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叫叔叔。」我笑道。
「叫你狗屎，」為首的女孩罵道，「壞麻雀。」
「投降！」我急忙高舉雙手。可彈藥卻紛飛而來，在監獄里長大的孩子是不信邪的。「你犯了什麼罪？」為首的女孩叉腰審問道:「殺人？搶劫？強姦？販毒？」
「反革命。」我老實回答。
「就是國民黨。」女孩定性道，「槍斃你，服不服？」
「不服。」
「那就燒死。」女孩們樂壞了。為首的女孩突然用枝條叉起一團焦黑的寶物，遙遙發問道：「壞麻雀，你猜這是啥？」
「我近視，認不清。」
「就是你！」
女孩們又樂得手舞腳蹈，爭搶著把死雀當作足球踢。「我倒寧願變成一個雀球，被孩子們踢著玩。」 我不無傷感地想。
這是《證詞》近結尾，作者和孩子們的一段「遊戲」。讀到這裡，我脊背通寒。是的，「監獄里長大的孩子不信邪」，敵意、殘酷對他們像颳風下雨一樣自然，是快樂的一部分。《證詞》充實容下所經的混濁和黑暗，但這裡作者的心柔軟清亮，經歷至此，自身已不重要，但他為孩子們悲哀。這是中國的孩子，他們由我們這裡得到了什麼？學會了什麼？什麼是中國的明天？此刻作者面對的不是殘暴的權力和罪犯，而是天真的孩子們。但是她們已經是這部生活的一部分，由這裡接受，由這裡傳遞。有比此更無奈的嗎？話到此，也就到了盡頭。
我想到那個房頂上18歲的持槍戰士，他把下面的牢房當作痰盂和煙灰缸，想到4歲的「妙妙」對他父親的那一口唾沫。好，這些都算是個別吧，可那一場紅衛兵運動呢？首先，我們給予了孩子們什麼樣的生活？再，我們教給了他們什麼？近百年前，那位作家呼喊「救救孩子！」今天，我們是不是也要呼喊：「救救孩子！」我們這一輩是毀了，喝狼奶長大的人是狼。但是孩子們呢？難道，他們也是要在「狗屎」、「槍斃」、「燒死你」中長大嗎？
魯迅呼籲「救救孩子」，是說舊道德吞噬人，人要衝出鐵屋。他有道理。可是那些被喚醒的孩子們，我是說那些最激昂最理想的青年，他們如何呢？「革命」、「新中國」、「躍進」，他們大有作為；而這些孩子的孩子就是我們：「文革」和「紅衛兵」；再，我們的孩子就是那個戰士和這群燒麻雀的孩子們了。「仁義道德」是廢棄了，但人們被什麼所支配呢？「鬥爭哲學」，表層是至高理想，具體內涵則是：集體仇恨和暴力。這是「新中國」的思想和教育。當然，90年代中國有了進步，「主義」換成了「唯利是圖」，孩子們再不會從「領袖」那裡去學習「理想」了，但他們會在街頭學習，那就是電影《任逍遙》。就某種角度，那部電影比《證詞》冷酷，因為《證詞》中還有「我」的抗爭，還有「牆」的內外，有索爾任尼琴；但是《任逍遙》中孩子們則冷酷得徹底，在那座掏空了的煤城，他們的生存規則和監獄並沒有什麼區別。媒體報導，四川萬州街頭發生一件小事，而引發全城暴亂。廣東莞縣一個湖南15歲的孩子偷了輛自行車，被村民活活打死，引發雙方械鬥，可以想像嗎？仇恨和暴力以另外的形式積蓄呈現。
2
《證詞》是一部記述殘酷黑暗的書，作者經歷這些，記敘這些，為之作證，他沉於其中，但終要抗議。人不能兇惡、殘酷、齷齪至此。近兩個世紀來，中國的苦難不幸，及其自身的野蠻殘酷都已走到了盡頭。對之我們說什麼呢？「道義、仁慈、誠實、清潔、愛和尊嚴」，面對無數不幸，這些詞語已難以啟口。可是要繼續下去嗎？讓孩子們永久沉溺其中？ 我們的民族已經習慣了仇恨和殘酷了，開口另一批言語已經困難。
《證詞》的最後，作者提出了清潔和尊嚴，於是在地獄之上有了光亮。「感謝上蒼讓我一再經歷劫後餘生。…它在冥空中還有一位讀者，我的姐姐飛飛。她有時就在我的血管裡，在我的喃喃自語中。我必須時時自省，保持心靈的清潔和平靜，姐姐漂泊了近十年的亡魂才會在此落腳。她喜歡有尊嚴的男子，而寫作能使人不斷地收穫尊嚴。」這裡他提到了「上蒼」、「冥空」、「亡魂」，對姐姐的「愛」；「清潔」和「尊嚴」建立於此之上。這是穿透黑暗、殘酷和苦難的聲音。那些光亮、珍貴、可愛的東西並不只是生命外部的召喚，它們的根在生命的內部，是生命內部深處的渴求需要、不可抑止的翹望和等待。因此它們是生命的本質之一，是文明之所以建立的原因。此生命真理似乎顯而易見，但需要經歷種種不幸困境，穿越表象，在生命的極處才能觸到。它們在黑暗的最下一層。這也就是蒙難的意義，穿越地獄方見星光。
我感動作者磨難之生，在黑暗之底透出光亮。人很容易在黑暗中變得更黑暗更殘酷。磨難，而不被苦難所吞噬，而得到光，這是不幸於文明的意義。我們自幼所讀的那些民間故事，反覆講述此同一簡單的真理。偉大的《神曲》就是這一小小的故事。即使基督受難，也是為了在高處顯示他的照耀。文明中所有類似的故事，在真實中實際都非常殘酷。文明之建立是被迫的，因為人太殘酷太不幸。
