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爸為什麼沒入黨
我爸十幾歲的時候長的很秀氣,因此四十年代共產黨在他們村裡徵兵抓壯丁時就自然讓他漏網了。我們為此常嘲笑他沒有男子氣概。他們村徵兵入伍程式很有意思:黨組織把所有16歲以上的年輕人都召集到村公所,讓他們都坐在火炕上,火炕就是:北方特有的燒火做飯的磚爐子,其煙囪要穿過用磚頭和泥巴砌成的「大床」,燒柴或燒煤冒出的火苗和煙就順著穿過「大炕」的煙囪出到屋外,火爐燒得越旺,「大床」就越熱。年輕人剛坐在炕上時,都很坦然,一會兒,就熱得脫衣服了,最後「大床」真燙得人坐不住了,可憐的年輕人陸續從「大火床」上跳下來了。按當時的規定:凡跳下來的就表明是自願當兵上前線的。這樣黨組織便成功完成了徵兵任務。他的那些「壯丁」夥伴大多都成了有去無回的炮灰……自那以後,我爸就有點認清了黨的原始面目,自然他也沒有成為那黨組織的一員,因為他說他從沒有表現出「積極向黨組織靠攏」的熱情。
我童年時期入不了「紅小兵」,中學期間入不了「共青團」,上大學、進入社會入不了「共產黨」,是因為我人緣不好, 老是不會說別人愛聽的話。因此少先隊長、團委書記都不愛搭理我,也不找我做政治思想工作。
大學快畢業時,我同舍的同窗,她是班上的黨支部書記,問我想不想入黨,這樣畢業分配有望分配到北京。我說:「我可否不對著黨旗宣誓入黨?」她老姐嘲笑我說:「你幹嗎那麼當真?宣誓宣誓能把你怎麼了?入黨才能使你前途無量!」我覺得舉手對一塊血紅的布,說自己心裏覺得很噁心的話實在太寒磣自己,便沒有被她發展成黨員。當然,我畢業被分配到了春風不過的玉門關。我的同窗如願以償被分配到了首都北京。
我被分配到遙遠的大西北,對我們全家精神打擊很大,因為在80年代初期,我國的戶籍管理很嚴格,調換工作以及變換工作地點是特別特別困難的。如果家族裡沒有點官位或有大量鈔票打通關節,那人可能就永遠呆在那裡了。
我爸和我都沒有從共產黨那裡撈到好處。 所以,黨員說我「傻帽」,基督徒說我是「神喜悅的」,法輪功說我是「超凡脫俗」,佛教徒講我是「有慧根」。
註:在文革期間加入「紅小兵」、加入「共青團」是每個學生都很嚮往的榮譽,也是很光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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