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城死守 30萬人余2.7萬

  崇禎十四年二月,李自成奇襲開封城未能得手,倒被汴人一箭射中左目,李自成未料及城內人會拒力固守。或許開封人多歷血腥,冷冷兵器砍刺過來,心無膽怯,以殺戮對殺戮,那種漢子氣貫穿三打開封城始末。
  那是一場兵禍水厄雙重的悲劇,六個月的血刃肉搏後是大水沒城,四望無際。20餘年後「洪流久徙,沉者復陸」,城中始有煙火人氣,而此時已由明到清,又換新朝。
  「兵變之禍,從未有慘於吾汴者。」明末親歷戰事的開封人白愚3年後驚魂之餘,如此哀語。其作《汴圍濕襟錄》,告白後人「汴人之忠,不使失於寇,終失於水」。那場歷時數月的攻守戰,在白愚看來汴人並沒有輸給「賊寇」。
  時隔362年後,開封人已淡化了對那場戰事是非曲直的糾纏和判斷,滌蕩過後的記憶告白,僅僅剩下:陳德在西門一箭射盲李自成左目,大水由北門灌入後,開封30萬人,存活者2.7萬。據史料記載,當年縱然是活著的人,也都「骨磊磊,息縷縷也」。
  我喟然追問:「開封人何辜,不死於刃,則死於飢,不死於飢,則死於溺,闖王李自成何利取開封,攻不克而再,再不克則三,三不克始圍困之?」
  我無從理解,無法回答殺戮的意義。
  1641年農曆二月十二日的開封戰事,既由李自成肇起,就該說說這個在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農民軍領袖後期的「思想轉變」。李自成初期是典型的「流寇主義」,略地攻城只為玉帛女子,過著刀客般的搶掠生活。《明史紀事本末》云:「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後來,李自成「席捲河南,有眾百萬」,突然覺得自己可以打江山、奪天下了,行為大變,一改舊式刀客的匪氣:「殺人者如殺我父,淫一人者如淫我母。」
  陷洛陽後,自成一改剷平城牆的「廢城」行徑,而是委人以守,攻下豫西洛寧,一改焚蕩屠夷的濫殺,而是蒐羅部分官吏「過堂」之後,推出斬首。李自成三打開封,「掠奪金帛」是次,志在江山地盤,難怪乎久攻不去。這仗打的是「戰略」,非打不可。 時汜水縣知縣周騰蛟曾上言:「汴城不守無河南,河南無保無中原,中原不保則河北之咽喉斷,而天下之大勢甚可憂危也。」明官僚中不乏明曉事理之人,只可惜洛陽城陷,開封水沒後,果真應驗了他的預言。歷史賦予開封城沒特別的意義,它像明王朝的「滑鐵盧」,那一刻的完結決定了明王朝的氣數已盡。
  當年城中的守備者,不知後來慘然的結局,不知拚死固守到頭來還是城破人亡,為何不像洛陽守備者城頭反叛,迎闖王以活命呢?我曾讀過在以「階級鬥爭為綱」時期對此戰役進行描述的文字,把城中文武市井的抵抗,說成「反動階級的頑固不化」。或許開封人頭腦簡單,錯以為桿子都是貪財好殺者,死守以拒,僅是不肯讓賊人進城「燒殺姦淫」罷了。戰時曾經有此一幕:開封府推官黃澍憤然在曹門豎起一面大白旗,上面錚錚寫道:「汴梁豪傑,願從吾游者立此旗下。」鄉紳、士民、商賈紛紛追隨,數日集結起一支萬人武裝,登城禦敵。
  當年開封之所以能持久固守,實則如「老開封」所言:「烈節在將,忠勇在民。」此乃362年前的實情,一旦市民都捨身逞勇,那無疑是「人民戰爭」了。
  李自成的拉桿子,最後也演化成一場轟轟烈烈有著廣泛人民群眾參與的戰爭。是該對李自成再作一次小交代,否則開封戰事的前因便糊塗不詳。
  歷史猶如線,也有結點,往往在結點上的「動作」決定了大歷史的走向。倘若崇禎二年,明廷沒有裁減驛站經費的損招,自成沒有「下崗」,倘若次年陝西沒有災荒,也無大批飢民,米脂人也不至於「從賊者十之有七」,二十出頭的李自成也不會為「吃飽肚子」,拉桿子走上「殺戮吃糧」的道路。崇禎皇帝無從料及,朱明王朝居然會讓「一馬伕耳」革了老命。
  假設3年後,在晉冀豫被官軍困圍的闖王高迎祥、西營八大王張獻忠、闖將李自成、綽號「曹操」的羅汝才等沒有「詐降」一招,瞞騙官家偷得一晌喘息,假設黃河未「冰封成橋」,使得農民軍走馬越過大河天險,到達河南澠池縣的馬蹄窩、野豬鼻,歷史又該走向哪裡呢?