儘管我對作者敬意，但我需要指出，就《證詞》的大部分，作者是沉溺於黑暗之中的，到最後方閃現微弱的光亮，幾乎淵下的些許陰風便能將其吹滅。這與其說是作者的有限；不如說中國太黑暗，當代幾乎沒有人不為其所吞沒－－或毀滅或同一，無論是詩人、學者、貧民百姓，還是孩子。廖亦武甚強悍，否則難能堅持下來，他是憑體質血性做到盡頭。「寫作不何為。渺小的人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蠢人只能牢牢抓住一個東西。」王怡撰文說其是「肉體寫作」，是讚譽，其實讓人痛心。這讓我們想到監獄雨水中那個裸身狂奔的男人和他的嚎叫。但能怎樣？面對這部殘酷的生活，作者最終沒能明確說出：不！沒能發出：走向「光」的聲音。他不甘，曾以死相抗，但終無奈。他見證了這部生活的黑暗殘酷，卻也默認它強大，無從改變，最終是放棄。「不投降/又如何」？「我倒寧願變成一個雀球，被孩子們踢著玩。」
鄭義在《中國冤獄錄》的序言中，提出了至關重要的命題: 「拿什麼去贖買凶手們殘暴的靈魂和楊繼年們仇恨的靈魂？」誰來給楊繼年「那一對慈悲的銀燭臺」？ 他引述了中國種種難以想像的殘酷之後，說：「唯有愛」。感謝他在如此的殘酷和苦難之後，對這個民族最終說出了這個詞：「愛」。「我確信，奧斯維辛的罹難者，在他們自知必死而神智尚清之際的最後願望，是祈求他們倖免於難的後代擁有一種愛的生活，即富於詩意的生活。」在經歷種種災難、倒塌、殘酷之後，中國民族面臨文明最基本的命題：走向對生的肯定，「仁」、「慈」、「愛」。我的困惑是，如果背後沒有傳統的力量，天地間沒有絕對的一點， 「仁」、「慈」、「愛」將怎樣發生呢？善必須進入信仰與信念，才能確立並持續。
3
近兩個世紀來，中國的苦難不幸，以及其自身的野蠻、殘酷和暴力都已走到極致，我們需要穿破最後一點，見到光，或者說我們要在災難的盡頭重返文明的源頭。
人們批判共產集權制度，但同為共產制度，中國遠比蘇聯、東歐殘酷。《證詞》作者熟悉《古拉各群島》，索爾任尼琴激勵他寫下《證詞》。但他清楚中國比《古拉各群島》黑暗，《證詞》中他對之多次提及。
中國殘酷於蘇聯、東歐的原因之一，是中國傳統文明的截斷。我們可以有千種理由批判中國傳統，但是所有的文明都奠立於一個共點：向善，對人的肯定、同情和保護。在不同的文明系統中，其分別體現為「仁」、「慈」、「愛」。任何社會、制度的建立都需要以此為基礎。無論以何原因，如果此基點被顛覆，文明之廈即倒塌，人即陷於赤裸的野蠻：恐懼、狂亂和暴力。人性彼此有親和；但亦有恐懼、敵意和侵犯。於社會群體，文明的首要原則是「仁愛」精神，確立秩序，以前者抑制後者。
比 較中國的集權制度，蘇聯、東歐相對保有他們的文化傳統。比如《靜靜的頓河》、《一個人的遭遇》、《活著，但要記住》等文學作品承繼了歐洲人道主義的傳統。 在蘇聯，普希金、托爾斯泰從來沒有停止被閱讀，不論國家權力如何，但在其社會和民眾中，俄羅斯人文精神有其承繼和傳統。《證詞》列舉的一個俄國故事，當一 個囚犯被被處罰劈木柴，他默受了，並且9個小時不停頓地劈下去，於是「懲罰者由驚愕到莫名的惶恐」。懲罰者惶恐，這來於文明傳統的存在。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精神思想多處於激烈的否定和批判中。文明中要有批判，否則即失去活力。「五四」有很好的願望和意義，但否定和批判推向極端，也就動搖了文明。當「仁」被砸爛，摧毀的也就不僅是中國文化，還包括其後文明之源。文明傳統可以調整、改革、變化，但不可以截然中斷或改換。因為傳統的意義在於具體、日常，滲透於人精神和行為的細節；搭成儀式，使人與人默契。傳統是文明的具體實施、保存和延續；經漫長的時間方能形成。「五四」運動後，激進青年之轉向共產主義，投奔延安，由生命現象來說：秩序崩潰，破壞了「仁」，人也就置身荒野，恐懼、焦灼、孤零，由而轉向敵意、暴力、虛妄和集權保護。
中國近代最糟糕的事情，莫過於讓極端的破壞力量掌握了權力。49年後，毛髮動一次次運動，每一次都更深更普及地摧毀清除中國「文明」的因素。他的「階級鬥爭」，即仇恨和暴力。請不要忽視中國幾十年來批判「人性論」，對全民宣教敵意和暴力。其了培育了中國民族幾代人仇恨和殘暴心理，我特別要說這是全民性的。文革，全民－－由少年到耆老－－彼此仇視殘害，即是宣教敵意和暴力的效應。就此，毛權力對文明的破壞和遺患怎樣估計都不過分，即使他死後，乃至今天。毛的災難不僅在過去，還在其給我們的遺產。最近朱成虎將軍的核言論，引起悍然大波；無獨有偶，911後，一個流亡的中國記者撰文，呼籲美國政府調整戰略，為民主打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二者雖然立場對立，但心態同一：熱衷毀滅，以人為芻狗。這是毛留給中國的遺產。由此當今中國的黑暗、腐敗也就不足為怪，窮奢極欲是毀滅的另一面。沒有「人」，就不會有「人」的生存。
