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圈為戰劃地為牢 中國人為什麼愛「窩裡斗」?

　　都說中國人窩裡鬥，柏楊先生當年給國人頭上加上「醜陋」兩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人的這種特別能戰鬥的習性。其實，更早一點，在中國走向現代世界之初，我們的志士仁人也經常為國人的這種習性而懊惱頹喪，因此而出家做和尚的不知凡幾。

　　窩裡斗多半是因為派系。孔夫子說，君子群而不黨。這裡所謂的黨是指阿黨，以私利結合的一夥凡是有人群的地方，總是能找到一個個的小圈子，說話、做事，往往以小圈子為依據，想不鬥都難。

　　中國人祖祖輩輩活在鄉村世界。在這個世界，每個人都處在一個個如洋蔥頭結構的圈圈裡，圈圈有核心有邊緣，每個人位置不同，說話的份量各異，多數人注定是要別人替他們說話的。不過，洋蔥頭裡的每個人有一點是絕對一樣的，那就是對圈子的依賴。

　　當人們還生活在農村的時候，由於家庭既是生產單位，又是生活單位，鄉村裡的公共生活，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參與，但畢竟有人替他們說話，人們生活的各個環節基本上包在家庭和家族的圈子裡。可是一旦離開了鄉村，脫離了原來的生活環境，家庭的圈子不再能包住人們的活動，原來公共生活的情景無法再現，難免手足無措，於是複製類似的圈子，江湖上的結拜，行會裡的師徒等等都屬此類。

　　進入現代之後，城裡的人似乎離中世紀很遠了，離農村也很遠了，但活動在潛意識裡的暗流，卻跟從前沒有什麼區別。

　　人們不拜把子磕頭了，但不靠上個小圈子心裏就不塌實，沒有辦法寄託自己的情感，甚至沒法子給自己找樂。小圈子無形中成了家庭和家族結構的替代品，難免在行動中以小圈子為依托，動機和衝動，是非和曲直，全以小圈子為準。如果說過去的中國人，家庭具有價值觀的意義，那麼，現在的小圈子，也有半個價值觀的份量。

　　古代中國的鄉村，雖然不能說沒有公共生活，但在洋蔥頭的結構中，不可能是人人參與公共生活。洋蔥頭的核心人物鄉紳和精英才可以參與議事，而且說話的份量各有不同，其他人只有德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所謂的labor(勞動)而沒有action(行動)的份，實際上沒有真正的公共生活。

　　而在那個時代在鄉村以外的生活場景，是一種非穩態的情景，屬於無法用「禮」來約束和安排的生活情景，城市(包括集市)和江湖難分彼此，相互滲透，從來沒有形成穩定的市民社會。在一般老百姓眼裡，商人已經不算是好人，而車、船、店、腳、牙，則跟黑社會沒有多少的差別了(俗諺：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因此，在農村社會以外，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生活。

　　進入近代以後，在西方的介入下，中國的沿海都市總算有了市民社會的雛形，但建國後的社會主義改造，又將每個人都變成了單位人。一個個獨立的單位，儘管處在非農村的場景裡，但至少在外觀上很像是鄉村。在其中的人，也像農村人一樣，彼此沒有隱私空間，可以嘰嘰喳喳，但是跟過去的農村生活截然不同的是，所有的資源都掌握在單位領導手上，人的行動，不再以家庭為基本單元，更重要的是，單位沒有了過去農村的公共空間，每個人都垂直與領導發生聯繫，沒有過任何一種公共生活的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爭取到更多的資源，每個人都會追求跟領導或者跟領導關係密切的人，套上某種關係，地緣、親緣、業緣等等都成了現成的工具，而各個領導間的分化，則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派系。實際上看起來派系間的爭鬥往往是無原則的，甚至像是鄉下婦女間莫名其妙的鬧劇，但事實上都有其利益爭奪的背景，比如，高校資深教授之間，近乎你死我活的派系鬥爭，最早大多起源於建國後第一次職稱評定。

　　在今天，即使是最通西方政治學的中國學者，也沒有過過真正的公共生活，不習慣妥協，不會求同存異，不自覺地追求零和博弈，在學術討論中，沒有fair play的風度，沒有弄清問題的預設，甚至想把對方批倒批臭，再踏上一隻腳，幫腔是自己人，批評者必是敵人，其實，我們一直陷在祖先傳下的圈子裡而不自知，劃圈為戰，也劃圈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