  是年,崇禎並沒有意識到「賊既渡河」的不祥之兆,他坐守北京只是催令「務刻期蕩掃,如再疏泄五事,必不輕貸」。豈料農民軍反倒如魚得水「蕩掃」了中原腹地。此時的農民軍尚「流突無定」,忽而突至湖北、四川、陝西,忽而竄入河南,直到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凌晨(公元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陽,斬殺了崇禎叔父福王朱常洵後,崇禎始「心煩懣,輒廢餐」,他既不能保此叔父,還能保全朱家社稷嗎?
  區區銀川驛站馬伕陝西米脂縣雙泉裡人李自成,居然能夠「奮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直到康熙年間《米脂縣誌》還如此說自成,好生厲害的「下崗馬伕」,朱由檢該明白先祖朱元璋是怎樣起事的,也該明白農民一旦不種糧,拿著大刀去搶糧的「力量」。
  洛陽失守,開封守軍副將陳永福火急赴援,開封城守備就自然虛了大半。李自成得到情報,來了一個回馬槍:奇襲開封。
  1641年農曆二月九日午,西關外鄉民爭道入城,車輛阻路。百騎農民軍偽裝官軍,不能長驅,故「砍民爭路,擁至西門」。防守官看得清楚,急忙閉合城門,城上火石大炮施放,百騎退回。
  此後,李自成騎兵三千,「協從」3萬抵開封西關。農民軍大舉攻城,時稱初圍。
  關於那場戰事詳情,除當事人白愚《汴圍濕襟錄》外,另有李光壂《守汴日誌》可資。其中光壂是守城主要幕僚,在崇禎十四年二月至十五年(1642年)九月,李自成三次圍攻開封時,他不僅身在開封目擊農民軍圍城的全過程,而且與明朝開封守臣高名衡、黃澍等一道謀劃守城防務,在開封第二次被圍時,他擔任左所總社,率社兵(地方武裝)守城。第三次守防,其為義勇大社總巡事務,日夜隨守臣巡城。《中州先哲傳》有其人二圍時秉守職責的描述:「光壂與推官黃澍立城頭,雪沾衣寸餘不知也。」後黃河決口,淹沒汴城,李光壂攜家乘筏逃向河北,後流寓南京,於崇禎十六年(1643年)九月病中口述,由其子李鑾記錄,成《守汴日誌》一書,分日記載,委實詳細。因李守汴有功,後授知縣,「至清,不仕,隱居於河南通許縣西李村,後以疾卒,終年六十七歲」。
  在開封山陝甘會館面見館長韓順發,我得見此書,那是一本殘角捲起、水漬污面的舊書,韓順發說:「我也是從舊書攤淘來的,別讓我講了,書上都有。」
  於是,我開始與一個前世老人進行「晤談」,操戈雙方該是怎樣的殺戮:
  賊攻西城,城垛口先是桌面、門板以蔽炮矢,似乎抵禦不住炮矢轟擊,城頭兵士手足不能施。十三日生員張堅急中生智,用原木捆綁成筏,寬可跨三至五垛長,又出垛外四五尺,上容十人,「我兵得展手足」。推官黃澍命快手朱光祖督造「懸樓」,一夜成50座,分置城上。
  十四日,看起來笨拙無比的「懸樓」在實戰中發揮了效應。攻城農民軍似乎死傷甚多,惹得「賊怒甚,射終日,箭插城垣如蝟」。十五日,農民軍以48人為一組扛雲梯攻城,一個名叫朱之滄的守城兵士,縋城殺賊得首級一顆,賞銀五十兩。
