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一九八O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九八八年出獄，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因心臟病逝世。
陳怕達七萬字《我向黨和特別法庭的交代》
一九八O年四月七日，陳伯達向中共中央和特別法庭遞交了一份題為《我向黨和特別法庭的交代》的陳述書，長達七萬六千多字。
陳伯達在該陳述書中，對其被指控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反革命活動罪狀以及自己屬於林彪反革命集團等，予以全盤否認和推倒。但，他承認自己作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領導成員，對其造成的破壞、摧毀，是有罪的，是「嚴重罪行」並坦承自己是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緊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執行的，並聲稱自己是毛澤東和林彪二人政治鬥爭中的替罪羔羊。
以下是該檔案的摘錄。
六五年林彪已知毛要搞文革
「一九六五年國慶節前夕，林彪問我：是不是看到一股政治急風暴雨的到臨？主席要從北京市委突破。這場鬥爭可能要二、三年。主席立下了決戰狀。我問：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決議？林彪說：這是皇旨密令。」
文革初期的周恩來
「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林彪家，總理也在。林彪問總理：『這場政治風暴要燒到哪一級？』總理說：『局勢還不明朗。彭、羅、陸、楊的問題，還是人民內部問題，批判從嚴，處理從寬。』林彪講了他對主席的理解，說：『一場鬥爭是對準劉、鄧，還要燒一下總理。』總理聽後說：『要相信黨中央，要接受考驗。』，接著又不斷地說：『鬥爭、鬥爭，哪一天能少些鬥爭！』」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的人事部署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日，毛澤東找我談話，要我到鬥爭第一線挂帥，後來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我對主席說：『（我有）自知之明，擔心會辜負主席的期望，還是任組員合適。』主席講：『主席、總理、總書記都會不一條心，秘書還會不一心！』我對這場運動不理解，而且吃不透主席的下一步。到八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我感到有個政治上的解脫。」
「一九六六年八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根據主席提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十一名常委名單，是主席、林彪、總理和我四人擬的，有過討論。總理、林彪提出：劉少奇、鄧小平、陳雲、朱德還留在常委。主席講：『留著挂個名，問題還好解決。』全會上沒有選副主席，是主席在一篇文件上作了批示：『副主席還是要，提議林。如無反對，照辦。』」
文革中毛周的關係
「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後，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請了總理、林彪、康生、謝富治和我，討論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久。總理講了經濟停滯、社會無政府主義、大批幹部被打倒等問題。主席聽著，有時用鉛筆記著。林彪講：同意總理意見。要發展經濟，發展國防，整肅社會派別、山頭。我也講了：毛主席革命路線已經取得徹底勝利，要發展經濟，團結大多數。主席怕（文革）結束，他講：『斗批改還剛起步，鬥爭還有反覆，徹底勝利！還要不要革命？看來，今天我又是少數。』康生、謝富治當即表態，站在主席一邊。當時氣氛很沉悶。總理說：『我對主席的教導、對主席思想的學習、領會還是很差，要很認真總結、檢討，否則，在工作上會犯大錯誤，還迷惑著。』主席講：『總理，檢討不要勉強。黨內有不同觀點、有不同立場，我不驚奇。』他說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訂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事後，總理見了林彪，也打了電話給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檢查，緩和政治局常委內部的氣氛。為此，林彪給我打了電話，表示理解總理善意，顧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聽不得一點不同意見，比斯大林更專制，國家會有災難降臨。」
毛最早提出設國家主席
「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廬山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我是會議籌備組五名領導成員之一（按：五名成員是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紀登奎），會前接通知到杭州，向主席匯報籌備情況。主席說：『不要拘束一個主題，放開些。』主席問：『副統帥（林彪）看，怎樣安排？有同志提議當國家主席，是名正言順。』當時，總理、康生、謝富治、紀登奎和汪東興在座，都說：『聽主席的。』主席說：『我要聽各位的。伯達，你的意見呢？』我沉思一下，提出：『主席健康，還是主席當。』主席說：『我還健康，主席就不當了，考慮他人好。』總理、康生、謝富治都表示：完全理解主席精神。主席對總理作了示意，總理說：『按主席指示辦。』主席、總理等人的眼光都等著我表態。我說：『林彪同志是主席的親密戰友，憲法上已經寫了。國家主席由林副統帥當，是最合適的。』在黨內解釋時，其他同志都沒表示不同意見，還說：『董老（指董必武副主席）代主席三年多了，是該有個決定。』」
陳伯達的失寵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八日，主席通知我去談話。主席問：『我的理論家、天才，天才究竟是頌揚我潤之，還是副統帥？你和我三十多年，轉得很快，過去跟那個主席（按：指劉少奇），今天又跟那個新主席，明天還跟誰？我還沒死，你們已在搞陰謀。除我身邊的人（按：指江青、張春橋之流），架空我。』我急著申辯，解釋從沒搞陰謀，都是按主席指示辦的。主席下令：『你回去休息去！』於是我被警衛員帶走，第二天被送返北京關押。
陳伯達「伴君如伴虎」的下場
「一九七O年十月三日，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代表毛主席和中央找我談話，傳達毛主席要我邊養身體，邊看書學習，有什麼要求可以提出來，政治、國事不用再操心。我開始了不知罪名的監禁生涯。」
「一九七O年十二月五日，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代表中央找我談話，說我給主席的信已收到，要我作為老黨員不能計較個人得失。對我的處置，是黨和革命工作的決定。中央會考慮讓我做些黨史整理工作，不作組織結論。我不想申辯，知道申辯也是無結果的。」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初，汪東興和二名中央專案組成員，連續二個多月，找我交待和林彪、葉群及其他人的往來、議論（包括平日談話，林彪、葉群和其他人的往來、議論、傳說）又拿出我已清楚向組織澄清的履歷，作為揭發林彪、葉群將功折罪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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