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2日，我寫了一篇《不肯為自由信仰犧牲與獻身的胡適》文章。接著，張耀傑先生寫了一篇《存天理滅人欲的劉宗正》（《議報》第209期）的回應文章。其中張先生提到，「作為生存在中國大陸的普通人，一個想做現代公民而不得的弱勢賤民，筆者從來都明白自
己的可恥。」我很想為他沏一壺茶，好好坐下來與他聊一下。因為張先生代表了一群中國人的普遍觀點，我覺得有必要深入討論。
首先我必須對張先生，對我所有的批評與指責，表達感謝之意。我認為任何嚴厲的批評或指責，都可以幫助人進行深入地思考與反省；尤其是當所有的人，在面對罪惡的中共專制政權與社會不公不義之時，更應該彼此嚴厲督促與勉勵，如此才能夠幫助中國走向更進步的文明未來。
張先生如此深刻地描述中國大陸人的普遍心情，並且能夠以「弱勢賤民」與「可恥」，來形容自己與大多數人的處境，實在令人動容與悲痛。我想告訴張先生，生活在大陸的人民，絕對不是賤民，而是國家真正的主人，也是這塊土地上的真正統治者。
那麼，是什麼樣的客觀的事實與環境，使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無法充分認知自己的主權地位與統治者立場呢？答案非常簡單，那就是中國2千多年來的專制政體與奴隸意識。這個專制政體，就像是一個黑暗的幽靈，永遠徘徊在這塊土地之上；這個幽靈，現在已經化身
成為中共，一個堅持以黨專制與繼承2千多年專制政體的統治者。這個統治者，擅長於使用暴力與謊言，來統治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使他們習慣於做奴隸的角色，就像上述的大象一樣，永遠被禁錮，也永遠沒有自由。
張先生，請你永遠不要再用「弱勢賤民」與「可恥」，來形容自己與大多數人的中國人，因為，這兩個形容詞就是長久拴在上述大象身上的細繩。只要這塊土地上的人民，都能夠充分覺醒、勇敢站起來，並且能夠從道德上徹底反對中共的一黨專制政權，那麼，中共隨時會垮臺，人民隨時可以獲得追求自由與幸福的權利。
我曾經努力思考，為什麼20世紀，中國大陸上有那麼多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最後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中國人民習慣於默認專制政權的存在，而導致專制政權永恆存在的結果」。在20世紀全球民主化的大潮流裡，人民嚮往追求自由與幸福的權利，任何一個專制的政權，為了抵抗人民這種普遍的權利意識，必須用最可笑的謊言與殘忍的暴力，才可以勉強維護這種專制政治的表面穩定形態。過去的國民黨與現在的中共，都無法擺脫這種違反人性的做法。這就是中國一個世紀以來，人民普遍貧窮與苦難的根源。
我批評胡適，其目的並不是一種人身攻擊，而是批評胡適時代所有類似胡適的公共知識份子。我對於任何個體的人，都不會涉及人身的批判，因為我個人的道德與立場，絕對沒有這個資格做這件事；我只會對某一種特定人群的罪，尤其是這種罪涉及到公共危險或危害他人時，提出批判，其目的在於幫助那些特定的人群認識自己的罪惡與悔改，或者阻止有更多的人犯同樣的罪，如此才可以避免那種見死不救的過錯。我感到十分抱歉與罪疚，我必須指名道姓批判一些人，因為這些個體的人，並不僅代表自己，而且也代表那個時代所有同類型的人。
我認為公共知識份子，擁有無上的「言論公權力」。他們應該為保護人民追求自由與幸福的權利盡力。在這個神聖的使命之下，他們必須站在人民的前面，勇敢地對抗一切邪惡的政權與不公不義的社會現象。如此，人民才會有獲得自由與幸福的可能。如果公共知識份子，太過於軟弱與缺乏道德勇氣，不能夠站出來代表人民監督與指責政府公僕的錯誤，那麼這個國家，還有什麼希望可言？那麼這些公共知識份子，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
讓我引用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中央研究院酒會上，針對海內、外院士參加酒會的致辭。這是胡適臨死的最後一段演講。胡適說，「海外回來的各位，希望你們去立法院看看，委員們發表意見批評政府，充分的表現了言論自由。監察院在那個破房子裡，一群來先生、老小
姐在一起討論批評，非常自由。還有省議會，還有臺灣200多種的雜誌，大家也可以看看，從這些雜誌上表示了我們的自由……。」（《胡適之晚年談話錄》第229頁）
在國民黨長期實行專制與獨裁、蔣介石連任三次總統、臺灣保安司令部栽贓與迫害《自由中國》雜誌、國民黨製造無數的政治冤獄、國民黨軟禁殷海光、國民黨實行白色恐怖與壓制言論自由時，胡適竟然敢昧著良心說上述的話，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無恥了？他這麼做的原因，是不是因為接受了蔣介石豐厚的酬佣之後，對蔣介石政權一種變相善意的回應？這種屬於公共知識份子積極的惡的行為，怎麼值得張先生您為他辯護？
我的淺見，對於罪人的人與罪，是兩個完全不相同的範疇，人必須以不同的態度與立場，來對待它。在個體人存有的立場，人應該以博愛與人人平等的理念，來寬容個體人的過錯，但是並不是寬容這個個體人存有的罪；所謂寬容應該是針對人的存在，而不是人的罪。此外，真正寬容的定義，是站在愛與正義的立場，積極幫助人認知罪，使人不要或避免犯錯，而不是消極地對人的過犯，保持高度的容忍或沉默。
