都是二、三十歲的熱血青年，這首歌的原曲確實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可其中最大的「疏忽」是沒有突出「黨的領導」。聶耳幸虧死得早，要是活到文革，大概逃不脫與田漢一起坐牢的命運。
成用：這就是「重新填詞」的全部目的，——通過修改「歷史歌曲」來編造共產黨領導抗戰的謊言。五首歌曲中多處被塞進了「跟著共產黨」「跟著毛主席」的詞句。因此，重新發表時作曲者們有幸被保留，而作詞者則被「一網打盡」，統統代之以「集體重新填詞」或「集體改詞」。
逢時：「重新填詞」似乎是「黨文化」歌曲的一大特點，連「國歌」也一度被「重填」。給歷史歌曲「重新填詞」尤其荒唐，改了詞的「歷史歌曲」還可稱為「歷史歌曲」嗎？
成用：可荒唐事卻被當時的「紅旗雜誌」編者按說得讓人目瞪口呆：「……為這些革命歷史歌曲重新填寫和修改歌詞，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歌詞從階級觀點出發，突出了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突出了毛主席關於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的偉大思想，突出了工農群眾的革命作用，使歌曲的革命音調得到更好的體現，也更切合於當時革命鬥爭歷史的實際情況。」﹝５﹞。
逢時：黨公開地在黨報上修改歷史，以改了詞的「歷史歌曲」歌頌自己，可能是中共的一大發明。
成用：由此可見，中共的「歷史歌曲」是絕不可能真實地反映歷史的，否則就無法向中國人民交代。
逢時：沒被「重填」過的歷史歌曲對中共來說充滿了隱患，一不小心就會露出被歪曲了的歷史真相。一曲「到敵人後方去」從小唱到大，光動嘴不動腦子。直到某個早晨一覺醒來方覺不對勁：打日本怎麼就只「到敵人後方去」而不上前方呢？
成用：那是為了實現中共的首要目標，擴大地盤，建立紅色根據地。再說，中共所宣傳的「抗戰」歌曲中有哪一首表現了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包括「黃河大合唱」在內，唱的全是「游擊健兒」、「青紗帳裡」、「土炮洋槍」、「大刀長矛」等等。難道中國的抗日戰爭僅靠游擊戰就能打贏？
逢時：表現國軍正面戰場的抗戰歌曲不是沒有，黃自創作的「旗正飄飄」就是其中之一，但中共幾乎不提。
成用：其實由麥新詞曲的「大刀進行曲」原本表現的也是正面戰場的國軍，因此必須大作手腳才能發表。此歌原來的副標題是「獻給二十九軍大刀隊」。二十九軍就是國民黨正規軍，浴血奮戰在抗戰的前方。副軍長佟麟閣上將１９３７年於北京南苑戰死在疆場。而我們熟知的「大刀進行曲」中，「二十九軍」已不見蹤影。「二十九軍的弟兄們」改成了「全國愛國的同胞們」；「前面有東北的義勇軍」改成了「前面有工農的子弟兵」；「咱們二十九軍不是孤軍」改成了「咱們軍民團結勇敢前進」。
逢時：有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綱領，不可思議的荒謬就變成了無可非議的名正言順。怪不得「紅旗雜誌」編者按把「為歷史歌曲重新填詞」說得那麼理直氣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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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用：「左聯」的風風火火，基本上是「國統區」裡「蘇共秀才」們的場面。「土包子」毛澤東不太有機會插嘴。隨著毛領導的「工農紅軍」１９３５年在陝北落腳，中共文化活動的中心開始逐漸從「白區」轉向「蘇區」。
逢時：也就是從「五首革命歷史歌曲」轉向「五首陝北革命民歌」。
成用：這回毛可有了用武之地。如果說「五首革命歷史歌曲」為的是宣傳「共產黨領導抗戰」，那「五首陝北革命民歌」的主題則是「毛主席是咱們的大救星」。這就是為什麼這五首歌本來是「革命文藝工作者」準備１９７１年向「黨的五十歲生日獻禮」，但中共卻拖著遲遲不發。直到１２月２６日毛的生日，才作為「供品」獻上，讓全國人民「歡欣鼓舞」。
逢時：還記得當時是怎麼「歡欣鼓舞」的嗎？
成用：我在北大荒參加「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時，器樂合奏「軍民大生產」每次都是「壓軸」戲。有一回大家心血來潮，奏最後一段時集體搖頭晃腦，左右搖擺。台下掌聲雷動，「歡欣鼓舞」，可沒想到我們卻因此受到嚴厲的批評。
逢時：這叫吃力不討好。