在任何國家、社會，監獄都是黑暗之地。就是美國監獄，就個別現象，有些事情也過於《證詞》。監獄畢竟是特殊之地。閱讀《證詞》的悲哀是，其所展示的黑暗和殘酷是中國的普遍之事，並非是特殊之地特殊之事。深入中國社會，獄牆內外彼此相當，文革中的群眾專政不殘酷於監獄嗎？美國伊拉克虐囚事件震驚全美國；而對於有閱歷的中國人來說，《證詞》只是敘述了我們熟悉的中國人性和社會。我沒進過監獄，但所經歷的許多事情殘酷於《證詞》。比之土改、文革，《證詞》當為遜色。許多老國民黨老右派，文革能逃過一死，是因為他們當時在監獄。就是八十年代後，中國農村幹部整治農民，也無所不用其極；吊打、扒房、裸身遊街、跺腳筋、割睪丸…。迫害法輪功，最殘酷的不是監獄，而是街道保安。我沒把《證詞》當做監獄之書，而是當作中國人性、社會之書來讀。《證詞》與作者的另兩部著作《底層訪談錄》、《中國冤案錄》，它們展示了同一個中國，甚至可以說，某些事情，後者比前者更黑暗更殘酷更恐怖。
中國歷史從來有其黑暗殘酷性，《證詞》列於其中不足為奇。但是毛時代，批判「仁」「愛」，鼓勵仇恨；將殘酷、暴力、「非人性」合法化高尚化；全民普及人對人的敵意和摧殘、「群眾專政」，這卻是中國歷史所沒有的。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段歷史；不要忽視其留給中國社會、民族，及我們心理的殘酷和黑暗；不要小視中國 「仁」的破壞和顛覆。「八億人，不鬥行嗎？」想一想吧，沒有「仁」，眾人共處就一定是彼此恐懼和殘害。戈爾丁的《蠅王》，用一群荒島上的孩子，寫了這個人類的故事。作者不熟悉近代中國，否則不用編故事，中國數億人的經歷，隨手一二即寓意深刻。
索爾仁尼琴激勵作者寫下《證詞》。但在《證詞》和《古拉格群島》之間，有什麼差異呢？《古拉格群島》承繼俄羅斯魂靈，由東正教到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其貫通正義凜然的人道精神。《證詞》所記述的事情殘酷於《古》，但其欠缺前者的精神。作者是沉於黑暗見證黑暗。我不是苛求作者，我感謝他，當一個民族蜂擁扑向財富、虛榮和時尚的時候，他轉向被拋棄遺忘的一邊，伏身真實地記述黑暗，記述那些悲慘和不幸，他已經做了。我要說的是，經過一個多世紀，特別是「新中國」，中國「仁」的浩然正氣已中斷，文明的基點被顛覆。無論作家、知識份子還是百姓，都沒有內在精神足以對抗中國的殘酷和黑暗。近二十年間，中國潰爛透頂的腐敗，為什麼？因為除了肉與欲，人再沒有其它？中國驟然多了六、七千萬基督徒，近乎一億的法輪功學員，又為什麼？其說明，中國大地文明的枯竭。
「救救孩子！」一個世紀前， 意味走出中國舊文明「仁義道德」的束縛，給孩子新生命。今天如果重提這句話，那就是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災難，在文明的絕境，我們需要穿透黑暗，重返文明的源頭，把棄置於冷漠、仇恨和殘酷廢墟上的孩子們帶向：「仁」、「愛」、「慈」的水源。
4
毛集權是中國當代災難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把中國的黑暗、殘酷，一股腦地都推給制度，就會走向泛政治的簡單化，這是近代中國的不幸。中國當代的黑暗殘酷，起碼包含幾個層次：人性之惡；中國的殘酷歷史；近代戰亂；外患；文明傳統破壞；極度的貧困和壓迫；封閉；缺少教育；集權制度；毛的偶然等等。
由《證詞》和《底層訪談錄》、《中國冤案錄》，我們需要看到集權制度的黑暗，但也需要反省中國的歷史和民族。魯迅對中國舊文明深惡痛絕，原因之一是他看到了其中的殘暴；至於他走到極端，那是另外的問題。「千刀萬剮」、「食肉寢皮」、「易子而食」並非只是詞語。同為集權制，但波蘭、匈牙利和中國不可同日而語，對於飢餓的中國農民，那裡的集體農莊簡直就是「天堂」。中國的文革、群眾專政、清理階級隊伍，即使蘇共也不能接受。文革廣西吃人，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普遍問題。毛權力的殘酷和四.一二屠殺、太平天國、曾國藩入「天京」、揚州十日、李自成、張獻忠，直至漢末混戰其間有傳統的因襲。
《證詞》中獄吏文某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這套不成文的牢規大約有幾十或上百年歷史了吧，國民黨，甚至清朝的監獄也差不多。」松山一百零八道菜，有的是新中國的新發明，比如「鬥惡霸地主」，「看電視」；但大多源遠流長，「纏絲兔」、「磨子豆腐」沒有上百、數百年的歷史，不會那麼精湛成熟，「藝術」化。《證詞》的記錄，與中國漫長的監獄史是一致的。看看中國古代酷刑的記載，可知古代監獄比現今殘酷。可以預言，中國即使近年變革為民主國家，政府除了不再把政治犯、良心犯抓進監獄，中國監獄本身則不會有太大改進。
