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萬塚千塋是百姓

二十世紀中葉中國一次大飢荒餓死的人數，至今還是一個謎，官方羞羞答答似乎承認兩千萬，民間有四千萬和八千萬兩個說法。這是頗具象征性意義的一個當代中國迷思：我不明白，在不搞清這個數字之前，那些關於中國社會主義成敗、中共製度建設的意義、毛澤東功罪等等大問題的討論研究（包括西方學院裡的漢學界），還有什麼事實基礎可言？假如我們抹去納粹滅絕營殺死六百萬猶太人這個數字，那麼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的歷史基準線會不會坍塌、而人類的精神及思想還有何種新的積累？

現代社會的第一個基礎支撐就是數字，數字化的可能才是現代化的可能----不僅是人均GDP計算的可能，也是計算體制誤錯的可能，而中國現今這半個世紀，一直處在一個數字被矇蔽的羞辱之下。這個矇蔽其實就是朦昧，因為八億中國人（五十年代的人口）裡，七億人無法對另外一個億里面的數以千萬計的餓魂負責，這種負責簡單地說就是把數字弄準確，再問一問究竟該誰來負責，這是起碼的文明，不問或問不了，則這個民族離未開化並不太遠。

外國記者調查中國的大飢荒
於是文明裡面有人來問了，Hungry Ghosts（Mao掇 Secret Famine, Mirror Books）講的是「中國餓鬼」，賈斯柏ܫ貝克（Jasper Becker）先生是英國記者，閱讀他對東方一次大飢荒的採訪、考證、梳理，讓我感受到的首先不是他的訓練有素，而是文明人的一種態度。中譯者姜和平女士，是我和妻子在普林斯頓小鎮居住多年一直保持往來的一位友人，她出身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應該對數字有特殊的敏感，但是，讀了她寄來的她親手翻譯的中文版（香港明鏡出版社，二○○五年十月），我才明白，她的翻譯動機更是由於受到了貝克那種文明人態度的感召，一如她在記者訪問時所說的，貝克先生這本書實際上就是為大飢荒死難者建造的一座紀念碑，而能為這座碑做一點事，使她感到欣慰。

其實我知道，在中國民間，很早就一直有人在暗中調查六零年的大飢荒，但那都是一些分散的、零星的、底層的努力，常常被強大而無孔不入的體制輕易就粉碎了，所以幾十年來都不可能有調查和研究成果浮現，一位著名的民間研究者丁抒的《人禍》，也是到海外才發表的，由此可以想見一個外國記者來做此事的艱辛程度。八十年代初我亦曾涉足這個領域，起因於偶然得見關於信陽事件的幾份黨內秘密文件，旋而試圖實地察訪，卻發現處處諱莫如深，視為禁臠，無奈之下我將其束之高閣，幾年後撰寫《烏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廬山之夏》，二十五萬字一路寫來，行文至結尾處，描述那個神仙會之後的全國大熱昏乃至大飢荒，其中有河南慘狀之四頁文字，就是以這幾個秘密文件的內容敷衍而成。

中央處理的惟一地方飢荒事件
此番細讀貝克的著述，知他蒐集研究的大量飢荒資料中也有黨內秘密文件，但似乎未見過我遇到的這幾份----這大概是一組文件：主件是河南省委報給中央的《關於堅決糾正錯誤，端正政策，轉變作風，徹底扭轉局面，爭取農業豐收的報告》（修改稿）；附件有三個，陶鑄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的講話、關於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的處理意見、關於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的處理意見。若問這場大災難還會留下什麼確鑿證據，大概只有這幾件書面文字了；若問數百萬條人命的喪失為什麼沒留下任何民間記載而只有黨內文件，則要究問那種特殊的極權社會形態了；若問大飢荒的善後為什麼是一堆報告、講話、處理意見，那就是我至今還有興趣的一個問題：中共對飢荒的處理模式，生動地映射了它的制度性格，後者恰又是釀成飢荒的淵藪。

