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巨痛深老北京（組圖）
北京有三千餘年建城史和八百五十餘年建都史。三千多年前的商末周初，燕國就在今永定河西岸的房山縣琉璃河董家林村建古薊城。從貞元元年（1153年）金代建中都算起，遼、金、元、明、清，五個朝代先後在這個永定河、潮白河、溫榆河衝擊出來的平原上建都。縱觀世界城市建都史，在布局、規模、延續時間三個方面，北京無疑是中國古代都城發展的最後碩果，也是世界同時期都城建設的最高成就。
元大都的設計與建設奠定了明、清北京城的基礎。今天，從曙色微名的清晨到燈焰怒放的夜晚，我沿護城河徐行，在七百多年前的元大都梯形城垣下踱步，並攀上直插青雲的電視塔向東遼王，我已經看不見業宏偉也殘破的高牆灰瓦，看不見古柳依依的護城河，看不見城壕與城牆間的槐樹與椿樹，看不見歷經七個世紀的、環拱著皇宮的九座內城城門和七座外城城門，看不見元代就已經布局好的棋盤式道路網骨架與街巷胡同格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蘇聯幫助中國確立了這個城市的格局，將北京從工人階級佔4%的消費城市改造成工人階級佔四分之一以上的大工業城市。1952年，細長街上建於金代的綺麗的慶壽寺雙塔北拆除（今電報大樓位置）；1957年，外城起門中最大的前有箭樓、中為瓮城、後是城樓的永定門被拆除；1958年，中軸線上的中華門被拆除；1965年地鐵開工，內城城牆陸續被拆除；1969年，內城城牆被盡數拆除。至此，就只剩下了九門之首的正陽門城樓和箭樓、德勝門箭樓、東便門角樓和兩小段城牆了。而東直門城樓被拆除得尤為可惜，這是北京留下來的唯一的明成化年間雕樑畫棟閣樓式楠木建築。
扒城牆時為了清運，專門鋪了臨時的鐵路。老式的蒸汽火車拖走了比它更老的城磚。
永定門城樓舊影
北京內城和外城城牆——這些磚石土木寫的史書——需要四千萬塊磚。金代筑城，女真族領袖、海陵王完顏亮幾乎徵用了全國的人力物力。運土是數萬人涿州始，「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州至燕傳遞，空筐出，實筐入，人止土一畚，不日成之。」當時，參與搬運，燒窯、打造石料、上山伐木製城門的達一百五六十萬人。軍民死傷無數。「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對開的大門外寶鐵釘，正面的大泡釘均鍍銅。「一木臥倒，千夫難移」，明代修建城垣所需粗大木料來自雲、貴、川、粵等地。砌城牆的磚來山東臨清、聊城、河南安陽。皇家宮闕的用料，琉璃瓦在湖南和北京門頭溝琉璃渠村燒制，皇宮裡墁地的金磚在蘇州燒制，花崗石是安徽的，青白石是北京房山大石窩的。而石匠多為河北曲陽人。
四千多年前的夏朝，中國人就修筑了最早的城池。中國古代有城必有郭，「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孟子。公孫醜下》）「城必有郭，城以為民，郭以衛城」，而在「郭」中的「城」與「國」是一體的，傾城就是傾國，城市破即國破。明代北京的城牆龐大堅固，城磚厚13厘米，重達14公斤。清代，為了增加城牆的抗震度和粘結度，砌牆時用糯米、白面、桐油調灰。
胡同——北京古老的城市小巷；城門被拆，必然殃及這些小巷。六百多年前，正是一條條胡同勾連著「內九外七」座城門。現在，在「四通八達」這一規劃原則下，北京的胡同在推土機的隆隆聲中被年作碎磚碎瓦。胡同，明代1170條，清代2077條，1944年3200餘條；於今，寬度在20米以下的胡同（含街巷）已不足1500條。
體現「天圓地方」建築裡念的，內斂而又向心性格的四合院，作為一種景觀，一種傳統，一種生活，一種藝術，它是北京的市徽，是微縮的北京城。今天，四合院的數字在迅速逐年遞減。大量的王府、侯門、抱鼓石上雕有小趴獅的簪纓世家的豪宅、廟宇、寺院等文化景觀被鏟除。歷史風貌保留較完整的空間已不足15平方公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對舊城的「加速改造」使「文化大革命」中都倖存下來的大量文物建築、老四合院毀於一旦。大規模改造破壞了原有的自然環境和歷史人文環境，不少重要的歷史街區整體消失，而代之以平庸的建築和平庸的巨型商廈+密集的商品住宅+體量龐大的寫字樓。房地產開發商、土地投機者、某些官員視古建為草芥，他們打著「危舊房改造」的名義，正迅速地以推平頭的方式蠶食著老城的最後空間。事實上，絕大多數四合院結構尚好，並不是危房，需要的是修繕。
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倒塔的胡同陪祀著更早倒塌的城牆。對老北京人來說是那麼熟悉而親切的名字——扁擔胡同、燒酒胡同、司庫胡同、香餌胡同、紅羅巷、北竹竿、椿樹頭條等都已成為記憶。推土機推倒了老房，也推到了原本矗立在那裡的傳統、故事、歷史陳說。從宏大到精微，到底有多少古建細節被毀棄？古都的衰落已宣告了建築哲學建築美學的黯然和統計學的無能為力。還有，那一種帝都氣象，京韻京味兒的湮滅更是不可以言說的。
