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傾聽突破「信息柏林牆」的自由聲音 祝賀《德國之聲》開播四十週年

康德哲學，為人類的理性劃出界限，對克服人類的自負和狂妄起到過劃時代的作用；康德倫理學，在理性主宰一切的啟蒙時代，為人類的信仰保留應有的尊嚴。更重要的是，在專制主義依然強大的時代，康德第一次提出「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政治倫理原則：社會中的每一個分子，1，作為人都是自由的；2，作為臣民都是平等的。3，作為公民都是獨立的。他更強調，自由體制才是通向永久世界和平之路；康德也為啟蒙運動提出最響亮的口號：「勇敢地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樣的啟蒙所針對的，主要不是知識上的無知而是道德朦昧，即，呼籲人們拿出勇氣，擺脫那種不經他人引導便無力運用自己的理智能力的未成年狀態。

因為康德、歌德、席勒、貝多芬，也因為中德兩國都經歷過極權主義所製造的巨大苦難，使我對德國有種特殊眷戀。納粹極權把整個德國拖入戰爭的深淵並犯下種族滅絕的罪惡，共產極權使一半德國人生活在恐怖政治之下，直到柏林牆的徹底坍塌，德國人才獲得了完整的自由。中國人承受過的共產極權大災難，更是舉世罕見。

16年前的１９８９年，更應該是載入中德兩國史冊的日子，中國人爭取自由的偉大八九運動，在6月4日的屠殺中悲慘落幕；而德國人爭取自由的事業取得了最終的勝利，阻隔東西德的柏林牆轟然倒塌。兩個與人類的自由事業命運攸關的日子，同樣令整個世界震驚。然而，兩個日子給世界的感受卻全然不同：一則以大悲、一則以狂喜而銘刻史冊。

按照感同身受的常識，在西方自由聯盟的幫助下推倒了柏林牆的德國人，理應對遭受血腥六四的中國人有著更深切的同情。然而，現在的法、德兩國領導人卻全力推動歐盟解除對華軍售禁令。如此重經貿而輕人權的對華政策，讓我感到困惑和不解。

眾所周知，16年前，歐盟因六四屠殺而對中共政權實施武器禁運，人權問題是武器禁運的法理依據。禁運令也明確規定武器出口與人權狀態掛鉤。顯然，是否廢除這一基於人權理由的政治決定，首先應該視中國的人權狀態而定。

六四後的十六年以來，儘管，中國經濟取得了長足進步，人們的價值觀念也在日趨多元化，但經濟發展像高速火車，而政治及人權的發展卻像蝸牛，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和觀念變化，不要說言論壟斷、頻繁文字獄、禁止民間結社、大規模宗教迫害和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即便與六四屠殺相關的人權狀況也是原地踏步：中共政權至今不承認鎮壓的罪錯，六四亡靈沒有得到安慰，六四難屬受到壓制，因公開要求為六四正名的蔣彥永醫生遭受迫害，因反對鎮壓而下臺的前總書記趙紫陽被軟禁至死……所以，時至今日，中國人仍然處在一黨獨裁的陰影之下。當下中國人最需要的是民主和人權，而不是尖端武器。

我不知道，以人權問題為法理依據的禁運令，在中國的人權狀況仍然糟糕之時，德法兩國領導人聲稱已經無理由維持「軍售禁令」的證據何在！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上，經濟自由化固然重要，但政治民主化更為重要；發達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的財富差距固然令人痛心，但自由國家與獨裁國家之間的人權狀況的差距更應該令人矚目。沒有政治民主化，經濟發展將遭遇難以突破的瓶頸，也不可能獲得持久的發展動力。現在，獨裁下的中國正處在兩級分化－－不僅是貧富分化且是政治與經濟的分化－－日益加大的危險狀態中。所以，自由國家在與中共政權打交道時，不應該為了經貿利益而犧牲人權。如果僅僅為當下的經貿利益而犧牲人權，那就不只是在褻瀆奠基於西方的人類共同價值，而且是在損害西方國家和全世界的長遠利益。

自二戰以來，有一種相對主義的文化觀和國際觀頗為時髦：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強調尊重不同國家的傳統、文化和制度，為了這樣的尊重，甚至容忍某些國家的道德殘忍和政治野蠻，容忍獨裁者對本國國民的任意處置。然而，尊重不同國家的傳統及其文化與容忍邪惡的獨裁製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看來，這種相對主義的國際觀和文化觀是典型的「新朦昧主義」，它不是缺乏財富的經濟貧困，也不是缺乏知識的理智朦昧，而是缺乏人性良心和道義勇氣的道德朦昧。正是這種失去正確道德方向的「新朦昧主義」對邪惡的容忍，撕裂了作為人類共同家園的地球村，造成人類生存的悖論：一極是對人之尊嚴的尊重與保障，另一極是對人之尊嚴的羞辱和剝奪；一極是人權高於主權的普世主義，是作為聯合國憲章基礎原則的保障和尊重人權，另一極是主權至上的國家主義，是不問是非曲直地尊重各國的主權與文化傳統的國際規則。所有的獨裁國家，正是在主權至上規則和所謂「多極化」口號的庇護下，對內踐踏人權與實施國家恐怖主義。這種世界性分裂的不公、殘酷和野蠻，遠甚於南北之間的巨大經濟差異。我不知道，尊重人權的文明和踐踏人權的野蠻之間，如何和平共處或互不干涉？

中國能否和平轉型為一個自由國家，不僅涉及到十幾億中國人的人權和福祉，也將影響到世界民主化進程和人類和平。所以，中國的民主化能否完成，不僅要靠中國人自己的努力，也取決於自由國家的支持。類似「德國之音」這樣的華語媒體，就是對中國人爭取自由的支持。特別是在網際網路時代，境外媒體所披露的真相和所作出的獨立評論，通過廣播和上網，對突破中國的「信息柏林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康德逝世二百年之後，「人是目的」之啟蒙之鐘的鳴響，一直圍繞康德這一聲源。不幸的是，二百年後的今天，中國仍然處在把人作為工具的道德朦昧之中。作為一個心向自由的中國人，我在置疑德國政府的某些對華政策的同時，也感謝德國政府、德國人民和「德國之聲」對中國問題、特別是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我把這種關注看作是來自康德的啟蒙之音的當代迴響。

這迴響，正穿過封鎖中國人視聽的「信息柏林牆」，給中國人爭取言論自由的事業以支持。我堅信，在中國人自己的持續努力下，也在自由國家提供慷慨幫助下，中國的「信息柏林牆」的坍塌的日子，不會太遠。

2005年2月25日於北京家中

大紀元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