  李自成原來設想的以奇襲方式奪取開封的盤算落空,連日來又強攻受阻。十六日前往洛陽赴援的陳永福聞知開封遭襲,兩晝夜兼程趕回,所部入城前,順手牽羊式「由孤魂壇穿賊營」進小西關,砍殺一陣後,遂統兵到城下。巡按高名衡令陳永福兒子陳德在城頭看得真切後,開水門放入。是晚陳永福一部官軍戀戰,殺得眼紅,一時忘卻歸城,被清醒過來的農民軍圍住,直到次日早晨,還在小西關戀戰,傷亡頗多。一名官軍登上一屋頂,連殺七人,農民軍不敢近前,只好亂箭射殺了他。
  十七日,自成於西門外巡視,陳永福兒子陳德一箭射中李自成左眼,那一箭是否促成農民軍自行解圍,無史料佐證,不過翌日黎明,農民軍前鋒便向西撤離,直到傍晚全部遁去。當陳德射中自成,見「抱頭驚擁而去,始知為闖賊也」。
  陳德這一箭,後來多被認為是陳永福所射,故在大順政權勸說總兵陳永福歸降時,自成聞說永福憂慮那一箭之仇,遂出言消解顧慮。再後來抗清之太原戰役中,陳永福的守城是認真的,然最終「無路可走」歸降了大清,這是後話。
  河南是朱明王朝的建藩之地,一共有七王在此,宗室財富聚居,可謂富甲天下。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陽,周王朱恭枵居住開封,兩人在戰時迥異的作為,雖不能左右戰局,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自身命運。
  周王朱恭枵比福王朱常洵明理得多,大兵臨城當日,他不惜盡其家產,「下令民間,有能出斬賊一級者賞銀五十兩,能射殺一賊者賞三十兩,射傷一賊或磚石擊傷者賞十兩」。此舉果然奏效,百姓持弩操刀登城者一時踴躍,另周府家丁八百也登西城守禦。而洛陽福王卻不納官府意見,「一籌不畫,一錢不舍」,十足「鐵公雞」一個,城上兵士軍餉不濟,食不果腹,多有怨氣,這也是促成洛陽守軍臨戰反叛原因之一。城陷後福王傢俬不僅不保,連他的性命也丟掉了。農民軍在迎恩寺搜捕到他,押送他「朝見」闖王的路上,恰好路遇被五花大綁的曾經向他獻言捐助的明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福王竟然大叫「呂先生救我」。「色怖,泥首乞命」的福王被李自成奚落一頓後,打四十大板,梟首示眾。
  戰爭的勝負致因頗多,情形複雜。洛陽失守,不是無兵無民可恃;開封固守,不是兵多民勇,而在於非常時期,官家謀劃、調配到位,民自有奮勇者。
  主動撤圍的李自成部向西,連克密縣、登封、嵩縣。崇禎十四年七月,綽號「曹操」的羅汝才因與張獻忠不和,率部眾進入河南,同李自成部合營,仗似乎越打越順手。
  自農民軍解圍西去,次日開封官府便督眾修葺城垣,晝夜兼工,十日告竣。
汴人預計農民軍還會再來,卻未料到有那麼多人。