搶劫殺人犯毛勝勇講，「家裡窮，妹妹讀書，我就不能讀了」，「還有父母和痴呆弟弟，全靠我一個人」；「在古代叫劫富濟貧，梁山泊好漢哪個不是搶劫犯？」；「 現在不是舊社會，可以投奔共產黨，打游擊，富人殺得越多革命功勞越大。」 他的大實話，講述了中國的「真理」。極度的貧困，嚴酷的掠奪，使中國底層社會蘊含龐大暴力。在常態，其是犯罪和黑社會；非常時期，就是造反和革命。他們要是掌握了權力，就是張獻忠、毛澤東。
作者有一節記述童年看殺人，「處決罪犯是全體人民社會生活中的大事」，「我混跡於一撥小屁孩，冒著被踩死的危險，從連綿不絕的褲襠下往前滑擠，一心只為了出頭之日向敵人拋扔果皮和石塊」，「人人都在喊『打死他！』」「犯人渾身穢跡斑斑，腦殼被砸得一塌糊塗」，我「感到莫名的亢奮，小雀雀翹起來了」。你可以想到「藥」，也可以想到《水滸》；沈從文記，兒時他們在河邊用樹枝撥弄被砍下的漂流的人頭以為遊戲。中國當代政治的殘酷，有民族歷史的延伸。
我們可說，監獄將人變為禽獸，但也可以說，由於人性的黑暗和殘酷成就了如此的制度和監獄。人、權力、制度，三位一體，彼此互為。權力是制度的實行，制度是人的體現，制度與權力亦支配人的生活。《證詞》見證了監獄、獄吏，也見證了囚犯。其沒有掩飾迴避政治，但是也沒由止於政治，而揭開更深入的一層：人與民族。由這點說，《見證》較《古拉格群島》又有另一種意義。作者說，他已經讀不了索爾仁尼琴大段的意識形態議論。當然作者與索氏的時代不同，索有其當時的意義；但是今天，冷戰的思想已經遠遠不夠了。任何事務的存在，都不是單元的，而有諸多因素。政治是重要的，但也是危險的，健全的文明不能喪失對政治的警惕和制約，避免簡單地政治化。
造反、清洗、戰爭、土改、鎮反、反右、文革，這部殘酷的歷史，背後有黑暗人性的支撐。如果近代中國的情況好一些，民族性也不那麼殘酷，就不會發生如此劇烈持久的革命，毛也不一定能贏；就是建立了共產制度，罪過也會輕一些，比如波蘭。這裡我需要說明，毛權力是暴民權力，集中了中國民族性的黑暗，其不同於中國傳統皇權。儘管中國民族有殘酷的一面,但皇權有傳統可以依－－「仁」之精神，「禮」之秩序，以「仁」 「禮」制約暴力，因此其是文明。而毛以「鬥爭」為宗旨，鼓勵權力和民眾雙重暴力，給普遍暴力以合法性，由此它是非文明的。
中國一向有史的記述，是為治世，因此中國的歷史主要的政治史。《史記》記：「秦坑趙四十萬」。活埋四十萬人，一句話而已。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傳統中，我們缺少對於民族殘酷性的正視。《水滸》記敘了殘酷，但是作為藝術，將之審美化了。我們不苛求歷史和藝術（藝術有將犯罪合法化的功能），但需要糾正。西方人文精神的進步，直接起於對不幸的記錄。近半多世紀，世界反戰、人權意識的普及提高，得助於猶太人對奧斯維辛的反覆講述。看到、認識，然後才能更改。
《證詞》寫了作者經歷的「六四」、《屠殺》的由來、他的恐懼逃亡，及案發、被捕、荒誕蠻橫的審訊和判決。但這部書主要的價值是對監獄和囚犯的記述。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向現代化邁進，但是《證詞》頑固地站在那，提示中國另一面的存在。《證詞》所描述的黑暗殘酷穿過監獄厚厚的院牆，既延伸到國家中心權力，也蔓延龐大的底層社會，而就基本情況其不只存在於當今，而有其歷史，並且還將延續。
閱讀《證詞》，我不斷在想中國是怎樣一個民族？什麼是它龐大的社會的基本狀態？如果我們對中國民族身上的殘酷性缺少正視與認識，對之沒有警覺，那麼民族的殘酷性會以其它的政治形式重蹈覆轍。
在我們反省批評中國民族的時候，但不應忘記「中國」包含在普遍的人性之中。殘酷是人性之一，無所不在，正視人性中的殘酷，進而警醒制約，這就是文明的意義。回看歷史，觸目驚心。各文化的方式不同，殘酷的體現也不同。中國的殘酷多是內部相互殘殺，因為其崇拜家族，而不是種族；而像德國、日本這樣的民族，其殘酷性多在對外的征服和殺戮，因為其崇尚種族；伊斯蘭的殘酷是宗教上的仇視和殺戮，十字軍東征也屬於此。當代西方文明可謂到達了文明的極限，但我們不要忘記兩次大戰和奧斯維辛。我非褒貶，而是提示黑暗殘暴是人性的一部分，永在，所謂文明就是對之抵禦和制約。這既是人類共同的危險，也是共同之責任。(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叫叔叔。」我笑道。
「叫你狗屎，」為首的女孩罵道，「壞麻雀。」
「投降！」我急忙高舉雙手。可彈藥卻紛飛而來，在監獄里長大的孩子是不信邪的。「你犯了什麼罪？」為首的女孩叉腰審問道:「殺人？搶劫？強姦？販毒？」
「反革命。」我老實回答。
「就是國民黨。」女孩定性道，「槍斃你，服不服？」
「不服。」
「那就燒死。」女孩們樂壞了。為首的女孩突然用枝條叉起一團焦黑的寶物，遙遙發問道：「壞麻雀，你猜這是啥？」
「我近視，認不清。」
「就是你！」
