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媒體也看出危機，出快評道憂慮:「道理歸道理，現實是現實。行政執法不力、打官司成本高昂，都在讓農民工們選擇以『玩命』的辦法討還工錢。近年來，農民工以跳樓、觸高壓電等自殺方式討要工錢的事例已有不少，還有一些農民工因為辛苦一年卻見不著錢而走上了盜竊、搶劫等違法犯罪道路，王斌余殺人案則更是給我們在這方面敲響了警鐘。」
王斌余17歲到城市打工。因數次討要工錢未果，連殺4人，重傷1人，後到當地公安局投案自首。6月29日，寧夏石嘴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王斌余死刑。
死囚的道白：希望關注農民工
「我也沒有多少時間了。我爸說了，很支援記者的採訪。你們採訪我，文章發出來，可以讓更多的人關注我們農民工。」8月19日和26日，在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王斌余向記者坦露了他的內心世界。
幹活掉進深井差點淹死
王斌余自述：我出生在甘肅省一個小山村，6歲時媽媽就去世了，家裡生活困難，小學四年級時我就輟學在家。我一直想讓弟弟上學，可是家裡沒錢，弟弟二年級也輟學了。
我17 歲就開始到甘肅天水市打工。隨後幾年又到了甘肅蘭州、寧夏中衛、銀川、石嘴山、中寧等地，在建築行業打工，也曾蹬過三輪車。剛開始在天水市干建築活，一天工資11.5元，扣除4元伙食費，最後可以拿7.5元。隨後，我14歲的弟弟也到這裡來幹活了，他一天拿5元。我們吃的是土豆、白菜加面，啥菜便宜就買啥，住在用木板支起來的大通鋪上，幾十個人擠一間。
有一年春天，我在2米多高的地方打鋼筋，掉到了下面7米多深的井裡，都是稀泥巴，差點淹死。隨後大病一場，老闆不給我看病，只給了幾片感冒藥。
2003 年8月起，我一直跟著包工頭陳某幹活，他攬的都是又髒又累又危險的活。在石嘴山一家電廠做保溫工時，一天27元。保溫用的玻璃纖維扎得人渾身起紅疙瘩，我們忍受不了，老闆就罵我偷懶。可是還要聽任工頭的吳華擺佈，他經常平白無故地拿我們出氣。他讓我偷工地上的東西，我不幹，他就打我，罵我。
年底結算工錢要交滯保金
我們平常從早上7點干到晚上7點，有時候到晚上八九點才下班，只要天亮著就幹活。工資一般都是年底結算，平時用錢只能找包工頭借。但結算時還要扣300元的滯保金。今年老闆給我們說晚上加班就給多加8塊1毛錢，但最後發工資的時候他們能賴掉就賴掉了。
去年我們簽了勞動合同，合同上寫了交醫療保險。結果有病根本拿不到，我胃病花了1000多元還是自己掏的。出了工傷他們根本不負責任，工地上一個小夥子腿被砸了還幹活呢，後來干不下去只好回家了。
討工錢遭打 氣不過連捅5人
今年5月份，父親因修房子腿被砸斷一直沒治好，家裡急需用錢，我就想要回今年掙的5000多元錢，可老闆卻只給50 元。我氣不過，去找勞動部門，包工頭卻誣賴我看工地時偷了鋁皮，不給我工錢。
結果5月11日晚上，吳華把我們宿舍的鑰匙要走了，不讓我們在工地上住，可住店一天最少要10塊錢，我和弟弟身上沒錢，就到包工頭吳新國家要點生活費。吳新國一直不開門，住在旁邊的蘇文才、蘇志剛、蘇香蘭、吳華還有吳新國的老婆過來讓我們走。吳華罵我像條狗，用拳頭打我的頭，還用腳踢我，蘇文才、蘇志剛也一起打我和弟弟。我當時實在忍受不了，就拿刀連捅了5個人。
希望更多人關注農民工
我做了傻事，法律要追究責任。我評價自己是不忠不孝。這件事情，對於雙方的父母都是傷害。
我也沒有多少時間了。我爸說了，要支援記者的採訪。你們採訪我，可以讓更多的人關注我們農民工。領導到下面來，只看表面大樓好著呢，我們在牆上施工，一不小心就摔死了，你知道修大樓有多少農民工死了？我知道有保護我們農民工的政策，但下麵人不執行，我們的權利還是得不到保障。
我的願望很簡單，讓我父親、爺爺、奶奶過得好一點，他們苦了一輩子。我希望周圍人都要有一顆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們農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間都很友好，都能夠互幫互助。我希望社會能夠更多地關注我們農民工。
都在讓農民工們選擇「玩命」
新京報評述：王斌余作為社會的一個弱者，一個幾乎沒有社會博弈能力的弱者，他是被諸多有形和無形的手推到了絕望的境地，他殺了人，前提是他在這個社會中，遭受了難以忍受的不公正對待。但王斌余畢竟是個殺人犯，被判了死刑，這是法律的判斷，是人們的感情無法改變的。常態之下，一個社會的民情，應該和法律的判斷基本一致，至少不能相距太遠；如果我們的民情經常和法律的判斷相去甚遠，則至少說明，在某些方面，民眾的基本情感可能無法和法律的判斷相容。這種民情和法律判斷不吻合的情況，是非常可怕的，將撼動人們對法律的信仰。
王斌余走到這一步，法律責任當然要由他個人承擔。但是這絕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
新華社快評：王斌余因為要不回工錢而殺人，怎麼說都是重罪，何況他一連殺死4人、重傷1人。但是，從王斌余殺人的直接原因看，拖欠、剋扣農民工的工錢，表面上看傷害的是農民工兄弟，而它對社會安定與和諧的危害之大，是很多人想像不到的。……但是，道理歸道理，現實是現實。行政執法不力、打官司成本高昂，都在讓農民工們選擇以「玩命」的辦法討還工錢。近年來，農民工以跳樓、觸高壓電等自殺方式討要工錢的事例已有不少，還有一些農民工因為辛苦一年卻見不著錢而走上了盜竊、搶劫等違法犯罪道路，王斌余殺人案則更是給我們在這方面敲響了警鐘。
寧夏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農民工問題專家李祿勝說：農民工是弱勢群體，他們的合法權利經常受到侵犯。「農民工有80％是自發打工」。正因為大多數農民工是自發打工，他們大多沒有自己的組織資源，因而沒有和他們自身利益相匹配的、能夠參與市場博弈的平等地位，這是農民工利益受損的一個重要社會原因。說白了，這其實是一種政治權利的缺失，農民工經濟利益受損，正是這種政治權利缺失的反映。我們社會結構發育的不健全，值得高度警惕，深刻反思。
中國已經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在人權問題上有兩個基本觀點，一是人權首先是生存權，二是人權包含個人人權和集體人權兩種形式。以這種進步的人權觀來考量王斌余殺人案，一方面，他的犯罪動因，正是因為拿不到應得的勞動報酬，生存權受到了威脅，另一方面，也使我們清醒地看到，如果個體的人權（比如生存權）得不到保障，將大大地削弱集體人權的內在價值。
這充分說明，一個安全的社會，必須至少是一個人人享有基本生存保障的社會，如果我們社會的一部分人失去了這種保障，或者一部分人的幸福生活必須由另一部分人來支付代價，那麼這個社會將缺乏安全感，這社會還和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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