  崇禎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羅汝才合營逼臨開封城下。是日下午,「賊七騎飛奔曹門(東城門),貼偽告示二張於柵上,守關兵士追之莫及」。當晚,李自成老營屯土堤外應城郡王花園內,約去城5公里,羅汝才安營繁塔寺。
  二圍開封,農民軍精兵3萬,協從40餘萬。在明史官方文書中所言的「協從」,往往是新入夥的飢民,他們缺乏戰鬥經驗,紀律鬆懈。「精兵」,也即跟隨李自成多年征戰的「老革命」,他們是農民軍的作戰主力,每天吃三頓飯,「協從」和隨軍家屬只能吃兩頓飯。農民軍聲勢大盛初圍。
  不過間隔10月,李自成已學會先禮後兵,曹門外告示已少了些殺氣,多了些斯文:「即開門投降,一概赦罪紀功,文武官員照舊錄用,斷不再殺一人以干天和。」最後卻狠狠一句:「仍舊延抗,本營好殺惡生。」
  二圍開封的農民軍,儼然以強者居高臨下對城內人發話,並對急速膨脹起來的軍隊開始約束:「窩鋪內藏匿婦女者斬。」
  城內文武官員自感官軍不濟,祥符知縣王燮無奈創立社兵,實則是組織市民參戰的臨時地方武裝。既有社兵,必設社長。
  農民軍兵臨城下的當晚,王燮火急請將,還鬧出一場小誤會。知縣夜遣人召李光 為左所總社,使者誤召 父。老父突兀,又適多病,也就推辭不就,惹得知縣王燮大怒。鄉紳張文光知曉,復往光 家,說「召
  ,非召 父」。李光 聞知,次日一大早登門見知縣,把兵符領了,一小小貢生統左所總社兵。這開封四牆守備,多為文人統領,只有南門是武將陳永福把守。
  枕戈待旦的農民軍,二十四日攻擊曹門至北門一線。
  北城外,有明督師丁啟睿由南陽赴汴的三千官兵,就濠邊筑壘防守。無牆可據的官軍,一經接戰,全面潰敗至瓮城內。此刻,兩軍混雜其間,王燮即令加土塞門,官軍哀號求入,丁啟睿也懇請啟門放入。當時知縣王燮條件反射似的大呼:「此何光景,尚敢啟門也?」農民軍洶湧紛至,已登瓮城,離大城不過數丈。要說這瓮城具備防禦功能,完全可以「關起門來打狗」,可偏偏兩兵相混,城頭守兵不好援手,一時無計可施。危迫中,王燮議用火攻,以解其危,督師丁啟睿吝惜所部將士不忍下狠手。尚在遲疑間,王燮令人眾火炬齊拋,城下兵士躲避不及,霎時引火燒身。
  一個文人斷然出手,讓職業軍人的丁啟睿目瞪口呆,然後是淚流滿面。儘管有當事人李光 、白愚事後敘述,但我還是無法透過紙面文字去想像那一幕,火究竟有多大多烈,頃刻瓦解了廝殺,只留下焦黑狼藉的肉身一堆。
  沒人能說清楚,面對由農民組成的義軍的攻城,開封父老何以上下全力死守。官家的賣命、文人墨客的「鋌而走險」或許可以註解為愚忠、正統,那王府家奴、商賈、市民何以登城鬥狠逞能,在北門瓮城險急中,曹承奉所率周府勇士,備守城門,他們以土封堵城門,沒至半,「賊來拆門」,周府人從裡往外鉤住敵兵,拖扯進來,手刃仇家般地砍掉頭顱。
  數日後,城上守備缺員。李光 「設錢緡置城上,臨時雇募壯丁,每次人給錢百文,餅四個,百姓蜂擁願雇」。那錢那餅,居然來自商賈的捐助。仗已經打紅眼了,無論「階級」,不問「政治」,給錢就打嗎?
