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潔華:記上海高校「暗殺毛主席小集團」案

一九六八年春天,正在文革浩劫中的中國大地上,又開始了一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上海各高校的造反派立即行動,在青年學生中尋找「階級敵人」,併進行非法隔離審查和批判鬥爭,「罪行嚴重」的送公檢法拘押。由於採用了嚴刑逼供,因此冤錯假案層出不窮。我就親身經歷了一樁荒唐不堪,結果卻是無比悲慘的假案。

飛來橫禍

當時,我是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系六九級的學生,對這場「毛主席親手點燃的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因此游離於運動之外,從不參與任何造反活動,是個道地的消遙派,閑著便和幾個市西中學的老同學打橋牌。不幸,災難還是降臨到了我們這些很聽話、非常遵紀守法的學生頭上。

一九六八年四月,我們中的吳正(上海科技大學物理系學生),王汝仁(同濟大學城市建築系學生),朱中震(同濟大學城市建築系學生),蔡濟亮(上海第一醫學院公共衛生系學生)先後被隔離審查。我和費叔子(同濟大學地質系學生)尚未隔離,我倆碰了幾次頭,實在不明白他們出了什麼問題。一九六八年五月底,我和費叔子也遭隔離審查。幾天後,第一醫學院造反派將我和蔡濟亮押送同濟大學,受三校(同濟、一醫、科大)聯合的「二一一專案組」審查。

為什麼叫「二一一專案組」呢?是因為王汝仁發起,我們這群消遙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正月初三),每人帶一個菜,在他家裡聚餐。那天共有十餘人參加,坐滿了一個大圓桌。由此,專案組認定從那天起我們就形成了一個「有組織、有綱領、有行動的反革命小集團」。

刑訊逼供

六月四日,我被轉移到同濟大學的當晚,「二一一專案組」就在一個實驗室裡對我進行非法審訊。由於是三校聯合專案組,因此審問我的人很多,少說也有二十多個。我的專案組負責人是我同班同學王國民。他後來成了張春橋的大女婿。現任上海復旦大學醫學院副院長,上海中山醫院副院長。


審訊開始前,他們先叫我除掉眼鏡,以免我看清楚他們的面目,然後就要我老實交代「反革命罪行」,還反覆要我讀《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由於我實在沒有什麼「罪行」可交代,專案組人員就顯得越來越不耐煩了,有人開始打我耳光,他們不是用手掌打,而是用拳頭打,打得我鼻血直流,地上很快就積起了一灘血。他們見我仍拒絕交代,幾個身強力壯的打手就將我按在地上,用掃帚柄猛擊我的臀部,沒打個幾下,掃帚柄就折斷了。後來,打手們將塑料電線編成了打不斷的鞭子,行刑者每打一鞭,我即慘叫一聲,像觸電般在地上翻滾,……我的臀部很快便腫得像一塊石頭,痛徹心肺。

打手們打累了,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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