2008年奧運會是一個不錯的理由。近年來，每天都有新的建築在開工。每年竣工的大樓均超過1000萬平方米，也就是說，每年在拆胡同的同時，要新起五百餘座高層建築和多處大型公共設施。建築是必須要有空地來加以平衡的。而現在，5.9%的老城地面，麋集了165萬人口和整個城市總量半數之上的交通、經濟與商務活動。建築高度失控，建築體量不斷增大，城市功能無止境擴張，使老城不堪重負。原本疏朗、尺度宜人、平緩開闊、低建築密度的老城，現在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4694人。北京的人口密度，在世界上12個同等規模的大都會中是最高的。2020年北京總人口將達2100萬。
宣武門外有條香爐營胡同。明代，香爐手工藝人多聚居於此。香爐營頭條的嘉應會館是清末大詩人、變法維新的鬥士黃遵憲的故居。該胡同23號建有湖南會館。毛澤東的老師黎錦熙曾在此居住。毛澤東當年曾多次造訪，與先生共議國事。現如今，這條胡同早已灰飛煙滅。
粵東新館在宣武區南橫街11號，原為明代嚴嵩的別墅，「戊戌變法」時的「保國會」舊址和維新派人士聚會之地。1911年春夏之交，孫中山就在這裡喊出了「推翻封建，建立共和」的口號，並向在京的廣東人發表演講。而就是這一處「戊戌變法」的標誌性古建，也難逃被人「蒸發」的命運。
美術館後街22號一處明代的、1000多平方米的兩進四合院，是中國現代基督教領袖，負責中國與東亞片的世界基督教會六位傳位主席之一的趙紫宸故居。1950年，梅蘭芳先生的家人將此院介紹給趙紫宸。趙紫宸從一趙姓老中醫手中買下後（價格約為一百多匹布），一直住到1979年11月21日他91歲去世時。有三百多年歷史的22號院在北京的四合院中算得上是一個精品。駐足小院，讓人想起「露晞向曉，帘幕風輕，小院閑晝」、「蕭條庭院，有斜風細雨，重門須閉」的詩句。保存完好的室內有落地彫花隔扇、博古架、圓光罩。其正房左側精彫細鏤的「像眼」磚雕極為罕見。「像眼」在房檐下的山牆內側，由梁、柱、檁三線交合成三角形，酷似大象的眼睛。像眼的磚面上雕有貓蝶圖（耄耋的諧音）：菊花、躬身仰首的小貓、斜上方有一隻展翅的蝴蝶。1998年初，幾位古建專家站在這明末的磚雕前激動不已，禁不住發出驚呼。
但就是這樣一所「集建築、人文、文物於一身」的小型博物館。也在2000年10月26日被拆，一座高層商業樓以異乎尋常的速度起於其上（近二十年來，基本上都是房地產商屢戰屢勝；建築遺產的守護者則是節節敗退）。
北京大學的「蔚秀園」是光緒之父的住處。園內的大小三個湖。最大的比一個足球場還大。仲秋，滿湖蘆葦開著白色的小花。湖裡還有一種很罕見的鐵魚。庭院中有白果樹，枝杈上常落著小燕子。湖旁有假山、小銀杏。園邊的林子裡能撞見松鼠、刺蝟、黃鼠狼。秋天，林間小道上鋪滿了枯黃的落葉。現在，湖被填平。園內園外近百株古樹——其中有一株兩人合抱不交的老桑樹——盡數被伐，「蔚秀園」已變成了教工宿舍樓。
北京胡同中僅有的一座造型精美、堪稱上品的磚混過街樓——宣武區儒福裡過街樓是觀音院東西兩院的連接通道。1998年9月修建菜市口大街，掘土機將其夷平。
廣渠門內大街207號（原蒜時口16號）四合院，是目前所有紅學家唯一公認的有案可考的曹雪芹故居遺址。雍正七年（1729年），曹雪芹的父親曹顒被免職抄家，十四歲的曹雪芹目睹了家族在數日之內便有盛而衰的過程。他從南京隨祖母到北京，在這一貧民區住了十餘年。宣武區南部的民俗和城南底層人民的生活對曹雪芹日後創作《紅樓夢》有很深的影響。《紅樓夢》第二十四回寫賈芸買香料：「次日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街，在香鋪買了冰麝，往榮府來。」其中的南門大街即指前門大街。舊京的格局是「東富、西貴、北貧、南賤」，或者說是「西城雅、東城富、南城窮得丁當響、北城亂的沒法住」。曹家所住的南城多為「下九流」——木匠、棚匠、泥瓦匠、補鍋匠、車伕、轎夫、送煤工、送水工，還有民間藝人——所居住。蒜市口是個熱鬧的去處，從東面進京的人多經廣渠門到蒜市口。蒜市口路南路北遍佈飯鋪、酒館、油店、車馬店。曹家所住蒜市口16號在路北。曹家遷至北京的情形，再現藏於中國第一檔案館的雍正七年（1729年）《刑部移會》中有所記載，接替曹顒官職的江寧織造隋赫德見曹家困厄，就把抄沒的「京城崇文門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間半、家奴三對，給與曹寅之妻孀婦度命」。1999年，為了展寬廣渠門大街，「蒜市口十七間半」數天之內成了一片頹垣敗瓦。