  「沒覺悟、沒立場」的開封父老,幾近成了扼制李自成、羅汝才凌厲攻勢的主力。
  仗打到次年的正月初一,要說是舊曆新年的日子,1642年開封人忘卻了往常年頭的祥和,也無法祥和。正月裡該是天寒地凍的日子,那一天「賊驅婦人,赤身濠邊,望城叫罵」,城裡人也不肯示弱,叫來僧人裸立女牆對罵,雙方都皆助之大炮轟擊。這仗打到了「風流」的份上,玩開裸體戰了。
  城外李自成是怎麼想的,守城的高名衡又是怎麼思的,隔多少代了,鴻溝頗深,腦子似乎跟不上古人的思維了。
  當日李自成因久攻不克,一怒把大營移到城北三里許立帳。城上人能依稀了見營中往來,遂架起「紅衣大炮」一尊,遠射過去,正中其營,捲起飛煙灰塵一道,李自成倖免,便移營土城外。
  兩軍相持,雙方不免緊張。正月初一前兩天夜,城中一佃戶名王才,醉後向火,延燒草屋三間,一城驚惑。黃推官恐內細有意,不細究嚴查,推王才於市斬殺。初三,自成恐丁督師歸降部卒反水內應,將其眾誘自老營點名,乘其不備,悉數縛手斬殺掩埋於蓮池坑內。
  初四那天,突然風雪交加。城上「大雪濕衣,兵寒難忍」。巡按高名衡召李光 ,立辦2萬件棉被禦寒,「如遲,定以軍法從事」,光 哪裡有時間逐戶求之,不得已召集社兵,人人籌集。於是每社兵出10件,家有店舖50件,商賈人家30件,原為佃戶的社兵也回去告知主人,捐出衣被。是晚,棉被分發給守城兵士。
  白愚在其《汴圍濕襟錄》中,記錄官民如此對話:「官軍需爾衣被,奈爾妻子凍餒何?」民語:「妻子在家可忍,官軍霜立堪憐。」話語之後,老大不小的爺們也都相擁對泣。
  明末農民整個戰爭史,唯河南開封最堅,堅在何處,由此可見一斑。農民軍方面也非不用命,也都是「前者死,後者繼之」的漢子。在第二次攻打開封實施爆破時,農民軍兵士每人衝進城下鑿取三塊牆磚,完成任務回營休整,不足數的正法。
  正月十三農民軍掘洞炸牆可為例證。一連數日農民軍戰士輪番飛至城牆東北角,掘出長長的洞穴,每日往返揹負布囊裝填炸藥。是日,拉出長線,騎兵步兵千餘預備濠邊等待城炸開缺口出擊。一聲天崩地裂,磚石騰空,碎落飛濺數百米,設伏待命的農民軍死傷慘重,城上城內未傷一人,城牆外壁坍塌,裡牆僅厚尺許,依舊卓然兀立。此乃天意援手開封不成?
  那不過是一種巧合,它卻讓農民軍士氣黯然,萌生退意。次日,「老營賊五鼓拔營,攻城賊未動。午時,賊馬飛奔,呼眾賊速走。自西北往東南,揚塵蔽日」。
  李光 與眾守官城頭一定看得分明,不然難有上文的描摹。第二天,開封城門大開,守城官家到羅汝才紮營的繁塔寺探看,營地牛、驢、馬皮腸肺,間以人屍,污染滿營內外。
  曹門至北門外十餘裡,「屍體遍野、斷發滿地,死傷者無慮十萬」。黃推官命地方民夫就地掩埋,十日未能清理。城外遺牛3萬頭,官家禁止兵民掠奪,時以平素半價賣給農民,另遺婦女三千多,令親屬認領後,尚餘三百多口,送尼庵供養。
  農民軍自行解圍後,城牆固修。隨後,其他剿匪明軍依舊與闖王接戰,「終不能扑滅,致有第三次圍城之禍」。
  崇禎十五年(1642)五月初二,李自成第三次進攻開封。崇禎急令丁啟睿、左良玉等明軍來援,明軍總數18萬,號稱40萬,在朱仙鎮和農民軍擺開決戰的架勢 。李自成主力暫且移師朱仙鎮,稍經接戰,主力左良玉部七千人避戰而逃,李自成於五月二十五復圍開封。
