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黃興為何會分道揚鑣

　　一

　　孫黃合作始於1905年組建同盟會，而其合作的基礎之一，就是自由平等思想。孫黃的人生經歷儘管各異，但有一點卻非常相似，他們都是經過西學的洗禮而確立革命思想的。孫中山雖然「幼讀儒書，十二歲畢經業」，受過傳統文化的薰陶，但從十三歲起到二十六歲，卻主要置身於夏威夷、香港等資本主義社會，接受著系統的西方資本主義教育，從而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和中國封建制度的強烈反差，痛感祖國的衰微和同胞的苦難，於是乎產生了「改良祖國，拯救同群」的願望。他提出必須「步武泰西，參行西法」，把西方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變成中國社會的現實。孫中山早年的自由觀承認「人人有天賦之權」（《在廣東旅桂同鄉會歡迎會的演說》），強調自由「專為人民說法」，「全為人民全體而講」（《在湖北軍政界代表歡迎會的演說》）。這顯然帶有十七世紀英國霍布斯、洛克等人自由觀的烙印。霍布斯、洛克都強調天賦人權，在個人與社會、國家的關係上，主張個人是第一位的，社會、國家是第二位的，個人是本源，社會、國家是派生的，個人是目的，國家是手段。

　　黃興從小受到封建教育，讀經書，習八股，應縣試，沿著傳統「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前進。1898 年正當戊戌變法運動趨向高潮之際，24歲的黃興進入張之洞創辦的以「中體西用」為宗旨的兩湖書院，開始接觸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民主學說，「對西洋革命史及盧梭《民約論》諸書，朝夕盥誦。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腦蒂中矣」（《黃興在湖南學界歡迎會上的演說》）。1900年，黃興曾參與唐才常、秦力山等人在長江流域組織的自立軍起義活動，並賦詩抒發崇尚志士和憧憬自由的情懷：「獨立雄無敵，長空萬里風。可憐此豪傑，豈肯困樊籠？一去渡滄海，高揚摩碧穹。秋深霜氣肅，木落萬山空。」1902年黃興東渡扶桑，留學東京弘文學院。他的摯友龍紱瑞說：「光緒庚子以後，國勢阽危，留東人士咸思自奮。惟派別分歧，主張各異。先生則醉心盧梭《民約論》，力主根本改革」，推翻「專制政體」，「創建共和」，使中國「立於世界競爭之場」（《黃克強先生癸卯華興公司革命避難西園事略》）。

　　1905年，孫中山和黃興殊途同歸，攜手創建中國同盟會。孫中山說：「民黨以主義、政見為團結，官僚派以金錢飯碗為團結。」孫黃團結自然也離不開「主義」和「政見」。這可以從孫黃共同制定的《中國同盟會總章》和《軍政府宣言》得到說明，如其中宣稱：「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雖緯經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為其樞機而已。」可見，三民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精神和資產階級民主決策、相互制約機制等，是孫黃合作的「主義」和「政見」，也是他們共同奮鬥的基礎和目標。孫中山作為總理，是由會員投票公舉的，任期和許可權也均有限制。

　　二 孫黃從團結奮鬥到分道揚鑣，導源於1914年孫中山籌組中華革命黨。

　　二次革命後，孫黃流亡日本。孫中山「夙夜以國事為念，每睹大局之顛危，生民之塗炭，輒用怛惻，不能自已」，於是決定將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再圖革命，蘄以犧牲之精神，盡救國之天職」。他「鑒於前車，懲於覆轍，知已往弊害，全坐不服從、無統一兩大端」（《致黃景南等函》），因而中華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惟一的要件」（《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入黨者「必須以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而圖革命之成功為條件」，「立約宣誓」（《中華革命黨總章》），「甘願服從」孫中山一人（《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並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據親歷者居正回憶，孫中山以堅定的態度、強硬的語氣對「革命同志」 說：

　　一、革命必須有惟一（崇高偉大）之領袖，然後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為強有力之團體人格。

　　二、革命黨不能群龍無首，或互爭雄長，必須在惟一領袖之下絕對服從。

　　三、孫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忠心革命同志不應作服從個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錯誤。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從我……

　　四、再興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舉革命，非服從我不行……我敢說除我外，無革命之導師。如果面從心違，我尚認為不是革命同志，況並將「服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一句抹煞，這是我不能答應，而無退讓之餘地的。（《中華革命黨時代的回憶》）

　　這裡有幾個問題需要深入剖析。

　　在孫中山看來，辛亥、癸醜兩次革命之所以失敗，在於「當時之黨未嘗以統一號令、服從黨魁為條件」（《致南洋各埠洪門同志函》）。辛亥、癸醜兩次革命失敗，雖然與同盟會、國民黨的組織渙散、意見紛歧、步驟凌亂有著密切關係，但主要原因卻在於敵強我弱和革命黨戰略失誤。黨員不「服從黨魁」固然不利於「統一號令」,但強制黨員「服從黨魁」就能夠「統一號令」麼？何況作為黨魁的孫中山，在某些歷史轉折關頭，也並非總是站在正確方面。比如，1912年同盟會停止武裝鬥爭、將政權拱手讓給袁世凱的這種「巨大的政治錯誤」（《復甦聯外交委員齊契林書》），最後決策者正是「黨魁」孫中山。他對袁氏及其政府「深信不疑」，甚至舉杯高呼「袁大總統萬歲」。

