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太監變法

提及宦官專權，歷史記載必定稱之為「亂政」，人們更將其與為非作歹、禍國殃民聯繫起來，其實這是一種儒家正統觀點的思維，並非一種必然。通常而言，宦官的權勢完全來自君王的寵幸，放得出也收得回，且歷代宦官多來自民間底層，或因生活所迫，或走投無路，或嚮往宮廷而自願進宮的，通常學識淺薄、無甚大志，幹不出太禍國殃民的事來。而明代宦官專權之所以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一方面源於宦官外臣之間激烈的權力鬥爭，另一方面則在於道德崩潰，士風萎靡，世風日下，奴性抬頭。如《明史》所言：「明代閹宦之禍酷矣，然非諸黨人附麗之，羽翼之，張其勢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崇禎也這樣嘆息過：「忠賢不過一人耳，外廷諸臣附之，遂至於此，其罪何可勝誅！」

明代權力臻極的太監，除天啟時的魏忠賢之外，另一個就算正德時劉瑾了。劉瑾，陝西興平人。「本談氏子，依中官劉姓者以進，冒其姓。孝宗時，坐法當死，得免。已，得侍武宗東宮。」（《明史列傳192》）武宗即位之後，原來在東宮伺候的太監都「以舊恩得幸」，時稱「八虎」，劉瑾即為「八虎」之首。劉瑾原是市井混混出身，在宮裡「日進鷹犬、歌舞、角抵之戲，導帝微行。帝大歡樂之，漸信用瑾，進內官監，總督團營。」

得志後的劉瑾最後做到了司禮監的秉筆太監，這本來是秘書腳色，權力可大可小，視皇帝勤政或倦政與否。偏偏武宗耽於玩樂，怠於政事。劉謹剛開始也不敢擅專，但每有請示，「武宗輒叱曰『吾安用爾為？而一煩朕！』自是不復奏，事無大小，任意裁斷，悉傳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三》)武宗則樂的清閑，搬出皇宮，在西華門建造所謂「豹房」，通宵達旦地尋歡作樂，劉謹得以代替皇帝硃筆票旨而取得大權。當時內外章奏，主管官員「先具紅揭投謹，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白本是送給武宗看的，這只是履行一個程式、決定權全由劉。因此，內閣撰敕，或「逆探理意為之」，或「至理處請明，然後下筆」，（《明史 列傳192》）最後，劉索性拿回去「自於私宅擬行」，儼然如民間所諷的「立」皇帝。

劉謹並非無能之輩，也未曾將國事當作兒戲。史載，劉謹將奏章帶回私第後，都與他的妹婿禮部司務孫聰及華亭蘇盼拿嶸塘坎尉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