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巴交的農民突然成了富豪：中國資本家的緣起

　　買辦是中國近代第一批先富起來的人。在短短時間裏，他們積攢了令人瞠目結舌的財富。他們好似洪太尉誤放出來的天罡地煞，忽然間從老實巴交的農民就成了炙手可熱的富豪，成了操縱國際貿易的精明商人。這群從茫茫帝國的不知名的邊緣角落裡突然躥出的財富英雄，究竟試怎麼樣的人？他們的致富之道又是什麼？作為最早和西方人交手的中國人，他們留下了什麼樣的遺產？

　　正文

　　據一個很不完全的統計，買辦從1842年到1894年50年間累積的收入高達5億3千萬兩白銀，甚至連洋商都說買辦"是一個掌握錢財的人，我們要向他磕頭求拜。"一個買辦的發跡只需要幾年的時間，可以說是"頃刻間千金赤手可致"。他們大多出身卑微，出在社會的邊緣，發跡之前絕不在會有人正眼看他們。但是，一旦抓住機會，他們所表現出的活力、勇氣和智慧，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孟德斯鳩說過在中國"一切用暴行獲得的東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術數或狡詐取得的東西都是許可的"。在歐洲人的眼裡，中國是東方式狡詐的典型代表。雖然在歐洲中世紀的時候，貿易也是被作為"狡詐的人的職業"。但是，他們覺得中國人更加難以捉摸，認為在中國"每個商人有三種秤，一種是買進用的重秤，一種賣出用的輕秤，一種是準確的秤，這是和那些對他有戒備的人們交易時用的。"來到中國做生意的歐洲人，就是在這種沒來由的不信任支配下開始小心謹慎地和中國人做生意的。買辦是這種不信任的產物，也是這種不信任最大的受益者。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五口通商，洋人可以在五口任意僱用中國人，可以自由地和中國商人做生意。但是由於缺乏信任，再加上語言不通、商業習慣不同，洋商雖然擁有了這樣的權利，但卻無法開展貿易。於是他們雇佣中國人經營各種進出口業務，於是乎就有了買辦。

　　由於不信任，洋商要求於買辦的並不僅僅是一般的代理關係，中國商人必須具有切實的人身擔保和財產擔保，才有可能做買辦。雙方簽訂的合同非常苛刻，其中展現出對中國商人濃濃的疑慮。合同規定買辦向洋行承擔的責任有：1."所有中國主顧與該行訂立購買現貨或遠期貨之定單。（包括向華人購買貨物之定單）…… 中國主顧或有違背等情，以致該行直接或間接受有損失，歸買辦賠償。"2."凡遇收取各種莊票，中、西銀行錢莊支票、匯票、期票等類，……或遇中國莊號個人虧倒以致該行欠出之款或票銀無著，內之貨物受有損失或發錯等情，以致該行或經營該行之人，或主顧所受損失，無論鉅細，均歸買辦賠償。"總之，在業務經營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差錯損失，均歸買辦賠償。

　　這種不信任之情，與其說出自勝利者對被征服者的鄙視，不如說是出自陌生孤單的冒險者陷入龐大土著人中之後的恐懼。1856年12月，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發生了一起謠傳，說有一家麵包店被中國政府收買，向外國人供應有毒的麵包。麵包店的老闆阿林捲入了此案，他在被捕後，因為沒有證據表明他曾經參與投毒，香港的英國政府依照英國法律宣判他無罪。這個判決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買辦看法的變化。瓊記洋行的老闆侯德敏銳地看出了這一點，他評論說："這對所有正直可敬的中國人的觀念是一個巨大打擊。……根據中國人的法律和習慣，他作為該店的總管和業主，對於他手下人的行為是負有責任的，理應承受他手下人的所有懲罰，甚至處死。不難看到，這個判決對我們同中國僱員的關係造成了多大的變化。在此之前，對於他們可能會有的敵意，我們處於所能設想到的完全的防護之下。在此之後，我們就什麼保障也沒有了。"出於對投毒的恐懼，侯德要求他的買辦為新來的廚子擔保。但是他意外地遭到了拒絕，買辦從對阿林的判決中知道自己無須為別人的事負責。

　　孤身來中國淘金的洋商對中國人的生活和習慣完全沒有瞭解，對陌生人的恐懼是人類的天性，他們總是懷疑這些表面溫順的"非我族類"者會在背後給他們搗鬼。這是洋商堅持要買辦承擔所有與中國人的經營過程中的損失的原因。他們並不願意在與中國人的交往中延伸大英帝國人道的法律，因為如侯德所見，如果放棄連帶責任的追究，這會損害他們和中國的貿易秩序。因此，買辦的擔保制度在19世紀60年代以後非但沒有減弱，而且逐漸加強。

