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等--黨性乎？人性乎？

文章說的是，胡喬木在作為政治家的時候的嚴厲、苛刻與作為文人、長者時候的寬容、大度，前後判若兩人。

作者80年代初的時候，因一篇中篇小說《蘺蘺原上草》，受到了來自「上面」的嚴厲批判，罪名是：以「人性論」代替「階級性」。責令要在《人民日報》寫出檢查，並有逐步升級，上綱上線的架勢。這對於任何一個剛剛從文革走離不遠的知識份子來說，都會有一種如驚弓之鳥般的寒慄。而這個「上面」就是胡喬木。此時的胡喬木是個政治家。一年以後，胡喬木到長影廠視察，陪同的就有張笑天。胡突然關切地問張：「去年，因什麼作品批了你一下呀？」，張毫無思想準備，倉皇間只好以苦笑作答。只見胡喬木輕揮右手，同時嘴裡面發出不屑地一聲「哧」，潛台詞是：狗屁一回事，不必挂懷！
把個張笑天是看了個目瞪口呆。此時的胡喬木是個文人，更是個長者。

如果說胡的前後兩種態度令人詫異的話，那麼，還有更驚的在後頭。又是在一年以後，張的另一部惹爭議的電影作品《黃河之濱》幾經周折，終獲通過。胡喬木在調看樣片後，召約了張笑天等人一次。在此我們原文摘錄如下：「不知為什麼胡喬木在談話之先有個約定：隨便談談，不要記錄，不必傳達，更不能發表」「胡喬木是從稱讚《黃河之濱》談起的，他說：『《黃河之濱》是好片子，很感人。但是，認真來說，也沒有脫出政治的範疇，連你們電影節說好的那個《紅衣少女》也沒有脫離政治這個框子。真正感人的作品，真正能長久流傳的作品不應該是這樣的。我們這麼多年來，都是受了蘇聯的影響，寫作品、拍電影首先考慮政治。我腦子裡，過去茹志娟寫的《百合花》給我的印象很深，為什麼?因為寫了人性......』」

胡在這裡私下承認「人性」是文學作品永恆的題材，真正能夠傳世的作品必定是發自自然的對人性的謳歌。這就令人費解了，因為前一部作品正是犯了「人性論」而挨批的，他怎麼可以公一套私一套呢?唯一可能而又順理成章的解釋就是：批《蘺蘺原上草》並非其本意，大概是無奈於「上面」的「上面」而為。但我們對照另一件事，似乎又不支持這種解釋。

也是在80年代初，周揚的一篇《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問題的再認識》惹惱了胡喬木和鄧力群，對之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在批周前胡喬木特地去看望了一下週揚，臨別時對著周深深地鞠了一躬，使人看了會產生一種強烈的心靈震撼，因為這是典型的晚輩對長輩的謙恭，是那樣地傳統；那樣地禮儀。第二天《人民日報》等主要報刊雜誌便對周揚發動了猛烈的炮火轟擊，並計畫向縱深發展，要不是鄧小平怕影響了好不容易才迎來的改革開放，一聲喝厲：「你們想幹什麼！」，恐怕要再現一次文革初的景觀。要知道此時的胡喬木可沒有「上面」的「上面」迫其無奈，完全是其「左」的意識形態觀使然。（攪笑的是，京都知識份子界戲稱胡為「意識形態沙皇」）

縱觀上述，我們便不難解釋胡喬木在人前人後，公上私下表現出兩幅不同面孔的原因了，這就是他的雙重人格特徵。當他把自己置身於政治家的位壇的時候，是那樣地冷酷、嚴厲，此時更多的是「黨性」在支配著他的思維；當他復歸於文人、長者或晚輩的時候，又是那樣地溫厚、謙恭，此時是「人性」在左右著他的靈魂。

有趣的是，我們不能不順便再談一下週揚。我們知道周揚與胡風從30年代的「左聯」時期開始，有著近半個世紀的歷史糾葛。此期間，週一直是「黨」的化身、文藝界的太上皇，是「整人」的人，而胡風一直是被整的人。但私下他對胡風的評價是:「胡風對文藝思想的理解非常深刻，在當今中國的文藝界無人能超過他。」周曾對胡風的愛人說：「他這個人就是不懂政治」，言語之間透露出七分自信和三分對他人的憐憫。但捉弄人的是，在生命的暮年時刻，他卻栽在了比他更懂政治的胡喬木手上，並由此抑鬱而死。把卷沉思，不能不令人生發出許多感概。