河南信陽事件在全國大飢荒中的位置之所以突出，是因為它對毛澤東的「奇理斯瑪」（魅力領袖）熱昏，當頭潑去第一盆冷水，乃是大躍進冷卻的一個轉捩點，此其一；劉少奇周恩來等所謂「法理型」領袖，藉此逼退老毛，以查辦信陽事件而出臺一套救災模式，並啟動了調整方針，此其二。大飢荒雖是全國性的，但中央出面處理的地方性飢餓事件，河南信陽可能是唯一的，其不了了之的結局，又顯示即使在毛澤東自認犯了錯誤（六二年七千人大會）的境況下，黨內糾錯的可能性依然是杯水車薪，徒勞一場，甚至，根據南京大學高華的分析（《大災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劉周等的此次糾錯，恰是毛澤東後來搞「四清」以至「文革」的誘因，則梳理出權力博弈的最壞選項：在毛澤東的獨裁之下，糾錯的效果是導致更大災難。這種選項，後來也為鄧小平所繼承，即改革路向最終選擇了下下策。

信陽事件的幾個文件的產生背景，也一片迷濛。大致來說，就是飢荒、隱瞞、調查、匯報、決策、救災、工作組進駐整頓、清算處理等等，一個典型的共產黨程式。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的陶鑄講話，已是尾聲，若倒推回至一九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閉幕，約一年半時間內，中國就死掉了幾千萬人，那麼需要後人檢視的，就不只是導致大飢荒的制度因由，更是一個制度的救災（緊急動員）能力，以及它的拯救衝動首先是老百姓還是制度本身。

三次派工作組去信陽瞭解實況
北京得知信陽餓死人的第一時間，眾說紛紜，似應在一九六○年四、五月間，不過官方渠道完全被堵死，飢荒消息乃由民間泄出，尤其信陽是個「老根據地」，農民們紛紛捎信給城裡做官的親戚，自然是老幹部或軍人，據說老毛的警衛士兵有原籍是信陽的，也收到家鄉來信，但這都無濟於事，最後是中共的監察系統居然尚未堵死，接到河南省檢察院一個副檢察長上報的飢荒消息，但河南省監委卻不敢證實，於是中央監委和組織部直接向周恩來匯報，周請示毛之後，才派出一個工作組，組長是中監委副書記王從吾、副組長是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赴信陽調查一個多月，至十月二十一日寫出報告，二十四日由李富春上報給毛。這是北京第一次向信陽派工作組。在此期間，陳雲恰也在河南視察，後來他建議緊急動用外匯進口糧食二百五十萬噸，可知他看到的飢荒端倪，大概已頗慘烈。

陶鑄那個講話嚴厲申斥河南省委「捂蓋子」，有這麼一段話：「少奇同志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講，中央派先念同志，震林同志，派檢查組來，都反映河南的問題揭不開，中央很憂慮，......省委發現信陽問題，反而提出槍斃馬龍山、開除路憲文的黨籍，想以此來掩蓋錯誤，少奇同志很不滿意，他說：我對河南省委不信賴了。......中央又決定派李先念同志、王從吾同志和中南局陶鑄、王任重一同來河南開會......」。由此來看，中央工作組竟有三次之多。

《餓鬼》第八章「河南的謊禍」寫道：「飢荒直到一九六一年初，三萬解放軍官兵奉命進駐信陽地區後才告結束。軍隊打開了國家糧庫賑濟災民，逮捕了中共信陽地委領導。軍隊在當地駐紮了三到四個月的時間。」這應是第二次「工作組」，此次皆雲李先念率軍賑災，因為信陽當年屬於紅四方面軍的大別山鄂豫皖根據地之一部分，派這位當年的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去，有利於安撫，從上文陶鑄所言，賑災者應還有譚震林。亦據八十年代我在河南採訪所得，信陽有京廣鐵路貫穿，當時李譚二人調來滿載糧食的車皮沿鐵路一字排開，這才發現地方上沒有卡車運輸能力接續下一環，於是緊急調來全軍唯一的汽車團，卸下糧食朝各縣城運送，而縣一級再往下，不僅沒有運輸能力，也無公路了，所以賑災實際效果只到縣城，下面的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則是聽天由命的。

將大飢荒罪責推給「階級敵人」
貝克先生筆下這一段文字：「據親歷者回憶，在潢川縣，當軍隊向災民發放救濟糧時，虛弱已極的人們只能緩緩地爬行著去領取。有的人就在爬到離救命糧咫尺之遙的地方，嚥下了最後一口氣。」全是事實。當年我在信陽採訪時的感觸是，假如有可能統計，信陽有幾成人實際上餓死在救災開始以後，這個數字將非常驚人。這也顯示中共尚以戰爭手段治國，黨和政府都是一個軍事集團。