　　洋商對中國人的恐懼和不信任，除了由於對神秘的東方帝國的生活和信仰一無所知以外，更現實的理由是其早期在廣東經商時的難堪經歷，給他們留下了深刻記憶。1845年，耆英的奏折中說："粵東風俗強悍，在粵夷商，往往被民人蔑視，氣不得舒"。雖然南京條約允許外國人在廣州居住，但是由於當地人們的反對，英國人久久不能跨人城門一步。連廣東"夷商棲身儲貨之所"的城外十三行洋樓也屢次有人"糾眾前往構釁"。1855年，有一個外商斯密斯，由地方政府陪同到羅周村，立刻遭到農民的鋤頭攻擊，斯密斯蒼黃跳入壕溝，才得以倖免。村民們這種貌似勇敢的行為，實際上是懦弱和膽怯的表現。

　　當然，在幾十年的貿易中，欺騙的事情也是存在的。穆藕初說過："道、咸間外人通商未久，於吾國商情不甚熟諳，西人性又率直，易受欺蒙。當時售與西商之花名曰夷花，其潮分亦特別加重，而交通不便，一往還間，動需半載，運棉到彼往往霉爛。時有某奸商攙水入棉尚不滿意，另加磚塊於包內以充重量。"不過，當時到上海灘這個冒險家的樂園來闖世界的洋商，也未必都是誠實商人，他們欺詐中國人的事例就更多了。清政府委託英國人李泰國購買軍艦，他居然以中國"唯一的海軍大臣"自居，擅自授予英國大佐阿思本指揮該艦隊的全權，結果給中國帶來了巨大損失。在商界，這樣的事情就更多。中國商人委託、定做的機器，最後到手的往往只是些殘次品，甚至有些就是已經報廢和使用過的機器。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買辦朱志堯矢志於中國的機器製造業，一戰前夕，他與英國商人但尼斯簽訂了一項購買價值30萬兩白銀的鋼板合同，預付定金20％，可是戰後但尼斯給他運來了一堆亂七八糟的廢舊鋼板，都是從大戰中被擊毀的船上拆下來的，質量極差，根本不能使用。大買辦徐潤這樣的老江湖也會被騙。英國商人顧林詭稱要和他合資開辦房地產公司，騙去了他1萬兩銀子以後，就溜回英國再也沒有消息了。

　　不過，從總體上看，在真正的生意場上，並沒有多少洋商上當受騙的記錄。更為普遍的事例倒是證明了中國人的忠誠可信。但是這些並沒有減輕洋商對買辦的擔保要求。匯豐銀行的首任買辦王槐山，早年在上海灘擔任錢莊"跑街"的時候，結識了洋商麥克利。一天麥克利說他有要事回國，手頭有些緊，張口向王槐山借銀 2000兩，並稱少則半年，多則9個月一定返滬奉還。王氏古道熱腸，當即答應，並且挪用了錢莊客戶的存款。不料麥克利一去杳無音信，王則因事情敗漏，被錢莊辭退返鄉。隨著交往的深入，買辦的這種忠實的品性還贏得了洋商超乎尋常的信任和尊重。買辦不僅可以利用洋行的名義經商，而且可以動用洋行的巨額資金。林紫奎在擔任怡和洋行的買辦的時候，連佣金也不要，他說："我手中經常有屬於怡和的大筆資金，因此我才不去向他們要佣金。"旗昌洋行天津分行的買辦劉森，在上海、天津兩處開設寶森永號，他的老闆莫鄂就替他出了本錢，生意場裡人人皆知"劉森之生意，某非莫鄂之生意。"伯德孚洋行的現金，實際上由買辦馬羅山和他手下的人保管，洋行老闆"不經手一個銅板。"這也是當時洋行的慣例。中國人的忠誠並非全部的出自對洋商勢力的畏懼，忠誠於自己所從事事業的規矩以及信守對別人的諾言是中國人的生意經中的第一課。

　　在中西最初交往的日子裡，由於缺乏瞭解，雙方都表現出了一種因畏懼而生的怯懦，對於按照生意的規則展開競爭，雙方都缺乏信心。隨著貿易的發展，這種信心在不斷增加。尤其是中國人，他們發現即使在在真正的生意場上，洋商也不是那麼令人畏懼、不可戰勝。事實上，在中外貿易中，買辦的表現一點都不必外國人遜色。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19世紀60年代，洋商驚呼"近年來預購制度廣泛流行，現在商人不是坐等產品來到市場，而是由中國僱員將大量貨幣送往鄉村，他們墊款給絲行並與絲行訂立合同。這個制度最終會是極端危險的，它勢必將貿易的全部利益置於中國人的手中。"到了70年代，洋商的抱怨更為劇烈，"外國的購買者已經是毫無辦法地落在中國經紀人的手心裡面"。"中國人在價格的競爭上完全制住了外國人。""貿易轉到中國本地人的手中，而外國商人淪為經理代銷的地位。"中國人"已經建立起來了一個壟斷。""除了在較大的通商口岸之外，外國商人就要消蹤滅跡了。"當然，這樣的抱怨肯定是誇大了的中國商人在貿易中的能量。不過，在短短几十年的時間裏，買辦通過貿易買辦積累的財富數量也的確是非常驚人的，根據美國學者郝延平不完全的估計，從1842年到1894年50年間累積的收入就高達5億 3千萬兩白銀，這個數字相當於19世紀90年代，中國5年的出口總額。買辦陳竹坪擁有上海灘半個外國租界的房產和地產。英美煙公司的買辦鄭伯昭乘坐當時最昂貴的羅爾斯－羅伊斯轎車，他家停車的地方，就像在舉辦一個轎車展覽會。他時常帶妻子參加英美煙公司舉行盛大宴會，其妻帽飾上鑲嵌著兩粒蠶豆大小的鑽石，洋人大班的女眷都會看得目瞪口呆。