「十七間半」的外牆在擴展後的廣渠門大街人行道上，人行道完全可以繞行，保留「十七間半」對擴寬梁廣路並無影響，可文物部門不聽取專家的建議。房屋拆毀後，專家進行印證性考古發掘，發現地基最底層是明末清初的，院落布局不多不少，剛好是「十七間半」，與清《乾隆京城全圖》所繪廣渠門「十七間半」完全吻合，這證明27號院鐵定是曹雪芹故居。故居遺址格局完整，原種移有石礎、石磨盤等多處遺蹟、遺物。中原堂屋正中上方曾掛著「韞玉懷珠」的匾額（「文革」初被毀）。最值得珍存的「端正直方」四個字。紅學家們考證，《紅樓夢》中寫及賈瑞時出現過的這四個字很可能就是曹氏的家訓。拆毀曹雪芹故居與拆毀莎士比亞、雨果、列夫。托爾斯泰故居的性質是同樣嚴重的。數天之內便造成了一個千古大憾，且沒有任何人去追究責任。如此的暴殮天物引起了各界有識之士的扼腕、淒然、浩嘆乃至憤怒。
「平生不下淚，與此泣無窮。」今天，站在已被夷平、已被壓在廣渠門大街人行道下的「十七間半」遺址]上，我翹首鉛色的秋空，憮然良久，心痛如剜，胸中壓著啞言的痛苦，重重的塊壘與無盡的惆悵。曹雪芹唯一一處公認的、有案可稽的居住地永遠的消失了——背景，這個八百多年來幾經動盪都保存了下來的城市，自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起，在未經任何戰亂的情況下，被大破大立，被拆除這老城和老城中的古建。這無異於一刀一刀切隔著一個民族文化血脈的歷史延續，損毀著一個民族價值無盡的文明與古典。而我，卻只能在自己心底裡位已經被排擯毀棄，被磨蝕殆盡的老北京吟一闋悲鬱驪歌。
京城較老的灰磚灰瓦、樑柱結構和精細的磚雕石刻四合院多為明、清時所建。那時燒磚用豆秸和松柴。燒上好的磚則要用谷的秸稈。——不同的燃料會使磚的硬度、韌度發生微妙的變化。在蘇州等五府燒制的宮中用的「金磚」更講究：用太湖湖底的泥。26道工序，5萬塊磚需耗時三年。磚坯入窯後要逐漸升溫：先以糠草薰一個月，用隨柴和整棵的柴各燒一個月，再以松枝柴燒40天。洇水出窯後，還要在桐油中浸一百天。
金磚的燒制工藝如今已失傳。上世紀五十年代曾做過一次失敗的仿照燒制，磚的色澤，硬度，光潔度均比金磚相差許多。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北京大學教授，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受邀於美國匹茲堡大學。他帶去的禮品是兩塊城磚。每塊重14公斤。上面刻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這份禮品受到了隆重的迎接——城磚燒制的年代比1776年美國獨立要早219年。
說起「建設性破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一個惡劣的開始，是拆掉王府井至東單一線幾十條著名的胡同和數千間老房後，在王府井商業區與東單商業街之間的12米深的地下——舊石器晚期人類生活遺址上，蓋起的總建築面積一百多萬平方米的超大體量超大規模的「東方廣場」。這是一個建築的災難，也是一次權利與利益的聯姻。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對「東方廣場」這個愚蠢而又龐大的建築大加稱譽：「位置重要，規模宏大，設施一流，建成後將是國際先進水平。可以視為北京的第四個里程碑建設。」
「東方廣場」以七十餘米的高度侵佔著原本應該是平緩開闊的故宮周遍，對故宮的文物緩衝帶形成了一個極大的壓迫和破壞性衝擊——世界上有太多的紐約、東京、新加坡，可唐詩一樣美麗的北京只有一個；唐詩一樣美麗的北京不應該淪落成三流的紐約、東京、新加坡。然而現在，「東方廣場」至北京站口一線已被諸多專家斥為「建築的重災區」。長安街北側的全國婦聯白色大樓與東臨的交通部咖啡色大樓色彩的強烈不和諧已成為無法去除的沉痾。混亂的、備受詬病的建築還有：王府井金魚合同建築群，西單以西的金融街建築群。此外，長安街沿線的經濟色彩日益強烈地衝擊著原本具有的政治、文化色彩。目前蓋到地上四層，2007年完工後高度達到249.9米的「銀泰中心」將成為長安街沿線的最高建築。
「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則上實遵循隋唐長安之規則，清代因之，以至於今，為世界現存中古時代城市之最偉大者。」（梁思成《中國建築史》）「整個北京城（平面設計）勻稱而明朗，是世界奇觀之一，是一個卓越的建築物，是一個偉大文明的頂峰。」（丹麥建築與城市規劃學家羅斯穆森《城鎮與建築》）「在地球表面上，人類最偉大的單項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這個中國趁勢是作為封建帝王的住所而設計的，企圖表示這裡乃是宇宙的中心。整個城市深深浸沉在禮儀規範和宗教儀式之中……它的（平面）設計是如此之傑出，這就為今天的城市（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思想寶庫。」（美國建築學家貝肯《城市建設》）「北京是三維空間的設計，高大的宮殿、塔、城門所有的布局都具有明確的效果……金色的琉璃瓦在單層普通民居灰暗的屋頂上閃爍……大街坊被交通幹道所圍合，使住房成為不受交通幹道所干擾的獨立天地，方格網框架內又有無限的變化。」（美國規劃學家亨瑞*S*丘吉爾）