  左良玉之退卻,實在是故意,此人跋扈難用,但崇禎又不便「修理」他。左部號稱兵多將廣,實際骨幹兵力不過2.5萬,相當一部分是他招安過來的原農民軍部隊。明廷明白,一個處置不當很可能使之一鬨而散,復為「流寇」。此時的明廷,可資利用的軍隊一是吳三桂遼東部隊,二是湖北的左良玉部隊,三是陝西孫傳庭部隊。因預防滿族入關,即使在北京被圍攻告急直至覆滅時,也顧及邊患沒有調動最精銳的吳三桂部。陝西因處決原總兵賀人龍後,尚需穩定軍心,解除開封之急,崇禎首先指望的還是左良玉。
  對於左良玉這個軍閥,崇禎採取了結之以恩的籠絡方法。良玉年輕時曾犯軍規被削官去職,屈身走卒之列。後來被河南歸德府人侯洵看中授予兵權,又在遼東戰役中嶄露頭角,從此官運亨通。左氏對侯洵感恩戴德。崇禎帝對此瞭然,所以釋放了在獄中服刑的侯洵,委以兵部右侍郎等軍職,意在利用他和左氏私交,調動左部與保定、山東、河北等官兵南北合擊李自成。
  侯洵倒是能通盤考量時局的人,策略是「維城當不急於社稷」,主張各省固守本境,等待時機,他認為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糧食窘絕,李自成有百萬大軍在河南,只能蹲著挨餓,到那時再督率左良玉北上,會同陝西總督孫傳庭夾攻農民軍。
  卻不說官軍能否固守本境,防堵農民軍的流動作戰。侯洵的主張正好與崇禎的本意相逆,侯洵建議一經提出,立刻被否決。侯洵無奈,只得下令左良玉北上,左明知自己不是李自成對手,全軍北上有可能全軍覆滅,但還得敷衍侯洵的面子,先行令五千兵卒開拔,聲稱30萬大軍隨後跟進。這30萬人馬的弦外之音是糧餉的數字,還算聰明的侯洵明白左的用意,連忙回函言說,無法解決30萬人的糧餉,請他不必北上。崇禎起用侯洵不靈,開封無援。同年底,罷侯洵官職,重新將其投入牢獄。
  後來,倒是陝西孫傳庭部聽從明廷的調遣,10萬大軍是年八月初一在西安關帝廟誓師出潼關,途中得到開封已經陷落的消息,改向豫南方向進發,李自成部向西迎敵,兩軍在郟縣接戰,孫傳庭部幾乎被全殲,時在開封水淹城廢月餘之後。

開封北城牆外,明顯地堆積著沙丘。它連綿數里,幾乎與北城牆等長等高,四牆外獨獨北牆突兀,有此地貌,沿東京大道收入眼底的是蔥籠的綠色植被,那一向被我認為的不毛之地由黃河沖積淤沙而成,居然草木茂盛,竟成了開封人絕好的遊樂之地。
  以北城門為界,西邊夷園,東邊環城森林公園,名字連同那草木無疑是這座城市刻意的規劃:環著城牆根,就著沙丘起伏的走勢植樹造林、圈地造園。假若不是開封人的提醒,誰能設想這地貌形成,居然是一場慘烈戰事的遺存?
   信步在這北城外園林的汴人,忘卻歷史了嗎?數百年的歲月流逝,傷痕撫平,沒有理由責備忘卻。掩卷之餘,使我臆想古人依舊在天上淚濕青衫。
圍而不打 困城糧絕
   崇禎十五年(1642年)五月初二,在拿下歸德府(河南商丘),掃清開封外圍之後,大軍壓城。李自成至西城,屯閻李寨,羅汝才屯橫地鋪,兩營縱廣約十五里。
   「賊後隊俱到堤上,賊馬往來不斷,時有游騎下堤,將至城而旋。」此番三圍開封,農民軍圍而不打。其間農民軍在去城南數十里的朱仙鎮打援,趕走左良玉部,復回圍城。直到九月中旬水淹城沒,中間開封守軍實際上只有10天的「消停」。
   如果沒有初圍、二圍久攻不破後的「謹慎」,圍而不打絕不是農民軍的性子。三圍開封時,河南境內城邑已陷七八,多為農民軍掌控,軍事實力的天平無疑移往農民軍一方。李自成深知開封維城意堅,但久困無糧無援,必不攻自破。不料城內官民的意志,再次出乎他們的意料。
   吃飯的問題,一直困擾著守城軍民。
   濠外堤內的小麥將熟,兩方競相搶收。相遇時,「兵多賊即走,賊多兵亦趨避」,不日,城邊麥地盡收,僅存土堤邊麥地未收。