在孫中山看來，同盟會、國民黨之所以不能「統一號令，服從黨魁」，是因為「當時立黨徒眩於自由平等之說」（《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歷史喜歡捉弄人，昔日「自由平等之說」的倡導者，如今卻一變而為黨員「自由平等」權利的剝奪者。早在1912年孫中山的自由觀就發生了微妙變化，強調「共和與自由，全為人民全體而講」，官吏、軍人不能享有自由平等。官吏「為國民公僕，受人民供應，又安能自由！」軍人的天職是「犧牲個人之自由，個人之平等」，以為「四萬萬同胞謀自由平等，使四萬萬同胞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及至1914年，孫中山把剝奪自由平等權利的對象，又從官吏、軍人擴大到黨員。黨員既「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則當先犧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為國民謀自由平等」（《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誠然，遵守國法、軍紀、黨紀，為全國人民爭取自由平等，無疑是官吏、軍人、黨員的天職，但絕不應以此為藉口，剝奪他們在國法、軍紀、黨紀允許的範圍內所應享有的自由平等權利。官吏、軍人和黨員倘若喪失這些自由平等權利，就必將淪為任人指使的馴服工具，泯滅個性和首創精神，還怎麼能夠為全體人民爭取自由平等呢！

　　在孫中山心目中，他是革命的「唯一（崇高偉大）之領袖」、「革命之導師」、「共和」和「民主」的象徵，黨員若想「再舉革命」，就必須「絕對服從」甚至「盲從」他，「如眾星之拱北辰」，「如江漢之宗東海」（《陳其美致黃興書》），按照他的指揮棒跳舞。孫中山既把自己神聖化，錯估了自己在革命進程中的歷史定位，又低估了黨員群眾創造歷史的自覺性，企圖把個人權威建立在強制黨員絕對服從甚至盲從之上。殊不知革命固然需要傑出的領袖人物，但領袖人物倘若不信任和依靠黨員群眾，而以貴族態度對待他們，就必將一事無成。

　　對於孫中山的這種態度和做法，黃興等一批革命元勛進行了堅決抵制。

　　黃興認為孫中山要求黨員宣誓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並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是不合時宜的，「前者不夠平等，後者跡近侮辱。」（《陳其美致黃興書》）黃興在寫給孫中山和劉承烈的信中，闡明瞭自己的立場：

　　弟自抵日以來，外察國勢，內顧黨情，鑒失敗之主因，思方來之艱鉅，以為此次乃正義為金錢、權力一時所摧毀，非真正之失敗。試翻中外之歷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義不伸者，是最後之勝利，終歸之吾黨，今吾黨既握有此勝算，若從根本上做去，本吾黨素來所抱之主義發揮而光大之，不為小暴動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駭流俗，披心剖腹，將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盡披露於國民之前，庶吾黨之信用漸次可以恢復。又宜寬宏其量，受壤納流，使異黨之有愛國心者有所歸向。夫然後合吾黨堅毅不拔之士，學識優秀之才，歷百變而不渝者，組織幹部，計畫久遠，分道進行，事有不統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為治，慕袁氏之所為，竊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後，況更以權利相號召者乎？數月來，弟之不能贊成先生者以此。……弟自聞先生組織會時，即日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願先生反對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義。（《復孫中山書》）

　　惟興素性迂拙，主義所在，不敢變換手段以苟同。雖以人之如何毀傷，亦不稍為之動。誠如來示所謂「人生以精神貫注而立，大事一線到底而成」，此堪自慰者。至於欲反對自己十餘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義，不惜以權利相號召，效袁氏之所為，雖愛我如兄，興亦不敢從兄之後。（《復劉承烈書》）

　　黃興斷言二次革命「乃正義為金錢、權力一時所摧毀，非真正之失敗」，國民黨只要總結經驗教訓，發揚光大「素來所抱之主義」，依靠本黨骨幹，團結「異黨之有愛國心者」，「計畫久遠，分道進行」，必將取得最後的勝利。黃興還表示，「主義所在，不敢變換手段以苟同」，堅持「平等自由主義」，反對袁世凱式的專制獨裁。

　　黃興信奉盧梭的《民約論》，讚賞其關於權威和自由民主的關係的論述。盧梭認為強力並不構成權利，而人們只是對合法的權力才有服從的義務。真正合法的權威只有一種，即建立在人們自由之上的權威。自由意味著民主。民主的制度是惟一可以既建立權威又不喪失自由的制度。黃興所堅持的正是這樣的民主制度，而孫中山卻拋棄了民主原則，企圖在剝奪黨員自由平等權利、實行專制獨裁的基礎之上樹立個人權威，結果不僅侵害了黨員的平等自由權利，導致黨的分裂，而且損害了個人聲譽和革命事業。正如黃興所說：由於「此不妥之章程」，使「吾黨中分裂，於孫先生名譽有礙，黨務亦因而不能統一，於國家前途亦有莫大關係」（《與梅培的談話》）。

　　由此可見，孫黃關於中華革命黨組黨原則之爭，實質上是修正和堅持他們曾經共同倡導的「平等自由主義」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