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正：後中國共產時代的司法審判

例如，近日來，有黑龍江省沙蘭鎮小學土石淹埋事件（6月10日）、廣西南寧拒絕搬遷與千名警察的衝突事件（6月10日）、河北國華定州電廠徵用繩油村土地的襲擊事件（6月11日）、廣東省中山市爆發有關黃圃鎮大岑村賣土地的警民衝突事件（6月12日）、東莞塘廈鎮約三百名出租車司機請願死傷事件（6月13日）。

現在是人類大審判中共暴行與罪狀的時刻了。事實上，歷史對中共各種暴行與罪狀的審判，早在1949年中共竊居大陸之後，便已開始，例如，中共各種土改、肅反、反右、文革、六四、鎮壓異己、屠殺人民等。這些滅絕人性暴政與大屠殺，任何一項罪行，都足以將中共送到歷史審判的舞臺，接受人民嚴厲的公審。

人類所犯的任何罪行，就像是野獸留在大地上所殘留的印跡，那是人類文明的恥辱。這些野獸的印跡與文明的恥辱，都應該被人類的歷史，拋入歷史的熔爐，徹底消滅。如何才能徹底消滅這些獸印與恥辱？這些獸印與恥辱，就是人類的罪行；我認為，人類的罪行，唯有透過懺悔、接受司法罪責與自我贖罪的方式，才能夠逐漸消除。

所有中共黨員與替中共為惡的人，都是有罪的，不論罪的大小，也不論任何形態的罪，都必須 接受人民應有的審判與懲罰。例如，曾經在中共各種運動下，犯下傷害與殺人罪者；或者各種以權謀私的行為，如過度使用政治的特權、壓迫與剝削人民者、偷盜國有資產者、濫用職權欺壓人民者、貪污舞弊者、搶佔人民土地者、破壞生態與環保者等，都應該在未來承擔司法責任。

後中國共產時代，那些曾經在中國犯下罪行或偷盜國有資產潛逃者，都可以透過國際司法引渡條約的方式，遣送回國，並且接受人民司法公審。為了伸張人類基本的正義，沒有一個人可以逃過法網，每一個罪人，都必須接受審判與懲罰，沒有人可以例外。

那些曾經在中國犯下罪行或偷盜國有資產潛逃的中共黨員，為了減輕未來刑事的罪責，現在正是理想的懺悔與救贖時機，只要他們積極參與揭發中共暴行與罪狀，積極參與反共的民主活動、用各種方式推翻中共專制政權，例如，自我公開懺悔、指證中共的罪惡、公開反對中共、將所貪污或偷盜的國有資產，交給反共民主基金會或組織等。那麼在後中國共產時代的司法審判台上，或許可以減輕部分的刑責，否則這些人，就必須接受，各種合理的司法判決與刑責。

在後中國共產時代，任何一位曾經受不合理壓迫與傷害的人民，都可以到法院控訴那些導致他們受壓迫與傷害的人，例如，中共黨員或為中共為虎作倀者。如果是集體受害的人民，也可以對舊中共政府，提出公訴，並且讓曾經參與集體傷害人民活動的人，接受應有的司法懲罰。

那些曾經受到不合理壓迫與傷害的人民，都有權向新政府提出賠償的要求。如果新政府的財政能力，一時缺乏支付賠償金的能力，那麼政府可以發行賠償金債券，等日後政府財政寬裕後，再作支付。這種新政府承擔人民責任的行為，就是建立一個公平正義與人道關懷社會的必要方法，新政府沒有權利規避這個人道的責任。

除此之外，那些曾經積極擁護或支持中共專制政權的人，也應該接受人類歷史良心的審判；被審判者，有些人尚在人間，有些人已不在人間，但是都必須接受人民對其審判後的所有罪狀，並且接受人民輿論嚴厲的譴責與制裁。

這些應受人民輿論嚴厲譴責與制裁的人，包括陳獨秀、魯迅、梁漱溟、丁玲、鄭振鐸、郭沫若、老舍、曹禺、茅盾、賀敬之、冰心、艾青、巴金、蕭乾等；這些人都是幫助中共合法建立一黨專制政權的擁護者，他們的罪行，絕對不亞於任何一個導致屠殺8千萬人民的共產黨員，他們是支撐中共邪惡帝國的一個有機組成共犯分子，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中共不可能公然迫害與屠殺人民，他們都有人類歷史上不可推卸的罪責。