我認為，人對他人道德性說謊的無限寬容，經常是社會道德沉淪的原因；人對他人罪的無條件寬容，經常是人心腐敗與社會不公不義的根源。由於中國文化對寬容概念的侷限性，造成了中國人習慣於長期容忍社會各種不公不義與專制政權存在的事實，甚至不敢對強權或專制政權，提出道德合法性的質疑；這種態度，造成了中國人出現各種鄉願、姑息養姦、和稀泥、八面玲瓏性格、不合理地隱惡揚善、見死不救、兩面人、雙重標準、道德相對主義、功利思想等性格的普遍現象。
以達賴喇嘛所主張的寬容為例，在宗教的立場，絕對是一種超脫人性客觀侷限與非常高貴的理念；但是就一個合理政治的立場或漢人存在形態的客觀事實，來理解這個寬容，那麼寬容絕對不等同於容許罪的存在與合法性。兩個世紀以來，漢人對藏民、蒙古人、維吾爾人、臺灣人的屠殺行為，並不比日本對中國南京大屠殺的罪行還輕，漢人有什麼資格要求其他民族對自我的寬容，我覺得漢人應該學習如何懺悔、改過與救贖，如此漢人才能夠擺脫邪惡民族與大屠殺者的臭名。
張先生指出，「難道你劉宗正有本領重新扮演毛澤東式的大救星，於一年之內甚至一天之內把中國人民解放出來嗎？」。我想提醒張先生，毛澤東不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也不是解放中國人民的人；他是繼承中國專制傳統的罪人，他使中國人再次變成奴隸，中國人並沒有站起來，反而全部都跪與趴下去了。
我想告訴張先生，我只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信仰神的人，我的志願，僅止於做神最卑微的僕人而已，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有能力幫助中國人民解放。我認為只有中國人民才能夠拯救自己，只要中國人民充分知道自己是統治者的角色與立場，就可以立即解放自己的命運；中國人民不需要任何偉大的救星或領袖，那是專制時代的思維，已經不合於現代民主大潮流的意識了。
我知道張先生對魯迅有嚴厲的批判，我也知道張先生很看重胡適的思想，但是我想提醒張先生，從人文理性的觀點，來認識魯迅與胡適，有一定的限制；如果能夠用超越人文理性層次的宗教信仰，來審視這些人，你可能會看得更清楚些。例如，魯迅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對人類真正的愛，他不是站在人類至高點的愛，來批判他人；胡適最大的問題，在於反對宗教，他缺乏一個至高神的監督與引導，最後陷入了人文理性自相矛盾與人性私慾的糾結之中。
我覺得張先生具有魯迅的遺風，請你盡量擺脫魯迅、胡適、馬克思與毛澤東等人的思想，對你的毒害；如果你能夠多閱讀《聖經》（尤其是四福音書）、美國獨立宣言、傑斐遜、林肯、里根、奧古斯丁、巴特（Karl Barth）、拉納（Karl Rahner）、約翰遜（Paul Johnson）的思想與作品，我相信一定可以幫助你開闊更高度與寬廣的視野，並且成就未來非凡的人文事業。
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有太多類似胡適這樣的人，他們習慣於接受政治的酬佣、與專制政權妥協、在不公不義社會現象前保持沉默、自如地出入高層黨政軍之中、出賣自己的良知來換取名利權位、公然在公開場合說謊等。他們的行為是有罪的。那位被許多人寄望是中國自由主義領軍人的胡適，他的言論與行為，關係到人民的福祉，人民怎麼不可以用放大鏡來審視他一切的言論與做法？
如果胡適與所有其他的知識份子不隨便接受蔣介石的政治酬佣，如果胡適與所有其他的知識份子不為國民黨塗脂抹粉，如果胡適與所有其他的知識份子敢站出來反對國民黨的專制與蔣介石的獨裁，如果胡適與所有的其他知識份子能夠堅持正義的立場與知識份子不妥協的精
神──那麼，蔣介石怎麼可能長期胡作非為？如果不是蔣介石的獨裁與專制，中共怎麼有機會竊據大陸？如果不是中共竊據大陸，怎麼會導致8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如果不是大多數的中國人與知識份子，長期默認與容忍專制政權的存在，那麼現在的中國人民，怎麼會如此貧窮與苦難？這些中國人的貧窮與苦難，難道胡適與所有其他的知識份子，沒有道義上的責任？
如果胡適真的願意做一個有脊樑與正義的知識份子，那麼他可能會成為第2個陳炯明，最後窮困潦倒度過一生。不過胡適要比陳炯明好一些，因為他可以在國外教書，有可能維持其基本生活。胡適大可不必採用出賣良心或說謊的方式，來取得那些不公不義之統治者的豐厚酬佣。這樣的做法，不是一個正直的人所應做的事情。
難道公共知識份子有權可以用出賣良心的方式，來交換名利權位？這種做法，對人民而言，是不是很殘忍的行為？那些法西斯與專制的統治者，其所有的屠殺與迫害人民的行為，難道不是建立在所有公共知識份子長期恐懼、妥協、沉默或默許的行為之上？
張先生，你批評個體的我是沒有意義的。我的存在，只不過是一粒糞土塵埃。我是一個無名的基督徒，基於我對神的信仰，基於我還有一點尚未泯滅的良心，也基於我對苦難的東亞人民的關懷，我不得不挑戰黑暗，我不得不反對任何專制，並且大聲地對世界吶喊。我希望全人類盡快覺醒，也希望全人類能夠幫助中國人盡快推翻中共一黨專制，如此你與大多數的中國人，就不用再忍受那些屬於永遠貧窮與奴隸的命運了。
2005.8.20(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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