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住絕大多數中共黨員的手
2006年7月1日絕食感言
今天是中共建黨85週年紀念日，中共又在全國各地搞些頗具花樣的「慶賀」。許許多多的中國人或被裹挾、或被要挾到一個一個的不同的活動中去，尤以中共黨員同胞們為甚。中共央視早在一個月前就公開宣布：「為了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5週年，鐵路部門決定將在七一前夕，在全國各地同時開出85對紅色旅遊客列，展開一系列的慶祝活動」。我及我周圍的許多人認為，這樣的勞民傷財之舉不僅不理智，而且也不道德，另一方面它更表明瞭今天的中共仍然是惡習不改。
中共的絕大多數黨員同胞和我們一樣明白的是，中共至歷史的今天，其在包括絕大多數中共普通黨員在內的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早已是今非昔比。連中共自己也十分清楚，它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早已成了一個毫無信譽、無惡不作、卻無處不在的無賴。在中國的文化當中，即便你是一個正人君子，你每天不厭其煩的把表揚自己的話說盡、說絕，也必會引發人們的反感。中共在對自己誇獎時是從來沒有過一絲在顏面和心理方面的障礙。這種自我表揚時毫不顧及理智的行為，對中共黨員中的那些有良知者而言，在道德和自尊方面本身就是一種傷害。
在這樣的一個日子裡，我想和中共包括胡溫在內的廣大黨員談談心。沒有驚心動魄，更不會有波瀾壯闊，就談談我們身邊的一些現象。
就政府在過去的幾年裡，針對咱們的那些堅持自由信仰同胞及他們親人的毫無理智底線的、完全超出這個時代人類想像的傷害和實在存在著的傷害結果現實，我曾兩度致公開信於胡溫兩位同胞。並且寄予我起自內心最深處的希望：希望他們直面我們民族正在持續經歷著的沈重和苦難，理性和責任的思考是這個世間偉大民族在人類已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持久的為沈重和苦難所捆鎖的根源，拿出我們應有的且能有的，作為這個苦難民族兒女的對自己民族文明明天的道德、勇氣、責任和愛，和全民族一道和平的、理性的、卻必須是堅定的走出民族的沈重和苦難，走向我們民族永久美好的明天。
無論與我數次致公開信與胡溫兩位有無聯繫或有多少聯繫，從我致他們兩位第一封公開信的第三天至今的218天時間裏，中共的警察、秘密警察及他們所雇來的一些社會成員組成的近百人的群體，24 小時不間斷的騷擾、圍堵、跟蹤我們全家。期間，這些同胞針對我一家做出了許許多多令常人難以理喻、難以置信更難以接受的事。律師事務所被莫名其妙的停業，家中一切通訊聯繫全被切斷，至今不能啟用。北京市公安局24小時包圍著我的辦公室，毫無理智的非法抓捕一切與我往來者，包括我的辦公室律師同事。但這些都沒有什麼，之較於我們民族正經歷著的苦難深痛相比，它只是我個人和我家庭的一些磨難而已。如果這樣的承受是催生我們民族走向文明明天的必須，我和我的家庭願平靜的面對未來百倍於這種磨難的承受。
我絕無給中共領導人寫公開信的嗜好！但我卻在過去幾個月的時間裏曾給胡溫兩位同胞寫過四封公開信。從2月15日以來，圍困我的秘密警察和警察幾乎每天都與我發生著決不雷同的衝突，多為肢體衝突，實實令人無奈及痛心疾首。面對我的處境背景，直面這些警察的處境背景，在今天的這個日子裡，我想寫出點文字來。我原本打算以《走向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為題來寫，但念及一部分同胞可能會誤認為我們尋求的，是這個民族擺脫苦難、走向文明明天的過程即是決心甩掉和犧牲、甚至是壓制一部分人的過程。更會有人站出來說，我們是假借尋求擺脫民族苦難今天為名，行顛覆國家政權之實。
我需在此耐心且明確的強調，我們所渴望的、探尋我們民族擺脫落後及苦難疊生的羈絆，步上民族文明明天的永久路的目標中，絕對不含有要甩掉或壓迫哪些同胞群體的具體目標。我們當然需面對這樣的、令國人心理不平的現實，即：現今制度的控制者及他們的親眷，擁據著幾乎可被視作是漫無邊際的財產及掌控著永遠使本已漫無邊際的財產不斷加增的條件、基礎。而有些條件和基礎毋庸諱言，根本就是以其他同胞的血、淚、甚至是生命來成就的。這樣的財產及這樣財產的積累過程，不僅持續地、且是急速地積蓄並加劇著整個社會心理的失衡危勢。這樣的財產擁據態勢和積累過程，亦持續地、且是急速地加增著壓迫、侵蝕社會穩定潤滑劑的道德及社會正義的惡能量，這顯然是這個社會的病態存在。但這都是我們全民族必須理性面對的社會疾病，在這樣的社會疾病中，那些擁據著無限量財產者的同胞及因之而赤貧至僅剩下生命的同胞都是受害者。