此外，那些曾經擁護國民黨專制政權的文人，也應該接受人類歷史良心的審判，並且接受人民輿論嚴厲的譴責與制裁。這些文人，包括胡適、錢穆、蔣夢麟、於右任、吳稚暉、陳立夫、孔德成、於斌、唐君毅、牟中山、秦孝儀等。就是這些人，不敢公然對抗國民黨的專制政權，導致國民黨各種腐敗的特權政治，從人類歷史良心的立場而言，他們都是有罪的，他們的罪行，並不比那些殺人者還低。

人類所有的罪，都不可以被輕易抹除；正如同人類所有的苦難與冤屈，都不可以被輕易遺忘。凡是輕易赦免罪人與人類罪行的人，凡是輕易遺忘人類歷史苦難與冤屈的人，都是對過去人民的一種背叛，也是一種不敢承擔人道責任的人，這種人無異於，那個邪惡專制政權的統治者，也無異於是專制政權的結構共犯分子。

凡是犯罪的人，就必須接受司法公平的審判與制裁，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那些曾經遭受到不公不義對待的人民，他們也有權向世界討一個公道，這個世界欠他們一個公理。

為了建立一個有愛的社會，為了建立一個有公理的世界，所有受難與冤屈的人，都應該得到合理的對待。然而，這些受難的人，絕對無法向殺人者的中共政權，要求平反，因為殺人者，根本就沒有資格談對受難的人平反。所謂的平反，代表人類正義文明的伸張，只有代表正義的人民，才有資格對受難的人，進行應有的平反，並且予以合理的補償；那些冤死的人，沒有人能夠對他們進行合理的賠償，僅能提供可憐而微薄的補償。

為了建立一個有愛的社會，為了建立一個有公理的世界，所有犯罪的人，都應該接受司法公平的審判與制裁。在人道愛原則的前面，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在人道正義原則的前面，所有犯罪的人，也應該有合理的制裁。

不論任何人，只要他們知道那些曾犯罪行的人所居住的地方，他們就有權向世人公布，新的政府，就必須盡力逮捕他們，不論這個人逃到天涯海角，都必須把他揪出來，讓他接受司法公平的審判與制裁。

所謂的寬容，並不是無條件地寬容罪人。罪人必須透過懺悔、接受懲罰與積極從事自我救贖的活動，才能夠逐漸消除其罪，也才能受到人民合理的寬容；如果一個罪人，不經過上述的過程，他的罪便被輕易赦免了，那麼豈不是鼓勵罪人犯罪、縱容罪人繼續害人？如此，這個世界，還有什麼公理與正義可言？

此外，在後中國共產時代，我主張學習歐洲各國的做法，廢除死刑。現在的中國，是世界上舉行死刑最多的國家，所謂的死刑，並不能解決中國的犯罪率；有很多的死刑犯，他們都是受冤屈者，他們的權利，從來沒有人關心過。我認為，從人權與人道主義關懷的立場，沒有人有權處死他人，人類必須用更多愛的文化、合理的社會制度、有人道教養的文明教育、宗教心靈洗禮的教養措施、宗教心靈輔導的機構等，來取代野蠻的死刑制度。

在人類擁有良心的基礎下，每一個人都有權，監督並參與審判所有中共黨員與其共犯分子等犯罪的活動。在人道正義的立場上，人類沒有向邪惡與罪行妥協的餘地，人類也沒有向邪惡與罪行寬容的空間，所有的罪惡，都應該接受合理的司法制裁，這就是自由、民主與人道正義文明的神聖價值。

在後中國共產時代，我主張廢除死刑，建立愛的教育與社會制度；我主張追究每一個犯罪人的責任，我主張用公平的司法來審判罪人；我主張對曾經擁護專制政治的知識份子，提出合理的歷史批判與罪責定位；我主張新政府，要對過去的受難者，提供必要的補償措施。我認為，這些都是建立一個公平正義國家的根本基礎，如果不這麼做，那些曾經受傷害與死難者的靈魂，如何能夠心靈平靜？

我相信，在這個歷史文化與司法審判下，所有的罪人，都將無所遁形。在這個伸張人類正義過程中，後中國共產時代的人民，應該可以逐漸有效地建立，一個充分擁有愛、正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理性、平安、喜樂、幸福與和平價值的美麗新世界。

200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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