女孩們又樂得手舞腳蹈，爭搶著把死雀當作足球踢。「我倒寧願變成一個雀球，被孩子們踢著玩。」 我不無傷感地想。
這是《證詞》近結尾，作者和孩子們的一段「遊戲」。讀到這裡，我脊背通寒。是的，「監獄里長大的孩子不信邪」，敵意、殘酷對他們像颳風下雨一樣自然，是快樂的一部分。《證詞》充實容下所經的混濁和黑暗，但這裡作者的心柔軟清亮，經歷至此，自身已不重要，但他為孩子們悲哀。這是中國的孩子，他們由我們這裡得到了什麼？學會了什麼？什麼是中國的明天？此刻作者面對的不是殘暴的權力和罪犯，而是天真的孩子們。但是她們已經是這部生活的一部分，由這裡接受，由這裡傳遞。有比此更無奈的嗎？話到此，也就到了盡頭。
我想到那個房頂上18歲的持槍戰士，他把下面的牢房當作痰盂和煙灰缸，想到4歲的「妙妙」對他父親的那一口唾沫。好，這些都算是個別吧，可那一場紅衛兵運動呢？首先，我們給予了孩子們什麼樣的生活？再，我們教給了他們什麼？近百年前，那位作家呼喊「救救孩子！」今天，我們是不是也要呼喊：「救救孩子！」我們這一輩是毀了，喝狼奶長大的人是狼。但是孩子們呢？難道，他們也是要在「狗屎」、「槍斃」、「燒死你」中長大嗎？
魯迅呼籲「救救孩子」，是說舊道德吞噬人，人要衝出鐵屋。他有道理。可是那些被喚醒的孩子們，我是說那些最激昂最理想的青年，他們如何呢？「革命」、「新中國」、「躍進」，他們大有作為；而這些孩子的孩子就是我們：「文革」和「紅衛兵」；再，我們的孩子就是那個戰士和這群燒麻雀的孩子們了。「仁義道德」是廢棄了，但人們被什麼所支配呢？「鬥爭哲學」，表層是至高理想，具體內涵則是：集體仇恨和暴力。這是「新中國」的思想和教育。當然，90年代中國有了進步，「主義」換成了「唯利是圖」，孩子們再不會從「領袖」那裡去學習「理想」了，但他們會在街頭學習，那就是電影《任逍遙》。就某種角度，那部電影比《證詞》冷酷，因為《證詞》中還有「我」的抗爭，還有「牆」的內外，有索爾任尼琴；但是《任逍遙》中孩子們則冷酷得徹底，在那座掏空了的煤城，他們的生存規則和監獄並沒有什麼區別。媒體報導，四川萬州街頭發生一件小事，而引發全城暴亂。廣東莞縣一個湖南15歲的孩子偷了輛自行車，被村民活活打死，引發雙方械鬥，可以想像嗎？仇恨和暴力以另外的形式積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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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詞》是一部記述殘酷黑暗的書，作者經歷這些，記敘這些，為之作證，他沉於其中，但終要抗議。人不能兇惡、殘酷、齷齪至此。近兩個世紀來，中國的苦難不幸，及其自身的野蠻殘酷都已走到了盡頭。對之我們說什麼呢？「道義、仁慈、誠實、清潔、愛和尊嚴」，面對無數不幸，這些詞語已難以啟口。可是要繼續下去嗎？讓孩子們永久沉溺其中？ 我們的民族已經習慣了仇恨和殘酷了，開口另一批言語已經困難。
《證詞》的最後，作者提出了清潔和尊嚴，於是在地獄之上有了光亮。「感謝上蒼讓我一再經歷劫後餘生。…它在冥空中還有一位讀者，我的姐姐飛飛。她有時就在我的血管裡，在我的喃喃自語中。我必須時時自省，保持心靈的清潔和平靜，姐姐漂泊了近十年的亡魂才會在此落腳。她喜歡有尊嚴的男子，而寫作能使人不斷地收穫尊嚴。」這裡他提到了「上蒼」、「冥空」、「亡魂」，對姐姐的「愛」；「清潔」和「尊嚴」建立於此之上。這是穿透黑暗、殘酷和苦難的聲音。那些光亮、珍貴、可愛的東西並不只是生命外部的召喚，它們的根在生命的內部，是生命內部深處的渴求需要、不可抑止的翹望和等待。因此它們是生命的本質之一，是文明之所以建立的原因。此生命真理似乎顯而易見，但需要經歷種種不幸困境，穿越表象，在生命的極處才能觸到。它們在黑暗的最下一層。這也就是蒙難的意義，穿越地獄方見星光。
我感動作者磨難之生，在黑暗之底透出光亮。人很容易在黑暗中變得更黑暗更殘酷。磨難，而不被苦難所吞噬，而得到光，這是不幸於文明的意義。我們自幼所讀的那些民間故事，反覆講述此同一簡單的真理。偉大的《神曲》就是這一小小的故事。即使基督受難，也是為了在高處顯示他的照耀。文明中所有類似的故事，在真實中實際都非常殘酷。文明之建立是被迫的，因為人太殘酷太不幸。
儘管我對作者敬意，但我需要指出，就《證詞》的大部分，作者是沉溺於黑暗之中的，到最後方閃現微弱的光亮，幾乎淵下的些許陰風便能將其吹滅。這與其說是作者的有限；不如說中國太黑暗，當代幾乎沒有人不為其所吞沒－－或毀滅或同一，無論是詩人、學者、貧民百姓，還是孩子。廖亦武甚強悍，否則難能堅持下來，他是憑體質血性做到盡頭。「寫作不何為。渺小的人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蠢人只能牢牢抓住一個東西。」王怡撰文說其是「肉體寫作」，是讚譽，其實讓人痛心。這讓我們想到監獄雨水中那個裸身狂奔的男人和他的嚎叫。但能怎樣？面對這部殘酷的生活，作者最終沒能明確說出：不！沒能發出：走向「光」的聲音。他不甘，曾以死相抗，但終無奈。他見證了這部生活的黑暗殘酷，卻也默認它強大，無從改變，最終是放棄。「不投降/又如何」？「我倒寧願變成一個雀球，被孩子們踢著玩。」
