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士雨: 人性和黨性的對決

她,我的太太,出生在一個貧農的家庭,革命烈士後代。紅色的出身使她在成長中一帆風順。一年級加入了少先隊,二年級又是第一批戴上了紅小兵的袖章。15歲入團。18歲高中畢業回鄉後即加入了共產黨,一年後被提拔當上了村黨支部副書記。

在那個年代裡,她也曾毛主席語錄不離身,老三篇順背如流。

她真是一個好苗子,被列為培養對象,上級經常派人跟她談話,灌輸黨的那一套理論,培養她的黨性。她也聽話。黨的說教成為了她純真的信仰。為人處世總是把黨性放在第一位。在「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和「割資本主義尾巴」等運動中她都是排頭兵。

從入黨的時候起,她便沒有了自我,為了不把路走偏,她自己什麼都不敢想,什麼也不敢做,黨叫她幹什麼,她就幹什麼,自己從沒有分析過對與錯,也沒有感覺過錯,更沒有懷疑過錯,好像是一個機器人似的。堅信共產黨說的每一句話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對的。

說實在的,她從小確實很招人喜歡的,也比較懂事又仁義守本分,街坊四鄰以至全村的鄉親們無人不誇。

本來如果不入黨不當幹部,她也許永遠會給鄉親們留下一個完美的印象。可是入了黨當了幹部以後,一些事情就由不得自己了,就像著了什麼魔。好端端的一個大姑娘,原來的靦腆溫柔都扔到爪窪國去了,變成了一個不講情面唯黨是命的二愣子。

有幾件事使她現在一提起來就感到愧疚。可是在畸形的社會裏,黨性一定戰勝人性,這永遠是不可改變的結局。

在當年人民公社體制下,一個村子為一個生產大隊,以下分成各個生產隊。那時農民的生活極端困苦。從生產隊分得的糧食遠遠不夠,家家都是用野菜和樹葉與糧食搭配在一起才能勉強度日。

村裡的一名鄉親,在生產隊負責餵豬。家裡經常揭不開鍋,上頓不接下頓。有人舉報他在餵豬時時常用瓢子偷喝豬食,把他告到了大隊裡。

她說她很清楚這個人家裡窮的叮噹響。人不是在極端飢餓時有誰會做出這樣的事情?那麼大年歲的人真夠可憐的。就是她自己不也是經常挨餓嗎?這樣的事情也應該理解呀。這時當她人性的一面出來的時候,馬上就又警覺起來。不行!豬食是社會主義的,作為一名黨員,必須堅定的捍衛社會主義。她就大會小會點名批評他,在村裡的大喇叭裡廣播他,召開群眾大會鬥爭他,社會主義豬嘴資本主義人嘴的胡亂上綱上線。對那些在飢餓中掙扎的善良的鄉親,她表現得很超脫,很革命。

糧食不夠吃,錢就更難了。辛辛苦苦的幹了一年,年終結算時工分還不抵口糧錢。除了在生產隊上工以外不允許做別的事情,一買一賣就是投機倒把罪。有時鄉親們也偷偷摸摸的種點兒什麼去賣錢,但是如果被發現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名是跑不了的。有時膽子大一點兒成份也好的就敢冒一把險。就像她三嬸家,那年春天就偷偷摸摸的在自家房後弄了一個小白薯炕,準備育一些白薯秧子苗賣幾個錢。結果被發現後,她就領著幾個黨員毫不留情的給扒了。

回來後她自己心裏又很難受,覺得過意不去。三嬸自家的院子自己辛勤勞動,礙著誰了?管那些事幹什麼?想起來小時候經常吃三嬸家的飯呢,多對不起三嬸啊。可這個念頭一冒出立刻又被打了下去。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如果礙於親情,如果容忍資本主義氾濫,就是對共產黨的犯罪。哪個大哪個小,在大是大非面前可不能犯原則性的錯誤啊。

本來很和睦的叔叔侄女關係,兩個血緣關係很近的家庭,從此變得疏遠。

她的心已經被扭曲了,每次的較量最終都是黨性戰勝人性。離鄉親們越來越遠……那段歷史在她的心靈深處留下了抹不掉的陰影。

後來她走出了山溝上了大學,讀的書多了,對社會少了一分盲從,對人生多了一分理性的思考。人性在她心裏有了一定程度的復甦。她大學畢業後留在了城裡,在一所學校裡擔任教學工作,後又擔任一段時期的學生科黨支部書記。

98年長江洪水氾濫成災,組織軍隊抗洪。她在參加局裡黨校學習時,黨校把部隊的抗洪事跡作為學習的教材播放。當她看到波濤洶湧的畫面,一個接一個和自己學生年齡相彷的年輕士兵縱身跳入激流被捲走而失去生命時,心裏感到揪心的難受。身為母親的她一想到如果他們是自己的學生是自己的孩子……,她不敢想下去。

在談感想的討論中,她隨便說了幾句:「眼看著激流湍急,汽車都被沖走了,人跳下去明明是沒有用的,只能是白白送死。這不是沒有人性嘛」。這時她受到了輔導員嚴厲的批評,「共產黨不能講人性,只能講黨性,黨讓你跳你就必須服從」。

當時的社會背景是大批工人下崗,工廠發不出工資,退休金長期拖欠。社會矛盾日益尖銳。黨中央為了轉移公眾視線,重新樹立黨的偉光正形象,迫切需要製造出一批英雄來,來緩解社會矛盾。這場洪水氾濫來的正是時機。士兵的死是形勢的需要,是塑造黨的形象的需要

再有一件事。六四那一年,她作為學校裡推薦的市級優秀教師和模範黨員的材料已經上報到市裡,應該說是沒有問題了。在這以前她已經連續兩年獲得了這一稱號。

可是在六四後七一前的某一天,市裡派人來學校召開座談會,讓大家談對六四的看法。座談會上她並沒有提到任何敏感字眼,只是說「我們市長呼籲保持人心穩定,保證市場供應,保障人民的生活,讓人們更容易理解」之類的話。她自己並沒有感覺到說的話有什麼直接的表露,儘管她對六四共產黨沒有人性的屠殺學生的鎮壓確實有她自己的看法。

後來市裡開表彰大會,市級優秀教師卻沒有她的名字,誰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直到這件事過去了很久,已經升任為局黨委書記的原學校黨委書記才向她說明她的名字被拿下了,是因為她反對六四時軍隊進城,對六四事件態度不明朗,黨性不強的緣故。實在是委屈,他們是怎麼得出這個結論的? 她想起了那次座談會上自己說過的話,一定是此原因無疑了。

在那個社會裏,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人性永遠是服從於黨性的,黨性是絕對不可被懷疑和挑戰的,這是對共產黨員的基本要求。黨性永遠高於人性,高於理性,高於良知,高於道德,高於親情。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在人性與黨性的較量中,人性是必敗無疑的。否則,你就達不到其標準,你就無法在那個環境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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