   到了五月二十六,開封五門俱開,放兵民出城打草、採野菜。兵士割草餵馬,民割草一擔,賣價二百文,後漲到三四百文一擔。野菜可食,每斤售價初五十文,後五百文。一連七日開封官民啟城門以自救。
   六月初四,官府從一名叫崔賣婆的婦女身上搜到金銀六錠,審訊後知道,此婦假採菜出城,密至闖王老營,言城中事,拿了賞銀返回。想必崔賣婆只是投巧,區區一婦女能出賣何等情報?崔氏被斬於市,從此官府禁絕婦女出城。
   最初城內還有糧食買賣,奸商乘機囤積居奇。南城名遇春之商人,以二斗糧一兩銀出價。恰值黃澍到南城巡訪,拿了遇春,臨刑前遇春央求道:「有麥八百石,願以贖命。」黃推官厲聲呵斥:「不要汝麥,只要汝頭。」斬首一奸商,抑制了麥價。不過到了是年六月後,「客糧已盡,民糧不賣,從此乏糧矣」。
   黃澍發銀,委社兵購買民糧。起初官家還算客氣,上門勸說,高價從百姓家中購糧,後來百姓也已基本斷糧,不肯出賣余存。官家的客氣變成了強霸,不斷有官家闖入民宅,翻箱倒櫃地收奪糧食。除周王府外,都不免此,到了八九月之交,民糧已經無餘可取,飢餓之困到了「人人相食」的絕境。

殺人充飢 弱中示強
   到了人人相食的地步,那情狀已非文字可述,怎麼渲染,文字都是平淡的。開封城死寂,多戶人家糧盡的時候,已經無力出戶走動,閉門等候死亡的降臨。光天化日之下,時有強壯者擄人至背處,殺掉割肉分食之。雖有民間告至官府,官府也已無力偵破。
   此時,守城官軍被許殺馬充餉,竟有將馬肉人肉相混,每斤賣價數兩,一馬可值千金。諺語有「賣狗懸羊」,戰時的開封居然有「賣人懸馬」、取不義之財這樣往史未見的罪惡絕例。
   弱民不能殺人食肉者該怎麼維持生存呢?只能吃幾乎一切不能吃的東西。如水草、膠泥、皮革、中藥,甚至新馬糞。讀到《守汴日誌》這一頁,人會猛一激靈,然後是一陣噁心。城裡多水坑淺溝,水中有一種小紅蟲,即今天我們拿來餵金魚的那種,在當年也被飢民撈取,拌蔥油炒食,名曰金魚子。有騎馬過來者,尾隨一群人,爭拾新馬糞,捧回炒成淡黃,用水吞嚥。先人的敘述令我無法想像,馬糞怎能入口?
   推官黃澍於九月初一那日,行至曹門,眼見一二人在城牆下,敲人骨吸髓,不忍目睹,旋走之。曹門至北門兵士,每天三四百地餓死,「夜則城頭寥寥,處處鬼叫」,錚錚也算漢子的黃澍面北長哭,遂寫下絕命詞三十首。汴城淪陷後著書《誓肌漫記》,只是失佚,今無從捧讀。正是這位黃推官,三圍時獨擎大旗於曹門,招得萬人於旗下結社,並在關帝廟以大銅罄盛酒,手刃雞血與汴梁豪傑遍飲起誓,結義勇大社。又是黃澍每每湊足一頓牛肉、大餅,大餐之後,屢屢出城與農民軍廝殺,居然次次小捷而歸。一次,曹門將官高祿領兵夜襲敵營,被對方砍斷雙手,眾兵把他抬回城上,黃推官一見,放聲痛哭,給麥一石,米五鬥,銀五十兩。
   且不說明庭的腐朽,只說開封,只說黃澍,若是無能,豈能固守孤城數月不破。可見今古事大抵都是「事在人為」。

河水灌城 開封覆滅
   歷史上只有秦國王賁久攻魏國大梁不下,始引水猛灌大梁三個月,城破,魏國滅,時在公元前225年。秦人像洪水一樣迅速滅掉六國,統一了中國。而1867年後,又是西來的秦人再次仗著大水灌城,把大梁舊地的開封城給徹底毀掉了。
