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指責哈佛大學二戰前助長納粹

奧克拉哈馬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教授史蒂芬諾務德(Stephen H. Norwood)說哈佛大學的行政官員歡迎一位希特勒的親信參與校友會，並主持了一場針對德國海軍軍官的歡迎會，並且派遣一位代表到德國的大學參加慶祝會，而這所德國的大學當時驅逐猶太人。

他說到：「哈佛大學」這一所美國最知名的大學，這對美國政府當局，校友或學生領袖們而言都是一項恥辱，在納粹德國針對猶太族裔進行的無數起確實的迫害案例中，在那樣的關鍵時刻對整個公眾輿論具有影響力的學術地位上，卻遺留下對猶太族裔極需西方社會援救而奮力爭取認同所給予的漠視。

諾務德撰寫了一本有關美國各大學院校對納粹份子的回應。他在波士頓大學Elie Wiesel中心對猶太文化研究課程的紀念研討會擔任主談人。

他說「在其他大學院校掙扎如何應對納粹份子的問題時，哈佛大學有其社會責任去做引導。」

諾務德教授批評哈佛大學前校長Conant的錯誤在於漠視了其在1933至1937年間的無數次表態的機會。在當時被廣泛報導猶太族裔被納粹政權在校園施行隔離，在街頭被毆打，在大學裡被整肅，在商業交易中被抵制。之後，整個歐洲數以百萬計的猶太人們被納粹份子屠殺。

諾務德的研究焦點放在一個納粹黨外籍領導Ernst Hanfstaeng，一個哈佛大學的畢業生，他在1934年25屆校友會時參訪哈佛大學校園，發表演說抵制猶太族裔。諾務德說：「Conant可以很輕易地廢止這項參訪但他並沒有這樣做。」

哈佛大學就諾務德所發表的聲明提出駁斥，並強調他們缺乏當時的有關資料。在哈佛大學的聲明中提到Conant有具體的行動以撇清他並未支持納粹份子。哈佛大學表示：「Conant在一次校友會的歡迎隊伍中，對Hanfstaengl予以冷淡回應，並且要求寬容那些在校園中舉行反對納粹份子抗議而被捕的學生們。」

之後，根據Conant本人在1970年的自傳，Conant曾兩次拒絕Hanfstaengl試圖對哈佛大學的捐款。

諾務德說Conant曾對納粹Karlsruhe軍艦在1934年到訪哈佛大學校園表示歡迎之意。他說：「一支學生組成的隊伍，貼身護送Karlsruhe艦的全體船員到達哈佛大學校園，並且在Lowell House的招待所接待這些納粹份子。」

但哈佛大學表示那次對Karlsruhe鑒的軍校學員招待的學生或教授均屬個人的行為，就哈佛大學學校本身或校長而言並非一項正式的邀請。此外，哈佛大學宣稱，學生們抵制那次的邀宴，邀宴當天並有一名哈佛大學學生因散發反希特勒納粹主義的傳單而被拘捕。

兩年之後，Conant派員參加德國海德堡大學的週年校慶。在該學校全體猶太裔的教職員及學生被整肅，並且在整肅猶太裔的頭頭中有著名的納粹德國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Dr．Joseph Goebbels)及希特勒的黨軍頭子希姆勒(Heinrich Himmler)。威廉學院和所有英國的大學校長們，與哈佛大學當時的校長Conant在態度上有迥然不同處理，他們婉謝了出席Heidelberg 大學的這次週年校慶的邀約。

但根據哈佛大學的說法，Conant的反應積極，並且斷然決定派發公文書及派員參與。哈佛大學解釋關於那次出席Heidelberg 大學週年校慶的邀約是：「並非支持納粹黨，但為維護眾所周知的哈佛大學歷史上的學術權威與保持學界之間的交流開放。」

Conant在他的自傳中寫到：「我們權衡了利弊並且對Heidelberg 大學發文與派員致意。這個公開的宣告招來了暴雨般的辱罵。」

諾務德也批評哈佛大學校刊《腥紅報》(Crimson)鼓吹與納粹德國持續的關係。

《腥紅報》(Crimson)現任主編-Elisabeth Theodore是週日波士頓大學這次紀念會的出席者之一，他說1930年當時的《腥紅報》(Crimson)編輯群的意見未必能代表整個哈佛大學學生群體。

哈佛大學校長-Lawrence也接到了參加週日研討會的邀請，但他沒有出席亦未對此會作出回應。

(大紀元記者詹鈞翔，徐豐喜編譯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