1999年，第二十屆世界建築師大會在北京召開，國際上許多優秀的建築家不加掩飾地表示著他們對以北京古老文明的流失為代價而建起的所謂「新北京」的失望。北京是一個前朝文化的沉澱物，它不應該以「現代化」為名，被大拆大建成為一座「明天的都城」。美國建築家R*A*M*斯特恩說的好：「不要把規模等同於榮耀，並且應當記住：激勵人們並保持恆久不變的不是建築的高度，而是它的詩意。」
元代初創、明代有了大致格局、清代擴建並定型的老北京城布局統一有序，層次分明，黃瓦朱漆的紅黃二色跳躍於大面積的灰與綠，讓人感覺著安謐與安謐中的震盪。然而近二十年來，由於在一定程度上是房地產開發商引領著對舊城的改造，北京已經變成了一個雜亂無章、重心缺失、非僧非俗的城市，其表現為：古董+偽古董+洋時髦。古老的遺蹟漂浮在紊亂的現代風景中。不進行宏觀、通盤和美學上的思索，規劃是被動的，是建設在引導著規劃。不考慮整體割據和整體色調，見縫扎針，想在哪兒冒出一個蘑菇就在哪兒冒出一個蘑菇。北京城的改造「天天向上」——樓尖是封頂，兩樓之間是峽谷。色彩班駁陸離，有紅有綠有白，有大面積茶或藍的反光鏡——玻璃幕牆，鋼加玻璃的「方盒子」在毒人頭下反射著刺目、雜亂和令人煩躁的光。這些建築語法混亂，與歷史文化名城毫無干係，缺乏人情人性，污染視覺污染環境的高層樓宇無序又是不可抵抗地插於一堂一殿一塔一屋之間，使建築線條犬牙交錯，忽高忽低。
近二十年，京城大規模建設的速度遠遠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北京也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在其城市想蓋什麼就可以蓋什麼的都市之一。北京已經成了展示外國設計師風格的「時裝之都」，他們在北京搶灘建廣廈，弄的北京到處是吊塔生產線下的超級工地。七十年代的「鴿子籠」、八十年代的「麻將牌」、「火柴盒」，九十年代的「歐陸風」，2000年以後的「後現代」（歐式古典基座、超大玻璃牆面、搭配中國傳統屋檐，顯得混亂和張牙舞爪）、「新古典」等二流、三流全球一體化建築，以及美國、法國、德國、丹麥、西班牙、澳大利亞等過設計師設計的不同風格的建築（他們把北京當作了一個最好的建築試驗大工地），蠻不講理地切割著原有的由紫禁城向周遍勻城、和諧、舒展地向外放散的天際線。古都風貌由此變成了當代風貌，國際風貌。
這批建築中，還有些徒有虛名的海外設計：或是國外註冊的華人公司，或是只用國外設計師做個樓房外立面，再有就是直接從國外買回不入流的設計圖紙在北京複製。甚至連家庭裝修、街頭鋪面，也大量出現羅馬柱頭、希臘山花。面對這種情形，法國學者格拉諾在《現代化北京城市設計特徵》中寫道：「北京是一個每日都會有新建築開工的城市。而大量的建築物看上去卻是簡易的和臨時的……總體結構的嚴謹與呆板，空間分配的混亂與無序，無論是建築物還是行人的交通往來莫不如此。」另一位國外建築學家也指出：「圓明園的殘垣斷壁是列強對中國的侵略，然而，古老的北京城連同它的城牆、宮殿、寺廟、公園……這些文明的象徵橫遭破壞，則要由中國人自己負責。現在的北京，與其說是一座城市，毋寧說是街道、建築物和空地的堆砌。沿馬路走上幾個小時都很難見到一座前兩個世紀留下的古代建築，更不用說具有引人注目的建築風格了。」一想到大量的二流、三流全球一體化建築也會淪為未來京城考古學的一部分，我們就禁不住為這座都城不寒而慄。
高層建築俯瞰著四合院元寶脊上灰灰的筒瓦、陰陽瓦、干揸瓦、獸頭瓦、青石板瓦。高層建築還改變著氣流走向，阻塞著聲音通道。站在「壓住前朝風水」的景山——含「景字從日，言日在京」之意——的萬春亭極目向北，最打眼的建築當屬鼓樓和鐘樓。「東四、西單、鼓樓前」，這三處明、清時期都是繁華的商業街。《紅樓夢》中寫的「恆舒當鋪」其原型就在鼓樓前。暮鼓晨鐘，八百多年來，鼓樓不但是京都的報時中心，還是茶館、當鋪、浴池、煙社、布店、米市、飯莊等商號雲集的繁華之地。明永樂年間，「鼓樓定夜，每晚擊鼓一百八聲……」「景鐘發聲……清宵氣肅，輕飈遠揚，都城內外，十有餘裡，莫不聳聽。」照這個說法，鐘樓、鼓樓所發之聲能在東直門落地。2004年，鐘樓、鼓樓恢復了明代從子時子初到子時子正的報時。那一刻，我屏息寧神，在直線距離僅4華里的安定門，並未聽到一百單八下鼓響鐘鳴。
