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

2006-05-03 20:36 作者:宋永毅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鄧小平為了從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手裡奪權，先搶過了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提出了毛思想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一說。言下之意是：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我鄧小平也有實實在在的一份。這樣，我來掌權便有了天然的合法性。鄧小平當時的「新說」，當然和他的「白貓黑貓論」 一樣，是純實用主義的政治伎倆。但是今天我們用來解釋文革的發生，倒是一句實實在在的大實話。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發展，絕不僅僅是毛澤東一個人的事，也不僅僅是他的追隨者林彪、江青等人的賬，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對象，劉少奇和鄧小平也都是有份的－－他們也曾是文革的積極推動者和擁護者－－文化大革命確確實實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即集體犯罪的結果。

毛和劉鄧在政治上的「分歧」在文革後被人為地誇大了

劉少奇和鄧小平無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其中劉還被殘酷地迫害致死。就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的級別而言，劉少奇還毫無疑問是他們中最大的受害者 – 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副主席。或許正因為如此，在文革後幾乎所有的悼念劉的文章裡，都只是強調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份。又從他這個單一身份的角度，有意無意地推演出毛澤東和劉鄧在政治上（不是經濟上）的「重大分歧」。文革後重新執政的鄧小平正是利用了這一被人為誇大了的「分歧」來建立他執政的合法性。

然而，歷史的真相卻往往是矛盾和弔詭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運動中，中共黨內的受害者並不只有單一的身份，他們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識形態上，和迫害者並沒有任何不同。相反，受害者也曾為最後迫害他致死的政治運動推波助瀾，即便在他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和平反以後，他和他的家屬仍然認同把他迫害致死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乃至迫害者。

毛澤東關於文革的理論和實踐，有著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它起源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蘇論戰」和「重提階級鬥爭」，歷經「四清運動」的實踐，最後才形成了文革的思想。回顧歷史，人們會遺憾地發現：劉鄧周彭（真）等中共主要領導人都為之作出了他們各自的貢獻，其中尤以劉少奇為大。例如，劉少奇是提出用「造反」來對付「中央出修正主義」的第一人。在1963年6月8日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講話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麼辦」的問題。劉少奇以「反修專家」的身份回答：「一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再如，劉少奇對當時全國階級鬥爭的估計，比毛澤東還要黑暗的多。毛澤東最初是估計有20%的生產隊的政權不再共產黨手裡，後來受到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一再匯報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動向的影響，認為：「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而劉少奇還進一步認為：「三分之一打不住……而是大多數。所以，革命非搞不可。」國內學者肖冬連在論述60年代初期劉少奇和毛澤東極「左」思想的高度一致性時，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模式：「毛主席出了題目，劉少奇又要做文章了」（《文革前十年史》）；然後是「毛澤東要表達的意思先從劉少奇口裡說出來了，他接過劉少奇的話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這裡，劉少奇的獨創性和他對毛澤東反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另外，劉少奇對於毛澤東對文化藝術等方面的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非但市是完全贊成的，他更在1964年1月3日的中宣部和文藝界的座談會上開創了用中央首長點名的方式把著名作家（孟超、田漢、陳半丁等）打成「反革命」的先河。

「四清運動」是文革的一場預演

在1966年5月文革拉開序幕時，中國大地上還正進行著另外一場尚未結束政治運動，那就是「四清運動」。這場運動的第一線領導人，便是劉少奇。劉少奇是把即將展開的「四清運動」完全作為一種文革式的政治運動來思考的。他在強調指出：這場運動要解決的「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使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1963年2月25日）他恐怕還是第一個中共的領導人把這個政治運動提高到「亡黨亡國」的嚇人高度的。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展開，劉少奇越來越左。他的一系列的極「左」言行不僅極大地助長了運動的左傾傾向，更堅定和鼓舞了毛澤東的許多還處於萌芽狀態或正在形成中的極左思想。

首先，劉少奇的「桃園經驗」在中共的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極壞的範例，使毛澤東隨後啟用江青作為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64年8月27日，毛澤東批示同意把這一經驗作為一個中共的「有普遍意義」的典型向全國批發了。姑且不論「桃園經驗」的極左和荒謬，它更大的危害性還在於劉少奇向全黨，從而也向毛澤東提供了一個利用自己的夫人參與上層政治的範例。在劉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還沒有這麼幹過。劉以後，毛澤東在文革發動期搞得「中共中央批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年4月10日）和「桃園經驗」就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毛澤東大大地發展了劉少奇開創的「夫人參政」的經驗，在文革中已經直接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和政治局委員了。