言規正傳，其實這種雙重人格的特徵，在黨史人物中並不鮮見。比如賀龍，曾被毛澤東譽為：對敵鬥爭狠。緣由是在30年代紅軍蘇區時期，賀龍的一個叔父自認為彼此親情不薄，於是前來做說客，他做夢也沒想到竟然會被侄兒給殺了，真是冤鬼無常世事難料。究其原因，大概是此時的賀龍正受到來自共產黨內部的詰詬（打AB團），他（叔父）的到來，更會使賀龍有口難辨，沒辦法，只有殺了地主叔父，以證明其階級立場的堅定性。誰叫他撞錯了時機呢！此事被國民黨攻擊為：共產黨沒有人倫！但要知道在革命
隊伍內部他卻是個愛兵如子、愛民若父的典範！

周恩來，是萬民敬仰的道德家，黨內的楷模。但究其歷史也曾在「革命」的名義下做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比如說30年代初的上海，黨內出現一宗顧順章叛變事件。周恩來一聲令下，親自帶人處決了顧的全家，大大小小連保姆在內共20來口人，就地掩埋於宅院內。此事被國民黨報刊大肆渲染：共產黨毫無人性,慘絕人寰！

如果說此舉是因為情況緊急、迫於無奈，不如此不足以挽救黨的機密；如果說此時的周恩來尚且年輕氣盛，做事難免失於激越，那麼，晚年的周恩來呢？是否就爐火純青，道德圓滿呢？這裡有一份不久前剛剛解密的檔案，大概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這份存於中央檔案館的標號為「19660523」的會議記錄，詳細揭示了文革初朱德元帥遭受猛烈批判的冤情。事情起因是，毛澤東就發動文革作了5.16講話，其中談到：「黨有分裂的可能」；「黨內有野心家」；「要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等等。本意是針對劉少奇的，但在當時，就連周等中央元老也莫名就裡（周在文革中曾坦言：對文革我也理解不透，我們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想來想去也只有朱德才有功高震主之嫌，加之他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於是，便對老實憨厚的朱德進行了猛烈地開火。以至於毛澤東後來不得不出面澄清：「朱德是紅司令」；「朱毛朱毛，沒有朱哪來的毛？」。

記錄顯示：周先是做了一通自我批評，然後話鋒一轉直指朱德，狠狠地說：「至於你的問題那就更多了」；「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你是常委裡面的定時炸彈」等等。

這裡面數陳毅的發言最長也最為猛烈：「朱德，我要問你，你是不是想搞政變？」；「我看你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你還大力讚揚赫魯曉夫。你野心非常大。」 至於薄一波的發言就最為有趣了，因為它是有根有據的，這就是：歷來政治上不得志者都喜歡擺弄蘭花－－朱德養蘭花－－所以朱德有野心。

林彪的發言非常狠毒，我們就不屑於提它了，因為他本來就是個鬼。

面對昔日戰友、今日同僚們的詬病，朱德只能囁嚅地爭辯說:「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

提到薄一波，我們不能不再有趣一回：據薄一波回憶錄透露，初粉碎「四人幫」時，薄一波覺得時機成熟了，想翻一翻自己的冤案，可是先從哪下手呢？想來想去想到陳永貴，因為陳也是山西人。文革前，薄官至副總理，炙手可熱。陳永貴每次到京都要找薄辦事，見面後照例要吹薄一翻：什麼「薄副總理呀，你是我們山西的驕傲呀」之類的。薄自認為有人情在陳名下，於是就找到了陳永貴，誰知陳甩出一句話，不僅讓他從頭涼到腳，而且簡直是羞憤難當：「叛徒還想翻案！」 薄一波回憶至此感概萬千：看樣子一個人的品德是天生注定的，縱使能偽裝於一時，一定條件下總是要露出真面目的。 不知此時的薄一波是否也回憶起了他當時詬病朱德的往事？

又言歸正傳了，周等老帥何以會拋棄數十年的戰友情誼，冷酷無情，甚至是罔顧事實，詬陷本早已淡出政治的老實忠厚的朱德元帥？那就是左傾盲從思維使然，為的是「緊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保持高度的「黨性」，以走了「火」的，變了「味」的所謂「黨性」代替了人類普世價值的人性。這確實是一個不得不令人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