鄭義在《中國冤獄錄》的序言中，提出了至關重要的命題: 「拿什麼去贖買凶手們殘暴的靈魂和楊繼年們仇恨的靈魂？」誰來給楊繼年「那一對慈悲的銀燭臺」？ 他引述了中國種種難以想像的殘酷之後，說：「唯有愛」。感謝他在如此的殘酷和苦難之後，對這個民族最終說出了這個詞：「愛」。「我確信，奧斯維辛的罹難者，在他們自知必死而神智尚清之際的最後願望，是祈求他們倖免於難的後代擁有一種愛的生活，即富於詩意的生活。」在經歷種種災難、倒塌、殘酷之後，中國民族面臨文明最基本的命題：走向對生的肯定，「仁」、「慈」、「愛」。我的困惑是，如果背後沒有傳統的力量，天地間沒有絕對的一點， 「仁」、「慈」、「愛」將怎樣發生呢？善必須進入信仰與信念，才能確立並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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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個世紀來，中國的苦難不幸，以及其自身的野蠻、殘酷和暴力都已走到極致，我們需要穿破最後一點，見到光，或者說我們要在災難的盡頭重返文明的源頭。
人們批判共產集權制度，但同為共產制度，中國遠比蘇聯、東歐殘酷。《證詞》作者熟悉《古拉各群島》，索爾任尼琴激勵他寫下《證詞》。但他清楚中國比《古拉各群島》黑暗，《證詞》中他對之多次提及。
中國殘酷於蘇聯、東歐的原因之一，是中國傳統文明的截斷。我們可以有千種理由批判中國傳統，但是所有的文明都奠立於一個共點：向善，對人的肯定、同情和保護。在不同的文明系統中，其分別體現為「仁」、「慈」、「愛」。任何社會、制度的建立都需要以此為基礎。無論以何原因，如果此基點被顛覆，文明之廈即倒塌，人即陷於赤裸的野蠻：恐懼、狂亂和暴力。人性彼此有親和；但亦有恐懼、敵意和侵犯。於社會群體，文明的首要原則是「仁愛」精神，確立秩序，以前者抑制後者。
比 較中國的集權制度，蘇聯、東歐相對保有他們的文化傳統。比如《靜靜的頓河》、《一個人的遭遇》、《活著，但要記住》等文學作品承繼了歐洲人道主義的傳統。 在蘇聯，普希金、托爾斯泰從來沒有停止被閱讀，不論國家權力如何，但在其社會和民眾中，俄羅斯人文精神有其承繼和傳統。《證詞》列舉的一個俄國故事，當一 個囚犯被被處罰劈木柴，他默受了，並且9個小時不停頓地劈下去，於是「懲罰者由驚愕到莫名的惶恐」。懲罰者惶恐，這來於文明傳統的存在。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的精神思想多處於激烈的否定和批判中。文明中要有批判，否則即失去活力。「五四」有很好的願望和意義，但否定和批判推向極端，也就動搖了文明。當「仁」被砸爛，摧毀的也就不僅是中國文化，還包括其後文明之源。文明傳統可以調整、改革、變化，但不可以截然中斷或改換。因為傳統的意義在於具體、日常，滲透於人精神和行為的細節；搭成儀式，使人與人默契。傳統是文明的具體實施、保存和延續；經漫長的時間方能形成。「五四」運動後，激進青年之轉向共產主義，投奔延安，由生命現象來說：秩序崩潰，破壞了「仁」，人也就置身荒野，恐懼、焦灼、孤零，由而轉向敵意、暴力、虛妄和集權保護。
中國近代最糟糕的事情，莫過於讓極端的破壞力量掌握了權力。49年後，毛髮動一次次運動，每一次都更深更普及地摧毀清除中國「文明」的因素。他的「階級鬥爭」，即仇恨和暴力。請不要忽視中國幾十年來批判「人性論」，對全民宣教敵意和暴力。其了培育了中國民族幾代人仇恨和殘暴心理，我特別要說這是全民性的。文革，全民－－由少年到耆老－－彼此仇視殘害，即是宣教敵意和暴力的效應。就此，毛權力對文明的破壞和遺患怎樣估計都不過分，即使他死後，乃至今天。毛的災難不僅在過去，還在其給我們的遺產。最近朱成虎將軍的核言論，引起悍然大波；無獨有偶，911後，一個流亡的中國記者撰文，呼籲美國政府調整戰略，為民主打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二者雖然立場對立，但心態同一：熱衷毀滅，以人為芻狗。這是毛留給中國的遺產。由此當今中國的黑暗、腐敗也就不足為怪，窮奢極欲是毀滅的另一面。沒有「人」，就不會有「人」的生存。
