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被清廷強令中途輟學的94名「留美幼童」，回國後境遇很慘，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學非所用。有篇介紹「留美幼童」梁敦彥的文章這樣寫道：「梁敦彥和同學們歸國後，以為在國外勤習八年，學到不少新知識，可以為國效力，誰知因他們未參加過科舉考試，沒有功名，處處遭官場白眼很難找事。梁敦彥幾經周折，才在天津電報學堂找到一份工作，教授英文，待遇很差……後因父亡回家奔喪，返回時，再也找不到事做，非常狼狽。」與之相比，詹天祐算幸運，被湮沒七年之後，終有機會在鐵路公司當上工程師，總算學以致用，但主事的都是洋人，他只能算打洋工。1901年，慈禧忽發奇想，希望能坐火車去西陵祭祀，於是清廷趕緊籌措修建這條只有37公里的「皇陵專線」，詹天祐終被啟用，迅速修筑完畢。說來有趣，這才是「中國人自建的第一條鐵路」，但路旁沒有任何人的銅像，甚至至今沒人願意提及這個「第一」。
也是在1901年，袁世凱被清廷任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被湮沒20年之久的「留美幼童」們這才有了用武之地。在袁世凱的提拔下，前面提到的梁敦彥當上京奉鐵路總辦，他的同學唐紹儀被任命為天津海關道──北洋外交負責人，另一個同學蔡紹基被袁世凱任命為北洋大學總辦，這是「留美幼童」中出現的第一位大學校長。就在這期間，詹天祐被袁世凱大力保薦為京張鐵路工程局總辦兼總工程師，使之完成了「中國用自己的資金、建築自己的鐵路」的夢想。2004年，錢鋼、胡勁草著《留美幼童》一書，專辟一節，題「袁世凱重用留美幼童」，文中寫道：「一時間，一批學習鐵路、電報的『留美幼童』都成為袁世凱的骨幹力量」，真是「烏雲裡忽然露出了陽光」。
袁世凱為何重用「留美幼童」？因一時之需而臨時起意，還是其重用人才的一貫做法？檢索史料，原因是後者。先說育人。早在1900年袁世凱任山東巡撫時，便在濟南創辦了山東大學，是為中國最早的省立大學。而後從1901年任直隸總督，到1909年被罷官回籍，袁世凱領導直隸創辦各類新式學堂一萬多所，擁有教職工20多萬人。再說用人，有個進士叫梁士詒，被分配到直隸做候補官員，幾年過去，仍沒謀得個正式職位，鬱鬱不歡，終於鼓起勇氣求見袁世凱。袁問：「有何特長啊？」梁答：「我楷書很好，會教書，能寫詩。」袁說：「書奴伎倆罷了，你這種人，我屬下多啦，就知道咬文嚼字，沒出息。」梁士詒聽罷，慚愧至極，求助於袁的僕人，望指點迷津。僕人告訴他，袁最看重的，是外交和經濟人才。梁士詒賣掉衣物，遍購外交、經濟書籍，認真苦讀，揣摩領會，幾個月後，再次求見。袁問：「還寫詩呢？」梁答：「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我的知識，已然更新。」於是談起外交和財政兩門學問，滔滔不絕，縱橫議論，很有新意。袁世凱大為驚奇，馬上聘請梁為財經顧問。眾所周知，民國初年，梁士詒乃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後來還曾做過國務總理。時人論袁世凱愛才，決不任人唯親，且全是務求實幹之士，這才「使各方人才奔走於其門者，如過江之鯽」。詹天祐能受到袁世凱青睞，主持修建京張鐵路，並非偶然。
當年，鐵路開工時，袁世凱派其幕僚鄭元直將一座鳥鳴鐘送給詹天祐，以示關懷。後又有《致詹天祐函》，寫道：修筑京張鐵路，乃大張我國人志氣之舉。除此之外袁世凱與清廷交涉筑路決策，多方告貸籌措資金，排除洋人阻礙干擾，千難萬難，比筑路之難恐不在以下。2005年10月12日，詹天祐的一座新銅像在張家口火車南站揭幕。至此，京張鐵路兩端，「京」有銅像，「張」有銅像，詹天祐先生彪炳千秋。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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