成用：領導說我們不嚴肅，把「革命民歌」搞得像「爵士樂」「搖擺舞」。
逢時：有意思。除非「偷聽敵臺」，我很懷疑這位領導是否聽過「爵士樂」，看過「搖擺舞」。
成用：言歸正傳，這些「陝北革命民歌」出籠的經過則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主題。我們可留在下面延安的「新民歌」中再詳談。
逢時：可以說，延安時期對中共的起死回生至關重要，是抗日戰爭給了中共以喘息的機會。毛一站穩腳跟就騰出手來在「延安整風」中清洗了異己，鞏固了權力，確立了他個人的「絕對權威」。與此同時，中共居然有雅興在抗戰烽煙滾滾的１９３８年成立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
成用：這就是我前面說的「二踢腳」。在毀滅人的肉體的同時，也要在文化上消滅人的思想和精神。
逢時：「魯藝」的成立距蘇共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過四年，這四年是否可稱是中共版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問世的準備階段？
（圖三）：毛澤東在延安宣講馬列
成用：是這樣。毛經過一番盤算，決定慎重使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詞語，而將其與「無產階級現實主義」或「抗日現實主義」並提。雖然他本人從未說明其中的理由，但從毛本人的一貫性格來看大致有兩個原因。一，毛決意要和那些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劃清界限。二，當時的蘇聯文壇上存在的某些西方傾向令毛不安。儘管如此，毛在「魯藝」開學典禮上的講話已把蘇共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了初步闡述。四年後，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出籠，明確提出了「我們是主張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系統介紹了蘇共的文藝政策。
逢時：大陸人都知道，「講話」是中共奪權後所有「文藝工作者」必須遵循的「指南」，被稱為馬列主義的新的「里程碑」。我們不是一貫被灌輸，這是毛對馬列主義的新發展，是「綱領性的文件」嗎？但在瞭解了蘇共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後再回過頭來看「講話」就知道，其中的觀點在列寧、斯大林、高爾基的學說中到處可見。有些語言，如「革命機器的齒輪與螺絲釘」，「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等等，已很接近蘇共的原話，很難找到什麼新鮮的東西。
成用：新鮮的也還是有一些，我們下面再談。余英時教授曾把中國農民革命稱為一種「邊緣現象」，這個說法一針見血。中國的農民革命最初是由一批社會的「邊緣人」折騰起來。毛本人就是個被「邊緣化」的失意的小知識份子。這些人煽動起在農村中的一些「惰民」與游手好閑之徒，搞起了這場革命。
逢時：據說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實際上有不止一個版本，在最初發表時毛明確提出了要依靠農村中的地痞流氓。
成用：此文首發於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報刊物《戰士》時，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再發表時，這段話卻被刪去。
逢時：「為社會所唾棄之輩」不正是余英時先生所說的「邊緣人」嗎？
（圖四）：一群「邊緣人」在陝北
成用：看來中共也很忌諱「邊緣人」這個形象。
逢時：正是這樣一批「邊緣人」經過「長征」大難不死，輾轉來到了陝北。正逢「北方吹來十月的風」，馬列主義文藝思想傳入中國。至此，醞釀一種「邊緣文化」的「理論」與土壤均已具備。
成用：生於本土，蛻於傳統，又得蘇共「黨文化」顛覆人類普世價值的真傳。這一影響了今後中國大半個世紀的文化怪胎便在「寶塔山下，延水河畔」繁衍了起來。我稱之為「窯洞文化」，這就是中共「黨文化」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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