前海、後海、西海（積水潭）是「北京的古海港」，元時南北大運河的漕運碼頭。那會兒，沿岸遍佈商肆作坊、亭臺樓閣、水榭歌臺。明、清時的海子和私家園林——漫園、湜園、方園烘襯。王府——濤貝勒府、恭王府、慶王府、醇親王府、阿拉善王府遍佈。垂柳繞湖，青山隱隱，曲巷通衢，斜街貫通，胡同盤桓，廟、剎、庵有五十餘處。海子，這京城內最後一個幽靜的去處，最後一方清漣的水域，現在早已是笙歌夜夜，煙波酒影。過度的商業開發，破壞了元、明清以來這一地區形成的「漕運文化」、「海子文化」、「胡同文化」。 沿後海，有近百處菊香町、茶藝坊、咖啡館、搖滾酒吧、爵士樂酒吧。這些不中不西的去處把諸如「門丁肉餅‘這樣的老字號擠到了二環以外。於今的後海兩岸已變得惡俗。這裡聚攏著白領、洋人、雅土豪、新騷客、尋找情調的文化產業的經營人、生活漂泊的落魄歌手和各色有閑有錢者。
「銀錠橋……此城中水際看西山第一絕勝處也。」（《燕都遊覽志》）清初詩人宋犖詩云：「鼓樓西接後湖灣，銀錠橋橫夕照間，不盡滄波連太液，依然晴翠送遙山。」站在連接前海與後海水道的銀錠橋，大批浮泛的、享受時尚而不去叩問歷史的遊人不再看遠山近水而去印證什麼「燕京小八景」之一的「銀錠觀山」了——如黛的、綿亙疊嶂的西山已被西邊積水潭醫院一棟12層高的現代化大樓所阻隔。
作為暴發戶的城市，作為充滿商業俗麗氣的城市，傳統的北京不斷乾癟、萎縮；而「大遊樂場」的「大餅」卻趕著工期（每兩個月就要換一版市區地圖），水里加面，面裡摻水，越攤越大。且凌亂駁雜。北京的建設已經重蹈了落杉磯「汽車城市」的擴散模式。
「長安文化」、「汴梁文化」、「北京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個時期。北京有世界城市建築中歷史文物建築最多的絕世孤本（西安、開封、洛陽的歷史都被埋在了地下。）宮廷府第建築、防禦守衛建築、紀念性或點綴性建築、陵墓建築、園囿建築、祭祀建築、民居建築、宗教建築、娛樂性建築、橋樑及水利建築、民間公共建築（宗祠、神祠、先賢祠、會館、書院、景觀樓閣），這11大類建築在北京是最多的。北京地上有7309項文物古蹟，3500項不可移動文物。然而在這其中，有60%被部門單位或居民不合理佔用，不可移動文物被破壞的情形極為嚴重，文物專家痛心地說：「國人自毀文物更甚於八國聯軍。」
三千餘年建城史（始於公元前1045年的商代），852年建都史和塑造了一種生活方式，孕育了一個文學傳統的，由契丹、女真、蒙、漢、滿五族共同建造的古都消隱了。北京，物質遺產中一個極為磅礡而又美麗的曲線中斷了。古都無可挽回地衰敗、式微，並失卻了往日的儒雅與寧靜。古都多方透支，已無藥可醫。古都拋棄了疇昔的華光，疇昔的華光也將古都——這一幀氣象闊大的「清明上河」卷軸拋棄。已經由原來的「牆的城」變為沒有城牆的城。它只在跨海淀、朝陽兩區，留下了至元4年（1267年）元太祖忽必烈在金中都城東北建的、南北長7.6公里的元大都土城城垣；還有就是以東便門角樓為起點，東西向、南北向合計不足1800米的那一段被修飾得光溜溜的、以刻意修整的茵綠草坪為襯、滄桑感全無的明永樂十七年（1419年）所建的明城牆。「細雨佩壺尋廢寺，夕陽下馬吊荒陵。」時日遷流，寒暑易節，城牆遺蹟淵默無聲地豎立在那裡，供那些心痛、慨嘆、又只能舉鼎絕臏，楚囚對泣的人們憑弔——舊城歷史性建築被損毀過半的老北京只剩下了一個漸淡漸遠的背影。偉大都市的標誌只能在記憶中駐留和傳揚。
歷史在遞嬗過程中並非一切都是從頭開始的，歷史賦予地理以時間和意義。古老的建築是我們與古老文明之間的一個繩結。我們只是古典文化和建築遺產的暫時託管者而不應該是斷送者。我們沒有權利對它們進行恣意的鏟除、摧折、損毀。
時光流轉，建築並沒有蒸餾，它以人的智慧灌溉著時間。精臻凝練、飽滿逎勁、鋪張揚厲或是「順乎天而應乎人」（《周易》），充滿著玄象和智性的建築是蚌中的珍珠，是人類對古老文化的吟哦、歌偈和人類永恆的視覺盛筵。在歲月中日漸古舊的建築會在沉思中被喚起超越時間的新的生命。
歷史是地理的第四維度。如果歷史——這趟不會返程的列車的進程是整個人類的遺產，那麼拆解或斬斷這個物質創造的世界歷史正是破壞著整個人類的遺產。老北京負載和傳承著古老文化的種種變遷，而失去了人性尺度的新北京確實已經毀棄了幾個朝代無數人經過卓絕的努力才淬煉和樹立起來的高古、蒼潤、沉雄的古代東方文明中心。北京城沒有得到一個有尊嚴的歸宿。
文化昌明的時代不該是文明衰敗的時代。被梁思成譽為「中國的博物院」的五朝古都北京是歷史的沉澱物。北京應該保留它驕傲的「母體」，而不應該變成一座「明天的城市」。總是說把解放初707平方公里的老北京改造成1.6萬平方公里的新北京，也就是說擴大規模相當於近20個老北京（如果不算衛星城，那麼市區面積比50年代擴大了7倍）。然而，少建一座橋就可以保存周邊10平方公里的古蹟，為什麼不保留707平方公里的經典老北京，而在經典老北京之外去發展20個——如果願意，乃至200個新北京呢？