其次，劉少奇倡導的「桃園經驗」、 「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經驗」和「天津的小站經驗」等都採取「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的方式，主張另組「階級隊伍」， 進行「奪權鬥爭」， 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 進而「全面奪權鬥爭」的文革思路。

最後，劉少奇的所謂的「四清」經驗中，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現象比比皆是。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在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些在劉少奇指導下搞出來「經驗」全部在複查後作為冤、錯、假案平反，可見當時逼、供、信之風的酷烈。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一種叫「燕飛」的廣發使用的批鬥人的模式， 它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 它既可能就發源於劉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

文革初期的毛劉「兩條路線鬥爭」是一個偽命題

一個無法抹殺的簡單史實是：劉少奇在文革發動中直至他失去自由前都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對中共發動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綱領，他都是投了贊成票的。那麼，他對文革 -- 即便是一個把他最後送入骨灰箱的政治運動，也就起碼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這一點不僅為越來越多的文革研究者所認識，連劉少奇的兒子劉源都不得不承。

然而歷史的真相還在於：劉少奇在發動文革和領導初期文革的問題要遠遠超過一種一般性的「失職」。在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過程中，劉少奇所主持的一線中央領導對毛澤東關於文化革命的思想、綱領和步驟並沒有什麼「抵制」，而是千方百計地揣摩緊跟，唯唯諾諾，亦步亦趨。在夥同或追隨毛澤東和他關於文化革命的胡思亂想迫害一大批下級幹部，甚至自己的親信上（如彭真和北京市委），劉少奇都沒有提出任何應有的異議。相反只是一味擁護贊成，甚至落石下井。1966年4月21 日，是劉在中央會議上第一個點名他的親信彭真為「反黨分子」。 其後鄧小平等人都和彭作了堅決的鬥爭。1966年5月16日，是劉主持通過了文革的綱領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劉鄧不僅舉手贊成，更積極實踐。鄧小平5月31日急急忙忙趕到《人民日報》去改組領導班子。劉不僅在5月23日主持了批鬥朱德的會議，還和鄧小平一起在6 月27日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講話，極力提倡對毛的個人崇拜，鼓吹林彪的「政變經」。劉還竟然對他的親信彭真等人說出了這樣的話：「彭真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就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志，也反對我。在我面前搞兩面派，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在7月2日劉鄧又親自實踐《五一六通知》，在華北局工作會議上合力揪出了全國省委書記中的第一個「走資派」－內蒙自治區第一書記烏蘭夫。

自1966年5月到8月，劉鄧主持的中央批發、轉發過近十個有關文革的中央文件，其中點了近兩百名從中央到地方的負責文藝、教育和宣傳的高級幹部的名，把他們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責令報刊進行批判。他們中有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等等當時文化界的主要領導。僅在中南地區，被他們以中央的名義點名批判的就有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志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副校長、省社聯主席郭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等。長期以來，人們一直錯誤地以為：這些黨內「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是毛揪出來的，其實對他們下手的是劉鄧。由此可見，在抓「黨內走資派」上，毛劉其實並沒有什麼「兩條路線」的分歧。

當然，在文革初期利用工作隊大整無辜的幹部和群眾，殺氣騰騰地準備再打「幾十萬右派」的過程中，劉鄧除了表現出他作為共產黨領導人共有的冷酷外，還表現出了他們個人領導的中共政治運動的獨創的殘酷性。但是，決定和派遣工作組指導運動，都是事先得到毛澤東同意和批准了的。在這方面，毛的權術是「引蛇出洞」。如果劉少奇不派工作組，他在回京後可以指責劉「放棄黨的領導」；如果劉派了工作組，則是「鎮壓群眾運動」。無論如何，他都會找出「兩條路線」分歧來置劉於死地。

劉少奇被迫害致死的悲劇根本就不在於他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什麼「分歧」和「抵制」。他和當時一線中央的領導制定的文革方案都是經過了毛的批准，並且每週向毛匯報的。劉少奇悲劇的根本問題是在於猜疑成性毛澤東已經認定劉少奇是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嚴重地威脅著自己的權位，無論劉如何表現，都會找出藉口除之為快。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所謂的文革初期的毛劉「兩條路線鬥爭」完全是一個偽命題。

劉鄧無疑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他們又同時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如果沒有對歷史罪惡的聲討和清算，如果沒有對其制度根源的發掘，那麼一代人的犧牲，包括劉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內，便成了一場毫無意義的災難，也就無法向文革時代作永遠告別。追究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揭示出文化大革命其實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即集體犯罪的結果。就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是為了埋葬一個至今還沒有被埋葬的黑暗時代。

（原載《爭鳴》5月號 轉載《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