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品超：凌鋒的生與死

真怕提筆。

但總有一些是非必記不可的。

今天楊月清大姐（凌鋒夫人）來電話。她很健談，是那種如果彼此觀念一致性情篤誠，她可以1分鐘就將彼此距離拉近的人，對於一個常年寫作無暇交際的寫作人，有這樣一個內助是一個太大的福份。儘管前兩天熬夜，沒恢復過來，還神情恍忽，但她的話抓住我，一個多小時下來，也不曾敢離神。

雖然只要上網就無時無刻不會不碰上凌鋒這個名字，但我是一個怪人，是那種對於明星總存在牴觸情結的人，不到非看不可的時候，越是明星我越不會搭理。所以實際上，我對凌鋒的瞭解是有限的，而且極其有限。當然，也不完全因為怪癖，還有年齡和地域的原因造成的信息不暢。楊大姐的聯絡，讓我有機會能深入瞭解凌鋒其人。

我不知道其他人的習慣怎樣，我的閱讀所受主導的不全是自己的生活經歷，而常主導我的更是自己心理的磨難。看過《臺灣海外網》曾慧燕《中共風雨八十年．凌鋒樂揮董狐筆》關於凌鋒先生的生平介紹，我雖為凌鋒先生的生活經歷與人生變故所感動，但我聯想更多的則是此文著墨不多的凌鋒曾經對共產政治心理上由生至死、對反共產政治由痛惡到走向前沿的轉變中的苦難。

我在王丹新書《我聽見雨聲》序言中曾對人們心理在這磨難中的變遷有過這樣的考慮：

「看得出在這方面王丹在努力企圖打破人們對他的思維定勢，為此他不惜拋開政治所需要的強悍的一面，而進入藝術在某方面天性中注定不可缺少的脆弱。──我一直以為藝術天性中的脆弱其實是1種深沉的剛強，它是以脆弱裹攜的剛強直指藝術言說的對　像，而不是藝術傾訴的對象，它是將脆弱留給它傾訴的物件，以脆弱在喚醒傾訴物件的剛強。但當藝術傾訴的物件將自己的立場設定為或者潛意識附屬在藝術所言說的物件時，藝術的真實常常被藝術傾訴的物件誤解，這極易讓真正剛強的藝術者在以藝術詮釋現實時陷入生活現實的窘境。我不知道為此王丹是否在某種意志或精神上付出過什麼，但閱讀王丹《村上春樹和我的哀愁》我似乎感受到王丹的某種忘我與義無反顧，而在我看來對脆弱的忘我和義無反顧就是在進入藝術的立新種本質！這一點是太難做到的，它需要為藝術者對自己的深切自知及對藝術的真實而非虛假的潛質。儘管我對大陸詩人海子曾有過許多批判，但如果海子真如我猜測的，他的死是出自1種境界，那麼我對他的臥軌是肯定的。但我還是一直以為真正的境界應該是活，在活中體味藝術所需要的死。而從海子的許多作品看，海子在其對於藝術達到某種程度後對自己藝術的出路似乎是迷惘的，找不到出路，我有時想可能就是這種難於走出的迷惘與不堪忍受的孤獨讓海子選擇了死，如果是這樣，海子的死其實只是一種解脫，而難稱是1種為藝術的境界。」

凌鋒，一個曾對共產政治深信不疑的信徒，在變換的歷史中走向了共產政治的對立面。這是人靈魂上1個由死走向生的過程。這過程我是經歷過的，其陣痛何其慘烈！對於一個手握文字的人應該是大於一個兵士痛恨以至回槍掃射自己堅守的陣地的痛苦。而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人無法忍受，不只是心死成思考的植物人，甚至因難渡此關，竟連身體之生也放棄，走向與生命決絕，如可憐的海子。應該說這是共產政治下幾代的人悲哀。

看過凌鋒先生部分作品，我的深切感受是他是一個過來人與經歷者。他的作品讓我更深信我的體悟的正確：藝術不是玩具，而是對真誠、正義、真理等品質與價值的堅守。

〔轉載自《獨立評論》〕(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