「巴黎和北京被人們公認為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有些人認為北京比巴黎更美。幾乎所有到過北京的人都會漸漸喜歡上它……它的難以抵禦的魅力恰如其難以理解和描繪的奧秘。」1938年8月-1939年8月，林語堂旅居巴黎，用英文寫了追懷北平的長篇小說《京華煙雲》。其中的這段話現在讀起來已全無意義。
歷史遠不如北京，面積略小於北京老城的巴黎老城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用三十年的時間，在老城之外的西北方向規劃了兩條相互平行的軸線，並在這兩條軸線上建埃夫利、賽爾傑、蓬圖瓦茲等新城5座，並將75萬人從老城遷至新城。老城嚴格地限制著新建築和新建築的高度；即便是新建築，也是建築中的上乘之作，如1977年的富於未來主義風格的蓬皮杜藝術中心，1989年的巴士底歌劇院和拉·德方斯大拱門。當然也有敗筆，如建於20世紀50年代的、破壞巴黎天際線的蒙巴拉斯摩天塔樓。塔樓一建起來就遭到了各界的激烈批評。自那以後，再沒有人敢在巴黎建這樣的東西。1973年始，老城中新建築的高度被嚴格控制在24米。老城每一棟古建都被定期修繕。在被確定的文物保護建築中，哪怕是釘一個釘子都必須得到有關部門的專門批准。老城人居環境舒緩。坐落在塞納河兩岸和西岱島上的巴黎聖母院、凱旋門、羅浮宮、埃菲爾鐵塔、香榭麗舍大街周邊，有四百多座花園與四萬多畝綠地，林木難以計數。
走在倫敦街頭或某條小巷，常可以看到直徑約一尺的圓形搪瓷藍牌，這藍牌上的文字記載著此間老屋某年至某年曾住過的名人及名人的生辰。老屋的認定由一個專門的「藍牌委員會」負責。自1867年始，第一塊藍牌掛在拜倫故居門口。老屋一經被掛上藍牌，便成為「英國遺產」，雖然多數並未被闢為紀念館，但不得拆除和改變其原貌，並定期得到修繕。這樣的藍牌在全英有七百多塊，大多數集中在倫敦。聖雄甘地是反英鬥士，但他是「印度獨立之父」；老舍1924年至1929年在倫敦教過5年書，其間住在聖詹姆斯花園31號。這些房子都被掛上了藍牌。
義大利羅馬古城除了古蹟，連窄街陋巷，斷壁殘垣都受到保護。羅馬並沒有像北京一樣，到處開寬馬路。羅馬每1.6人就有一輛汽車，但羅馬擠而不堵。羅馬充分利用著七條城市輕軌。所有開往「歷史中心區」的車輛都必須持有專門的行車證。
威尼斯、羅馬、里昂、倫敦、開羅、君士坦丁堡、仿照長安棋盤式格局建造的京都和奈良的老城都保留了下來，並成為今天的歷史博物館。
也是為了保護老城，基輔分新區老區，第聶伯河兩側，一邊是18、19世紀的古典主義建築，另一邊是各式新建築，由此而解決了交通、人口增加和舊城保護問題。
聖彼得堡是俄羅斯永不沉沒的方舟。與中國土木建築不同，處處用石頭說話的聖·彼得堡的大、小涅瓦河畔，今天依舊是帝俄氣象：18~19世紀的、鐘塔高130米的彼得保羅要塞，彼得保羅大教堂、喀山大教堂、卡讚大教堂、百多米高的伊薩克基輔大教堂，冬宮（建於中國乾隆年間）、夏宮、斯莫爾尼宮、塔弗列奇宮、彼得霍夫宮、阿尼齊科夫宮，金色尖頂上托著帆船的海軍大廈，「北方威尼斯」壯觀的沿河樓宇和穿插其間的五十餘座博物館無不起伏著詩的格局與韻律。形制各異、雕有精美雕塑的340座橋樑把俄羅斯巴洛克風格、俄羅斯正教風格、古典主義風格的各色建築串聯起來。二百多年來，幾代建築師似乎在凸顯個性的同時又對熔鑄民族性格的建築語匯有著一種共同的約定，從高處望去，和諧整體的建築群落在蒼茫的暮靄中沉雄、厚重、端麗、寥廓，在令你心靈悸動、心底升起拉赫瑪尼諾夫鋼琴協奏曲主旋的同時，讓你覺出一種美麗而又明亮的憂傷。
聖·彼得堡不但有著「宏偉的紀念性」，它還是深沉的、具有苦難氣質的俄羅斯文化精神的一個象徵。你在這裡可以看到芬蘭灣上空的「白夜」，「我愛你圍牆上鐵鑄的花紋/和你那深沉靜寂的夜晚。」——你可以感受普希金對聖·彼得堡城的讚美，《外套》、《罪與罰》——你還可以找到與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相對應的灑滿陽光的涅瓦大街和某條神秘的小巷。聖·彼得堡撫育了屠格涅夫等一大批19世紀經典作家、藝術家。聖·彼得堡對舊城保護性的開發也真正地使古典建築有機地融入到了「當下」。你閱讀著聖·彼得堡時，你是在閱讀著一本歐洲近代建築史。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周禮·冬宮考工記第六》）這段話是在說，都城為正方形，每條邊九里，四面城牆上分設三座門，城裡有九條直街和九條橫街，南北的主要街道能並行九輛車。城的布局，宮城居中，左邊是太廟右邊是社稷壇。商市在後，朝、市的邊都有百步之寬。從漢末、唐長安、宋汴梁到金中都、元大都，我們在中國各大都市都看到了這種方整有序的城市規劃。而「城圍三重，宮城中央殿閣輝煌，坊裡劃一，街道筆直，壇、觀、寺、廟雲布」的周朝都城的正方形制的北京，原本是氣象闊大的東方第一文化古都。可現在，卻只能從林立的高樓中端出四倍於紫禁城的天壇，還有元朝皇室的祈福地，明代的禪宗寺廟，清時藏傳佛教在內地的傳播中心的白塔寺等幾處文物盆景。