出了天大的事情，誰的責任？中共拿下江山不過十年，此刻卻憑空又跳出來非常陰險的一個「階級敵人」，請看河南省委當時給中央的那份報告怎麼說：

「河南在一九五九年冬季和一九六O年春季，以信陽地區為主，在全省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地區出現了大不好形勢，發生了極端嚴重的情況。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階級敵人利用兩年來災荒所造成的困難，利用省委常委在執行政策上『左』傾冒險的錯誤，用打進來、拉過去的陰謀手段，實行反革命復辟，篡奪了一部分縣、社、隊的領導權，向貧下中農進行最殘酷的絕望性的階級報復。在這樣的地區，組織大多數爛掉了，階級鬥爭最激烈複雜尖銳，一時敵我矛盾佔居了主導地位。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恨，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階級敵人破壞的主要目標，集中在毀滅人上，他們用種種最殘酷的手段，活活把大批人累死、餓死、打死，其狀之慘事難以想像的。牲畜大批死亡，土地大量荒蕪，農具大量損失，房屋被扒毀很多，有的地區（如信陽的光山、固始、商城、正陽、息縣等地）所遭受的損失，是毀滅性的災難。」

這是一個奇特的文本：悖違常識、事實，和使用生澀語詞，都到了無所顧忌的程度，但「文革」就在四年之後，由此便可以看到荒謬的起承轉合了。「大不好形勢」、「打進去、拉過來」，皆為典型的毛式語言，襯墊著極為硬性的意識形態桎梏，大災荒之前就是老毛髮動掀起的「大躍進」，畝產萬斤，大煉鋼鐵放衛星，乃是「大好形勢」，誰敢說「形勢不好」就是右傾，所以如今餓死了人也只敢修飾那「大好形勢」於「大不好」而已。情理上的通順，則是共產黨無所謂的，比如「階級敵人」如何利用得了「省委常委」？因此四年之後國家主席變成「叛徒、內奸、工賊」也是順理成章的。在河南及信陽「向貧下中農進行最殘酷的絕望性的階級報復」、「毀滅人」的，是中共的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公社書記們，這份報告的後文提到：「全省撤了四十個縣委書記，集訓十萬人，逮捕法辦八千多人」，這些其實也是李先念賑災的內容之一，所以他受命後，先調集兩個師把信陽圍個水泄不通，然後才賑災。

毛將飢荒定性為「地主階級復辟」
「前敵總指揮」李先念搞定第一步後，接下來是中央派出的第三個工作組前來興師問罪，欽差大臣是中南局書記陶鑄、王任重二人，他們受命於劉少奇，來河南召集省委擴大會議，我所得見的那一組文件，便是這個會議形成的。河南省委的報告自然不是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寫得出來的，他已是待罪之身，報告無疑是陶王二位欽差的手筆，清算了你還要以你的名義留下文字，真乃共產黨一絕。

陶鑄說：「在河南省有兩個突出的問題：第一是一九五九年春季發生問題，反瞞產，沒有在廬山會議上作檢討，廬山會議後繼續搞。第二是河南發生這麼嚴重的問題，一直不向中央報告。後來雖然被迫向中央寫了報告，還是扭扭怩怩，不忠實反映情況，而且還封鎖消息，這是很大的錯誤。」看來，黨組織最在乎的損失，不是死了多少人，而是它的紀律沒被執行，這種體制性格，要說也有它的合理之處，可是共產黨難道真的不明白，「組織」若不被監督，怎麼會有紀律、怎不「爛掉」？而且罪責終究會由「階級敵人」去承擔的，那誰還怕犯錯誤呢？