在任何國家、社會，監獄都是黑暗之地。就是美國監獄，就個別現象，有些事情也過於《證詞》。監獄畢竟是特殊之地。閱讀《證詞》的悲哀是，其所展示的黑暗和殘酷是中國的普遍之事，並非是特殊之地特殊之事。深入中國社會，獄牆內外彼此相當，文革中的群眾專政不殘酷於監獄嗎？美國伊拉克虐囚事件震驚全美國；而對於有閱歷的中國人來說，《證詞》只是敘述了我們熟悉的中國人性和社會。我沒進過監獄，但所經歷的許多事情殘酷於《證詞》。比之土改、文革，《證詞》當為遜色。許多老國民黨老右派，文革能逃過一死，是因為他們當時在監獄。就是八十年代後，中國農村幹部整治農民，也無所不用其極；吊打、扒房、裸身遊街、跺腳筋、割睪丸…。迫害法輪功，最殘酷的不是監獄，而是街道保安。我沒把《證詞》當做監獄之書，而是當作中國人性、社會之書來讀。《證詞》與作者的另兩部著作《底層訪談錄》、《中國冤案錄》，它們展示了同一個中國，甚至可以說，某些事情，後者比前者更黑暗更殘酷更恐怖。
中國歷史從來有其黑暗殘酷性，《證詞》列於其中不足為奇。但是毛時代，批判「仁」「愛」，鼓勵仇恨；將殘酷、暴力、「非人性」合法化高尚化；全民普及人對人的敵意和摧殘、「群眾專政」，這卻是中國歷史所沒有的。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段歷史；不要忽視其留給中國社會、民族，及我們心理的殘酷和黑暗；不要小視中國 「仁」的破壞和顛覆。「八億人，不鬥行嗎？」想一想吧，沒有「仁」，眾人共處就一定是彼此恐懼和殘害。戈爾丁的《蠅王》，用一群荒島上的孩子，寫了這個人類的故事。作者不熟悉近代中國，否則不用編故事，中國數億人的經歷，隨手一二即寓意深刻。
索爾仁尼琴激勵作者寫下《證詞》。但在《證詞》和《古拉格群島》之間，有什麼差異呢？《古拉格群島》承繼俄羅斯魂靈，由東正教到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其貫通正義凜然的人道精神。《證詞》所記述的事情殘酷於《古》，但其欠缺前者的精神。作者是沉於黑暗見證黑暗。我不是苛求作者，我感謝他，當一個民族蜂擁扑向財富、虛榮和時尚的時候，他轉向被拋棄遺忘的一邊，伏身真實地記述黑暗，記述那些悲慘和不幸，他已經做了。我要說的是，經過一個多世紀，特別是「新中國」，中國「仁」的浩然正氣已中斷，文明的基點被顛覆。無論作家、知識份子還是百姓，都沒有內在精神足以對抗中國的殘酷和黑暗。近二十年間，中國潰爛透頂的腐敗，為什麼？因為除了肉與欲，人再沒有其它？中國驟然多了六、七千萬基督徒，近乎一億的法輪功學員，又為什麼？其說明，中國大地文明的枯竭。
「救救孩子！」一個世紀前， 意味走出中國舊文明「仁義道德」的束縛，給孩子新生命。今天如果重提這句話，那就是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災難，在文明的絕境，我們需要穿透黑暗，重返文明的源頭，把棄置於冷漠、仇恨和殘酷廢墟上的孩子們帶向：「仁」、「愛」、「慈」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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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集權是中國當代災難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把中國的黑暗、殘酷，一股腦地都推給制度，就會走向泛政治的簡單化，這是近代中國的不幸。中國當代的黑暗殘酷，起碼包含幾個層次：人性之惡；中國的殘酷歷史；近代戰亂；外患；文明傳統破壞；極度的貧困和壓迫；封閉；缺少教育；集權制度；毛的偶然等等。
由《證詞》和《底層訪談錄》、《中國冤案錄》，我們需要看到集權制度的黑暗，但也需要反省中國的歷史和民族。魯迅對中國舊文明深惡痛絕，原因之一是他看到了其中的殘暴；至於他走到極端，那是另外的問題。「千刀萬剮」、「食肉寢皮」、「易子而食」並非只是詞語。同為集權制，但波蘭、匈牙利和中國不可同日而語，對於飢餓的中國農民，那裡的集體農莊簡直就是「天堂」。中國的文革、群眾專政、清理階級隊伍，即使蘇共也不能接受。文革廣西吃人，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普遍問題。毛權力的殘酷和四.一二屠殺、太平天國、曾國藩入「天京」、揚州十日、李自成、張獻忠，直至漢末混戰其間有傳統的因襲。
《證詞》中獄吏文某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這套不成文的牢規大約有幾十或上百年歷史了吧，國民黨，甚至清朝的監獄也差不多。」松山一百零八道菜，有的是新中國的新發明，比如「鬥惡霸地主」，「看電視」；但大多源遠流長，「纏絲兔」、「磨子豆腐」沒有上百、數百年的歷史，不會那麼精湛成熟，「藝術」化。《證詞》的記錄，與中國漫長的監獄史是一致的。看看中國古代酷刑的記載，可知古代監獄比現今殘酷。可以預言，中國即使近年變革為民主國家，政府除了不再把政治犯、良心犯抓進監獄，中國監獄本身則不會有太大改進。