道德、責任及公義的價值在人性中的損缺之害將禍及幾代人，無論是貧者還是富者。面對這種沈重的社會疾病的生成，不論是富有的同胞和貧窮的同胞，都對之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那就是我們所有同胞共同為一個明知必然且持續產生這種社會疾病的制度提供了、且仍正在提供著它生成且繼續存在所需的能量。有責任，即意味著要擔負，即原制度性滋生的財富不均、社會不公的現狀，決不能作為全民族對文明明天選擇的包袱。因制度性原因而獲益的同胞，也不應讓他們為全民族文明明天選擇付出個體即已到手的全部利益代價，但他們應當為一個真正和諧、文明的明天而放棄繼續通過背離文明和道德的代價而獲利的特權。從今後起，我們決不同意，他們自己也不應再堅持這樣做下去。
我上面頗費嘴舌的主張，想說明的是，只要我們一道堅持民族大義價值，而在民族大義價值面前，寬懷、包容（甚至是痛苦的忍受），對既有利益的讓渡，對既有罪責的赦免，都成了淺層次的技術問題！都是可以在一個文明對話的協商過程中能夠得到解決的問題。
在這裡，在這樣的日子裡，來討論我們民族邁向文明明天的問題，它不單是一個對民族命運久遠前景的必要性問題，它還有著急迫的現實性問題。
我今天確無意與廣大的中共黨員同胞來提及更多的、具體的社會不公及婦幼盡知的令人觸目驚心的司法制度性腐敗問題，我的面前堆積的「文件」量可能不會比胡溫兩位同胞面前的文件少，不同的是，被他們所能看到的文件不僅是絕色的官樣文件，同時也是無一例外的通過了不同類別「專家」的關隘的文件，而我面前的則是直接出自於那些底層蒙冤者、蒙冤者的親眷之手的草根「文件」。那些文字無一出自專業寫作者之手，但這樣的文字間卻無不滾動著慘烈、血痕及淚水……
85 歲的老黨員蔡益老人前階段又老淚縱橫地來到我面前。他流淚，我流淚。6年前，他28歲的孫子被福建平潭縣的一群幹部子弟給活活打死，死者家人至今不能獲得一分錢的賠償，其中一個凶手的父親就是一個小小的縣法院的庭長。蔡家的失至親之痛尤天崩地裂般，讓他一家刻骨銘心的深痛卻是看不見盡頭的、至今看不至底的幾近荒蠻的、制度性的司法腐敗現狀。已被冷凍了6年的屍體仍得不到本應有的、符合人性及常理的處理。
堇士讓，山東濟南重汽集團的一位退休的老黨員。七年前，老人25的兒子堇偉光遭到派出所刑訊後慘死。中共九屆人大第二次會議，第三次會議，與中共全國人大四十三名代表聯名促請司法機關公正處理該案，無奈，縱有強勁的呼喚正義的民意，怎奈無保障正義價值彰顯的司法制度基礎，七年過去了！老人仍守著自己已冰凍了7年的兒子的屍體等待正義的到來。
北京老人李桂芬老人的災難景境遇更加慘烈，一個好端端的 30多歲的女兒，進入派出所不到一小時即死亡。「高律師，我的小外孫可憐啊。他媽死了到現在已經八年了，我每次去看他媽的屍體都不敢告訴孩子！更不敢帶他去，這樣的事對孩子來講太殘酷了。最讓人揪心痛苦的是，我的女兒會冤死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裏，政府、公、檢、法、人大、政協、黨委，無論你哭訴到那裡，你遇到的一準是沒有了一點同情心的，也許這樣的冷血事件他們見慣了」。老人見我時淚流滿面卻滔滔不絕！老人女兒的屍體已經在首都北京冷凍了 8 年了！
這個社會裏，人們總能找到心安理得地接受社會不合理、不公正甚至是背離人倫的黑暗存在的「理由」。諸如，「這只是個別現象」、「主流還是好的嘛」，及「這是發展中必然的問題」等等。我想，喊這些調子的同胞是否意識到，我們的民族就是在這樣無知的論調中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這種地步。這種全民族的深度麻醉，就是在這樣的調子中將一個人世間最大的民族拖入至不能自拔卻也不願自拔的苦難的深淵。
人命關天，親人年輕生命的非正常死亡，對哪個具體的個體而言都是驚天動地的大事。而喊著以人為本的中共當局卻從來不把廣大人民群眾、廣大的中共普通黨員的生命財產當成一回事。不僅如此，它根本就是產生這樣具體罪惡的最直接的根源。中共廣大的普通黨員必須清楚，今天的中共早已蛻變成一個對少數歹徒群體特權利益而存在集團，他們搶奪的不法利益僅歸這些在中共黨員中佔極少數人的手中。
無數與這些不法利益無關的廣大普通黨員卻都在稀裡糊塗地充當著這種罪惡的幫凶。有些黨員同胞常常會以「我反正不做壞事」 為自己辯解。豈不知，每個佔居著一個黨員位置的、作為中共整體中的一個個員額，都構成了中共整體罪惡得以成就的條件。沒有一個個具體的黨員，何來中共中共專橫妄為的惡行基礎和條件？85%以上的中共的普通黨員，不知不覺中成了中共歷史罪惡的幫凶。所以，對於絕大多數中共普通黨員而言，每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的存在，對其個人、對民族、對社會都沒有一點積極意義。但他卻構成了中共內部極少數反動勢力持續作惡的條件和基礎。
結束這樣的身份，對於一個普通黨員而言，暫時也許會有些困難和麻煩，但你這樣的身份保留，卻為你、你的子孫後代、為這個民族的災難性的大麻煩提供了條件和基礎。我們成了惡人們的幫凶，卻是在我們不知及不情願的的情勢下。
2006年7月1日 在中共以黑幫黑幫手法圍堵我全家的第218天 於北京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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