別看陶鑄口口聲聲「少奇同志」，似乎劉少奇主政很顯赫，其實那個副主席的心思只在如何給老毛留面子，而捅下漏子的毛澤東，已經給這個漏子定了性，那是一個他可以信手拈來的「敵人」，隨時隨地備用著，這也成了一個「共產黨傳統」，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說：「地主階級復辟，各地出了亂子，才意識到這是地主階級復辟，我們對城市反革命比較有底，對農村多年未搞階級鬥爭，沒底。」土改才幾年？農村地富階層早已被鎮壓成粉齏，卻還可以拿來當墊背。他後來也批轉了河南省委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稱讚是「好文件」，於是處理「信陽事件」出臺的政策，是「民主革命不徹底」，解決的方法是「民主革命的補課」，以整風（階級鬥爭）奪回被敵人篡奪的各級領導權。到此，「文化大革命」已然埋下伏筆，連理論和話語的雛形都預備好了。文革過後，劉少奇沒逃過劫數，鄧小平卻被老毛留了活口，自然也是要他多少繼承點衣缽的，所以後來天安門鬧出事來，老鄧也去信手拈來那個「敵人」，可不太方便之處，是他接受「文革」教訓此時已經宣布「階級鬥爭結束」了，竟只好臨時編個新詞「長鬍子的」。

事件的最後處理全部不了了之
既然有墊背的，清算怎可認真起來？所以黨內鬥爭雖殘酷又常淪為兒戲。河南省委舍卒保車，拿一個縣委書記的人頭和一個地委書記的黨籍向中央作交代，惹劉少奇大怒，他主持罷免了一批餓死人嚴重省份的省委第一書記，如河南吳芝圃、山東舒同、甘肅張仲良、青海高峰等，也打算逮捕法辦一批地縣幹部，以挽回共產黨的威信，可老毛那頭不舒服了，竟以中央名義表示：「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陶鑄王任重在河南，也是「風聲大，雨點小」，起初給事件定性很重，對死了上百萬人非常震驚，多次講過不殺幾個幹部不足以平民憤，也內定將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判處死刑、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判處死緩，工作組並對這兩人罪行詳細取證，形成文件，但是到六一年四月間，調子就漸漸降低了，先是陶鑄不讓下面再報死亡數字，說再這樣統計下去，對整個黨的威信和形象越來越不利；接著他就不讓大家再提廬山會議以後的問題，說他同劉少奇通了電話：「少奇同志提醒我們，廬山會議是一個界限，不能因為出了信陽事件，就否定廬山會議的正確路線」。後來陶鑄的幾次講話，明顯地為吳芝圃開脫。

信陽事件的處理，最後不了了之。吳芝圃調任中南局任第三書記，並且一直是中央委員，「文革」中河南群眾去廣州找他算帳，受到阻攔，後來在廣州病死，一九七九年中央還為他正式補開追悼會，稱他受「四人幫」迫害而死。馬龍山後來也沒有被槍決，據說是毛澤東定的原則，「信陽事件」一個不殺，因為責任在他自己。路憲文一直被關在河南北部的一個勞改農場，「文革」後還活著，居然乘著平反「冤、假、錯」的風頭，給胡耀邦寫申訴，說當年陶鑄王任重冤枉了他，要求平反。胡耀邦批示道：如果連路憲文這樣的人都要平反，我們還搞什麼撥亂反正？

我不知道，胡耀邦這樣的「好共產黨人」，難道真不覺得，從劉少奇的救災到鄧小平的改革，其實都不是在拯救百姓，而是拯救他們這個黨？毛澤東強逼幾億中國人跟他玩「共產主義」大實驗，後來搞砸了，劉少奇隊以務實救急，此務實的精髓也在「救百姓才能救黨」，所以「法理型」通曉權力勝於「魅力型」，但並未進步一寸；後來老毛又強逼全黨跟他玩「文革」大實驗，也搞砸了又有鄧小平救急，這回便是「讓老百姓過好日子，他們就會擁護我們」，此「改革」無非劉少奇救災的翻版而已，但這個黨只要活過來，天下依然難過，於是八九血光之災以降，中國雖經濟騰飛，卻是香港政論家陶傑所說的「血肉盛世」：

「聖誕樹是中國製造的，買來一棵，擱在客廳的一角，綵球、電燈泡、小手杖，一棵聖誕樹亮晶晶，細看下來，聖誕樹上掛著的，是河南民工的斷臂、髑髏和手指。」這倒叫人想起鄧小平另一句話來：「只要他們日子過好了，就會忘掉一切的。」他實在沒有把中國人當人看，而這個黨的存活所需要點熬的，不是天然氣，也不是石油，而是民脂民膏。

(開放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