   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九月十四夜,「河伯震怒,水聲遠聞」,黃河決口,翌日黎明,水至開封城下,「西南賊俱遠遁,東南賊溺死無算」。據史料所錄,李自成圍困開封城農民軍躲避不及,溺死一萬。九月十六開封守軍兩營兵抱土塞門,「水從隙入,勢不可扼」,「是日,南門先壞,北門衝開,至夜,曹門、東門相繼淪沒。一夜水聲如數萬鐘齊鳴」。九月十七黎明,「滿城俱成河漢」,只存鐘、鼓兩樓及周府紫金城屋脊、相國寺頂、延慶觀、土街等高阜處。時隔3年餘,也即由明到清的順治二年(1645年),河南巡撫寧承勛「由大河泛舟,直抵城下,城垣半在沙淤水浸之中」。20年過後(康熙元年),河南巡撫張自德、布政使徐化成始重建開封城。
   關於誰是決堤沒城的元凶?明清史料多譴責農民軍所為,而李自成大順王朝畢竟未能坐得江山,也未獲得話語權。白愚、李光壂說得也不很堅決,如白愚言:「黃河之水雖起寇禍,實值河水驟漲,是天也,非寇也。」
   時至今日我在開封發問,回答的更像反問:「現在更不好說啦,誰會知道呢?」行文至此,姑且把這樁懸案,糊塗懸將起來,再回到歷史文字的陳述裡。
   推官黃澍等被困水城之中,第一時間派家丁兩人,抱一木泛水北去,三晝夜始到土堤,時在河北監軍的王燮得黃澍手書,面南大哭不止,夜督20餘只大船,自乘小船從北門直入城內,與巡按高名衡、黃澍一起到紫金城上救周王,幾人見周王后抱頭痛哭,後以舟船將周王及眷屬五百號北渡而去。隨後王燮又促小船多艘,將聚集在城頭、屋頂、樹上的百姓漸次運抵河北。
   趁「水」打劫,似乎不可避免,一些惡兵姦民架舟泛行,窺有財物,乘四邊無人,將難民推入水中,殺人滅口。難民渡水者,間有攜帶財物,多被兵士搜奪劫取。民有呼告監軍王燮,王燮立即梟首示眾,以肅清道路,保障民眾。
   其實水沒開封時,城上尚有兵卒數千滯留。巡按及時運糧、厚賞,命令兵卒恪盡職守,守備不懈。數日後,農民軍也造得舟船或木筏,數千人登上西城,兩軍居然在城牆上交戰兩日,後因官軍勢弱力窮,登船北渡。
   登城農民軍逐漸增多,城牆地方窄小,軍力施展不開。監軍王燮決意再戰,九月二十六秘密發兵三千,潛登西城,農民軍鬆懈不備,多未攜帶兵器,忽遇官軍襲擊,被逼投水亡命。若白愚追述的數字不含水分,無疑官軍是一次少見的大捷:溺水死者數千,斬首級500餘顆,活捉62人,後押解到北岸柳園全部斬殺。
   關於開封城中戰死、餓死、溺死的數字,無人能說得準確,十之九亡是古人的概算。白愚說城內百萬之眾,後奉旨領賑者不足10萬;而今天開封人說:「城破後人還剩2.7萬,明末開封最多30萬人口。」數字不是總結一場戰爭的關鍵,或許最該知道的是那場戰爭終結後的歷史意義:開封城沒等於明王朝的終結。1644年舊曆三月十九中午,李自成從德勝門進入北京,京城脆弱得不堪一擊。天數也許在兩年前已經注定了,無論北京城牆本身多麼威嚴高碩。
   其實最好笑的是後來,京城的兵部尚書張縉彥1644年正月居然異想天開地提出派人去開封打撈沉銀。國庫實在拮据,崇禎聽說有銀可撈,敦促人火速去辦。又覺得名義不雅,即以汴城修復為名,去其積水,撈出沉銀,以助兵餉。並欣然批語:「其汴城撈費一事,宜專官密行。」這朝,不滅才出鬼哩!
   我不盡其暢的文字該束尾了。我曾經獨步開封北城牆,隔著女牆垛口向外看,對面沙丘結群信步的開封人的眉眼,我看得分明,我臆測崇禎年北城守備者也是這般能看清農民軍戰士的眉目鼻眼。
  他們彼此為何而戰?為何怒目相視、彼此殺戮?又有誰能真正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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