2005年6月16日，西城區趙登禹路北端東側的八道灣後院共9間周作人的住房被拆除。這一工作是北京市西城區文化委員會委託西城區房地產管理中心進行的。同年8月8日-10日，八道灣西側魯迅寫《故鄉》、《阿Q正傳》等作品的三間魯迅書房在三天之內被拆除。拆除前，各界人士在魯迅書房前作最後的告別性探訪。一些深愛先生的人在故居前徘徊許久，他們或是垂手無語，或是無奈地仰天浩嘆。專家在報上痛心地撰文，這件事情發生在今天是不可思議的。此次拆周宅是一件嚴重地破壞文物的行為。
現在，北京劃定了30片文化保護區。而這30片文化保護區只佔舊城總面積的21%。這本身就是規劃性破壞。這意味著30塊文化保護區之外可以不顧全城的和諧而大拆大建，最後將這30塊文化保護區孤立起來。不但如此，這30塊文化保護區也並沒有實行真正的保護，舊房仍在拆毀，新辟的多條馬路正欲穿行其間。相對完整的歷史街區已不足15平方公里。2005年7月，宣南文化的發祥地，明清會館的聚集區，宣武區騾馬市大街以南，以米市胡同賈家胡同為中心的十幾條胡同又將被北京國信房地產有限公司「現代化」。這次拆遷殃及三百過個明清以來所建的四合院。這其中有著名的涇縣會館（陳獨秀、李大釗創辦的《每週評論》舊址）、潮洲會館、浙江會館、江陰會館、開鄭會館、河北會館、重慶會館、六安會館、太平會館、關帝廟、觀音庵、華嚴庵、秋瑾故居、曾國藩故居、張君秋故居、李萬春故居、奚嘯伯故居、清代大學者潘祖蔭和李慈銘故居等三十餘處會館、寺廟、名人故居。
與此同時，被拆遷的還有北京至今保存最好、範圍最大的一片前門大街東側以鮮魚口、打磨廠、冰窖廠、興隆街為中心的胡同四合院群。此舉將毀掉大量明以來的寺廟、會館、戲臺、戲院、米莊、店舖、名人故居。二萬餘戶居民被動遷。胡同被拆掉後，將新辟四橫三縱路網，路網兩側為商業區和高檔改良四合院。完工後，前門樓子所賴以依托的舊京環境將被滌除殆盡。
2003年是聖·彼得堡建城300週年的紀念日。這之前，大量的古建被修繕；兩年前，是北京建城850週年的紀念日，我們原本應該被修繕的古建卻已經沒有了被修繕的對象。
有別於西方古典建築個體的雄大、巍然，中國古典建築所表現的是群體的補天浴日、陰陽五行。「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合也。然則豐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周禮·地官司徒》）木為東，火為南，土為中。「五行」相生相剋的關係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土，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北京在城市布局上有五方的鎮物：京東為木，有距廣渠門一公里、距通惠河200米處的皇木廠，這裡貯藏了大批從南方運來的大木。京西為金，有大鐘寺。寺內有明永樂年間所鑄46噸定鼎京師的大鐘。鐘內外刻著23萬個漢梵兩種文字的銘文。京北為水，有頤和園。頤和園東堤有乾隆二十年（1755）所鑄鎮水金牛。京南為火，有永定門外鐵路南側於嘉靖三十二年（1533年）所鑄高9米的燕墩。燕墩應是北京的徽記。燕墩背面鐫刻著漢滿對照的《御製皇都篇》、《御製帝都篇》。這是1753年乾隆所書。乾隆在碑文中記述了自遼金以來，在此建都，是因其地勢壯闊，左襟右海，右依太行，南有黃河，北枕居庸。京中為土，居城之正中的景山鎮主了中部之土，也束住了發脈於太行山系的地勢。
建築藝術創造著美感：「建築家創造了它的意象：一個有形呈現的人類環境，它表現了組成某種文化的特定節奏的功能樣式。這種樣式是沉睡與甦醒、冒險與穩妥、激勵與寬慰、約束與放任的交替；是發展速度，是平靜與跌宕起伏的生命過程；是童年時的簡單形式和道德境界充滿時的複雜形式，標誌著社會秩序神聖和變化莫測的基調與雖然進行了一定的選擇，卻依然被來自這種社會秩序的個人生活所重複的基調的交替。」（蘇珊*朗格《感情與形式》）南為陽，「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 周易*說卦》），以北京的中軸線為例，「主座朝南，左右相稱」的中軸線是北京的脊椎骨。在中軸線的北端的地安門與鐘鼓樓之間，有一座橋身班駁、古雅、扑拙、有七百多年歷史的後門橋（萬寧橋）。橋西的河旁有鎮水的石獸。拱形橋洞下的石柱上刻有「北京」二字。這是一個標誌：河水漲到「北京」字處，京城必遭水淹。1957年整修通惠河故道，在後門橋南端西側，掘出一隻一米多長的石鼠。70年代初修地鐵，又在正陽門箭樓與五牌樓之間的西河沿河道中，發現一匹一米多高、頭向正東橫立河中的石馬——子鼠午馬，元代形成的子午線從永定門始，經正陽門、天安門、午門、35米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宮、神武門、63米的全城幾何中心景山萬春亭、壽皇殿、鼓樓、33米的鐘樓，其間穿插著空間序列起伏的城臺、苑囿、府衙、壇廟、牌坊、石橋、封閉的廣場、對周圍空間有聚合作用的華表，還有會館、民宅、茶社、店舖。中軸線有幾個景別不同的「封閉空間」，每一個「封閉空間」都是一個新的節奏轉換。