搶劫殺人犯毛勝勇講，「家裡窮，妹妹讀書，我就不能讀了」，「還有父母和痴呆弟弟，全靠我一個人」；「在古代叫劫富濟貧，梁山泊好漢哪個不是搶劫犯？」；「 現在不是舊社會，可以投奔共產黨，打游擊，富人殺得越多革命功勞越大。」 他的大實話，講述了中國的「真理」。極度的貧困，嚴酷的掠奪，使中國底層社會蘊含龐大暴力。在常態，其是犯罪和黑社會；非常時期，就是造反和革命。他們要是掌握了權力，就是張獻忠、毛澤東。
作者有一節記述童年看殺人，「處決罪犯是全體人民社會生活中的大事」，「我混跡於一撥小屁孩，冒著被踩死的危險，從連綿不絕的褲襠下往前滑擠，一心只為了出頭之日向敵人拋扔果皮和石塊」，「人人都在喊『打死他！』」「犯人渾身穢跡斑斑，腦殼被砸得一塌糊塗」，我「感到莫名的亢奮，小雀雀翹起來了」。你可以想到「藥」，也可以想到《水滸》；沈從文記，兒時他們在河邊用樹枝撥弄被砍下的漂流的人頭以為遊戲。中國當代政治的殘酷，有民族歷史的延伸。
我們可說，監獄將人變為禽獸，但也可以說，由於人性的黑暗和殘酷成就了如此的制度和監獄。人、權力、制度，三位一體，彼此互為。權力是制度的實行，制度是人的體現，制度與權力亦支配人的生活。《證詞》見證了監獄、獄吏，也見證了囚犯。其沒有掩飾迴避政治，但是也沒由止於政治，而揭開更深入的一層：人與民族。由這點說，《見證》較《古拉格群島》又有另一種意義。作者說，他已經讀不了索爾仁尼琴大段的意識形態議論。當然作者與索氏的時代不同，索有其當時的意義；但是今天，冷戰的思想已經遠遠不夠了。任何事務的存在，都不是單元的，而有諸多因素。政治是重要的，但也是危險的，健全的文明不能喪失對政治的警惕和制約，避免簡單地政治化。
造反、清洗、戰爭、土改、鎮反、反右、文革，這部殘酷的歷史，背後有黑暗人性的支撐。如果近代中國的情況好一些，民族性也不那麼殘酷，就不會發生如此劇烈持久的革命，毛也不一定能贏；就是建立了共產制度，罪過也會輕一些，比如波蘭。這裡我需要說明，毛權力是暴民權力，集中了中國民族性的黑暗，其不同於中國傳統皇權。儘管中國民族有殘酷的一面,但皇權有傳統可以依－－「仁」之精神，「禮」之秩序，以「仁」 「禮」制約暴力，因此其是文明。而毛以「鬥爭」為宗旨，鼓勵權力和民眾雙重暴力，給普遍暴力以合法性，由此它是非文明的。
中國一向有史的記述，是為治世，因此中國的歷史主要的政治史。《史記》記：「秦坑趙四十萬」。活埋四十萬人，一句話而已。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傳統中，我們缺少對於民族殘酷性的正視。《水滸》記敘了殘酷，但是作為藝術，將之審美化了。我們不苛求歷史和藝術（藝術有將犯罪合法化的功能），但需要糾正。西方人文精神的進步，直接起於對不幸的記錄。近半多世紀，世界反戰、人權意識的普及提高，得助於猶太人對奧斯維辛的反覆講述。看到、認識，然後才能更改。
《證詞》寫了作者經歷的「六四」、《屠殺》的由來、他的恐懼逃亡，及案發、被捕、荒誕蠻橫的審訊和判決。但這部書主要的價值是對監獄和囚犯的記述。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向現代化邁進，但是《證詞》頑固地站在那，提示中國另一面的存在。《證詞》所描述的黑暗殘酷穿過監獄厚厚的院牆，既延伸到國家中心權力，也蔓延龐大的底層社會，而就基本情況其不只存在於當今，而有其歷史，並且還將延續。
閱讀《證詞》，我不斷在想中國是怎樣一個民族？什麼是它龐大的社會的基本狀態？如果我們對中國民族身上的殘酷性缺少正視與認識，對之沒有警覺，那麼民族的殘酷性會以其它的政治形式重蹈覆轍。
在我們反省批評中國民族的時候，但不應忘記「中國」包含在普遍的人性之中。殘酷是人性之一，無所不在，正視人性中的殘酷，進而警醒制約，這就是文明的意義。回看歷史，觸目驚心。各文化的方式不同，殘酷的體現也不同。中國的殘酷多是內部相互殘殺，因為其崇拜家族，而不是種族；而像德國、日本這樣的民族，其殘酷性多在對外的征服和殺戮，因為其崇尚種族；伊斯蘭的殘酷是宗教上的仇視和殺戮，十字軍東征也屬於此。當代西方文明可謂到達了文明的極限，但我們不要忘記兩次大戰和奧斯維辛。我非褒貶，而是提示黑暗殘暴是人性的一部分，永在，所謂文明就是對之抵禦和制約。這既是人類共同的危險，也是共同之責任。(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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