　　很多買辦已經不僅是洋行的僱員，他們給很多洋行、外資企業投資，並且成為許多企業的董事會成員。著名的旗昌輪船公司中"華股居其大半"，大買辦陳竹坪、徐潤都是它的股東。匯豐銀行、有利銀行都出現了大批中國股東，匯豐銀行甚至被說成是"中英商人合股"的。有的買辦還是銀行的重要股東，有的擔任了股東大會的代表，或者進入了公司的董事會。唐廷樞自己也投資於公正、北清和華海三家輪船公司，是他們的股東、華股領袖和發言人。地產業中的業廣，碼頭堆棧中的公和祥以及所有的保險公司，全部紗廠和其他重要工廠，都有中國買辦或商人的資本。"可以說，只要外國侵略者在哪裡開闢了一個新的活動領域，中國的買辦和商人也立即把他們手中的貨幣投向那裡，以尋求賺錢的機會。"買辦在獲取財富的時候富有衝動和活力，他們身上所迸發出的堅忍不拔、勇猛進取的精神在中國商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徐潤投機地產失敗以後，一夜之間淪為借債度日。但他並沒有跳樓自殺，而是借了20萬兩銀子投資茶葉，未幾又以失敗而告終。接著，徐潤的母親和妻子又相繼在家鄉亡故，留下一個年僅8歲的兒子和6歲的女兒。年近50的徐潤絲毫不氣餒。他投入了自己以前從未涉足的採礦業，採礦業要常年在荒山野嶺跋涉奔波，這對一個50歲的失敗者來說，是多麼巨大的心理和體力的壓力！徐潤把自己這個時候在礦上井下拍攝的7張照片薈為一圖，自題跋文曰："余之所萃七照而合影者，俾使後人視其圖而知創業之艱，成功為尤艱業。"當時人認為機器是工業之母，西方的強大，根源於其機器製造能力，法國東方匯理銀行買辦朱志堯不畏其難，決定創辦一個輪船機器製造廠。1902年，馬相伯為廠題名"求新"，取器惟求新之義。求新先後製造了淺水快輪、客貨船、躉船、兵船和碼頭船。其中川江輪船的製造在中國造船史上是一個創舉。朱志堯不但是求新的投資者，而且也是設計師和施工組織者，他對機器製造有著科學家一樣的興趣。求新機器廠"全廠工師執事，均系華人，各種機器，皆能製造，誠我國機器廠中之巨擘也。"20世紀30年代朱志堯已經經商失敗，債臺高筑了。但他還對技術進步充滿了孩童般的迷戀和自信。他計畫創辦江陰。長涇。南新橋發電廠，並擬定計畫2份，目的是"要悉成電氣世界"。

　　最早有意識於商戰的也是買辦，其中最著名的是鄭觀應。大約100年前，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中有一章專論商戰。他說："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兵之併吞禍人易覺，商之掊克弊國無形。我之商務一日不興，則彼之貪謀一日不輟。"，朱志堯也說"喚起我國同胞，不要迷信外國，誰說中國不及外國，忌妒沒有用，羨慕崇拜沒有用，要自己動手做。"一個依賴於洋人的財富和特權、地位低賤的階層，卻如此強烈地要求為國而戰，這不能不讓人驚奇，也不能不讓人感受到一個偉大民族的高貴。商戰之論一時間朝野唱和，朝廷乾城張之洞也"望商人破除舊習，具有世界之眼光，發揮商戰之能力，俾能挽回利權，地方益臻繁盛"。

　　中國和西方在生意場上的交手的實踐，並不能證明中國的進步是歐洲教導的結果。恰恰相反，促使中國人變化的原動力正是這個民族"不能容忍被蔑視劣等國家的這種名譽感"。

　　買辦的強烈革新傾向，表現出令人驚異的主動性和生命力，因為這種改良能有效地增加他們的財富。更重要的是，貿易有時候可以改良一個國家的風俗，因為" 貿易的精神在人們的思想中產生一種精確的公道的觀念。"百年下來，長江三角洲依然享受著這種"公道"的觀念帶來的福利，無可否認，那裡有著中國最好的商人和工人，這也是它今日雄視天下的原因之一。

資本市場/高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