體現著皇權一統氣象的、7.8公里的京城龍脈以金紅二色為主，它雄大遒勁，張弛有序：3000米長的永定門到正陽門是舒緩的序曲，高潮在正陽門到景山這2500米，到了景山萬春亭，是把中軸線引向了空間立體化。從景山到鐘鼓樓向下滑落的距離是2000米。氣勢的滾動到此還未完，事實上，它並非像通常所說的那樣止於鐘鼓樓，而是止於安定門、德勝門中間的那堵城牆——中軸線北端是閉合的，這樣，「氣」才不會流漏。氣勢的滾動撞在這堵城牆上，它又向東——安定門；向西——德勝門飄然遠引，那是中軸線穩穩騰起的兩翼，它有收有放，有開有闔。中軸線以東，有在建大都之前就有的、使景觀變得盎然縈曲的什剎海和瀲灧的三海。眾多的灰色四合院環烘著紅牆黃瓦的皇宮殿宇，數組青灰色建築群、城樓完成著對稱：東直門對西直門，朝陽門對阜成門，崇文門對宣武門，東便門對西便門，廣渠門對廣安門，左安門對右安門，天壇對先農壇（山川壇），日壇對月壇，東安門對西安門，太廟對社稷壇。另外，壇廟苑林，市井民舍也依次對稱。全部這些建築由於總體布局的平衡，因之也帶來了由個體的相互滲透所造成的整體的安謐與肅穆。
世界上最長的都市建築線就是北京的中軸線了。1957年，中軸線最南端的永定門被拆。1924年，瑞典學者喜仁龍在《北京的城牆和城門》中描述過永定門：「從西側，全部建築一覽無餘，使你可以看到永定門最美麗、最完整的形象。寬闊的護城河邊，蘆葦挺立，垂柳婆娑。城樓和弧形瓮城帶有雉堞的牆，突兀高聳，在晴空的襯映下顯出黑色的輪廓。城牆和瓮城的輪廓一直延伸到門樓，在雄厚的城牆和城臺之上，門樓那如翼的寬大飛檐，似乎使它直插雲霄，凌空欲飛。這些建築在水中的側影也像實物一樣清晰。每當清風從柔軟的柳枝中梳過時，城樓的飛檐等開始顫動，垛牆也開始晃動並破碎……」50年代大拆舊城時，梁思成就說過，你們現在拆，50年後你們是要建假建築的。2003年，在老位置上，又用二百九十多萬塊磚重建了一個新的永定門。這個新的永定門並沒有依照原來的制式和尺度。12根長12米、直徑0.6米、重達4噸的「金柱」用的是38萬元從南非買進的鐵力木。城樓兩側的不鏽鋼護攔在毒日頭下閃著極不協調的刺目銀光。
新永定門與要在已被拆掉的曹雪芹故居遺址北側100米——200米處，復建一個800平方米的三進四合院——贗品曹雪芹故居一樣，反應是冷淡的，看見它們更令人心痛！古蹟被毀掉了它就永遠地澌滅了。永定門和「蒜市口十七間半」的重建物並不具有歷史價值。與其花錢打造新古董，不如停下一日快於一日，近乎瘋狂的拆胡同、拆四合院的步子，並用這錢去保護和維修建築遺產。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北京的命運就會像維克多·雨果在1832年所寫的檄文《向拆房者宣戰》中所說的那樣：「每一天，都有幾個字母從那本表示著珍貴傳統的書籍中隱沒。在不久的將來，當所有的廢墟聚成一個大的廢墟的時候，我們就只有與那位特洛伊人一道喊出：‘這裡曾經有過偉大的光榮！’」
老房子是一筆巨大的財富而不是一個巨大的包袱（北京老城內比較好的四合院售價達上千萬就是證明）。開發商有開發商的孔方，政府有政府的權杖，但在這一切之上，應該有一桿正義的標尺和最高的立場——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的標尺和立場。
都市的發展鏟除著差異，打造著雷同。古都大邑的老北京這一頁已經翻過去了，老北京的歷史風貌和原始格局也永遠地消失了。我——一個不肯違背諾言的人，只能以和周邊相區別的方式，在內心做著最後的堅守。稍有閑暇，我便會在已經有一百兩百三百年歷史的、下個月或許就會蕩然無存的尋常巷陌中蹀躞；在灰檐灰瓦、頹門敗牆、雁翅影壁和長滿青苔的花草磚門簪前駐足；在昔年或以文章警世、或以行動影響時代的人傑舊居前徘徊——我在凋零的古都找尋著雪泥鴻爪，逝川儷歌，內心的家園感和深刻而悲觀的歷史哲學。朝代積澱，人文印痕，不是什麼別的，而正是這一個個「點」撐持著一個老城厚重的根基，沉潛著老北京彌深的性格。
仲夏的一個早晨，我在礦泉水瓶裡裝滿釅釅的茶水。我帶上草帽，穿著背心，沿五環向玉泉山方向騎行。
溽暑熏蒸，灼燙的驕陽把公路烤晒得冒油。騎著騎著，迎面呼地吹過挾帶著焦枯味的乾熱風。我握穩雙把，分明覺出乾熱風裡捲裹著一股濃濃的都市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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