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豐：就中共四中全會的聲明

我們是期待胡溫，並給他們留下助跑所必須的餘地。這是鑒於這兩個人加上吳邦國，從在政壇上露臉以來其表現有別於江澤民那幫流氓，在他們獨立的執掌權力後是不是有掃蕩野蠻慘忍、虛浮糜爛風氣的決心，需要一個觀察的時間。

雖然胡錦濤為其黨提出的新路線----「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偏離中國現階段社會矛盾的本質----現階段中國社會的矛盾是共產黨不具有合法性----因為合法非法說的是主觀道理在對事物本性的把握上是否為真----轉到社會聯繫就是政權必須出於民。

而共產黨之統治中國，這個關係不是通過對法理的證明來實現的，而是用武力造成的。在造成後又沒有及時地還政於民，它之所以不能及時還政於民，是因為它做為一個主觀理念是寄存在一個非法概念上----即它的最高理念「共產」不能被還原進客觀世界，主觀理念具有客觀性就是合法性。

至此，我們對合法性的探討也就達到了它的根底----
合法性就是追問主觀理念是不是能還原進客觀世界。
一切具有生命力的政黨其名稱必然不含矛盾，必須能被還原進客觀世界。

共產做為一個道理屬之主觀世界，但它要加之的人卻是客觀事實，所以----
只有做為理念的「共產」具不具有合法性，不存在人具不具有合法性這個問題。

用來指導人類生存的原則必須與人的物質性質相一致。因為----
人不是為了合共產主義之法才成為人的，一切主義卻都是為服務於人的存在才被人想出來的。----服務於人的存在當然就必須與人的性質相一致。

這就是還原，並有效地歸進了客觀世界，而不含矛盾。
共產黨卻反其道而行之，它先驗地賦予「共產」以最高的法力標準，讓先天的人去服從後天的原則，如果先天的東西可服從後天原則還叫先天嗎？共產主義正好顛倒了物質與精神間的聯繫。

主觀道理能在客觀世界站住腳就是合法，否則它非在實踐上造成災難不可。因此說胡錦濤這一思想並不是對中國社會現實矛盾的客觀反映。他提出「提高執政能力建設」是錯命題，但我們應對他們的身處其境有所體察----他們是深陷在一個異化到荒誕地步、不著邊際的信仰背景裡，誠實已是共產主義理念所絕對不能容納的，那怕是對它的領袖，也決不寬容。胡錦濤用「提高執政能力建設」來處理因共產這理念的非法所引發的社會危機就有可予理解之處。他想解決的正是共產的理性非法性所引起的社會危機，他這樣做能指向某些危機事項，但不能指向到底付麼地方非法這個根源。我們在理性批判的原則上決不妥脅，但不是在實踐上不近情理，所以暫時停止對起義的呼籲。如同我們已對胡錦濤發表的那些看法：從他的個性人品上看他不是江澤民那班流氓，但他行事風格的神密低調也不是出神入化的藝術，而是缺泛遠見卓識，我們就不能放棄批判，我們最希望的是他的理性能被激活，從慣性的胡錦濤轉變成一個從認識出發的胡錦濤。

因為誰來做國家的元首對我們來說都一樣，反正不會是我們，但一個理性健全的胡錦濤與平庸的胡錦濤對中華民族的功效不一樣。從實現民主出發胡錦濤若能開明起來遠比從在野人群裡脫穎出一個新領袖來得合算，最少犧牲。

問題的癥結不在敵對勢力有無此胸此襟，而在於一個先驗風格的胡錦濤能不能變成認識風格的胡錦濤。只有從認識出發才能明白：人之中，哪有什麼敵人，哪來的敵對分子？所以我們還是要對之做嚴肅的鬥爭，誠懇的批判。

「提高執政能力」只是個善良願望，卻不是對道理真假的求證。「共產」二字所揭示的卻是一個道理，這道理內部的各局部相不相容，矛盾不矛盾卻只有證明才能獲得。願望再善也不能替代了對它的求證，理性的卓見才是救國必須的。

出發的角度一旦偏離，你怎麼竭誠地去努力也還都是枉然！

從「能力」所造成的結果來考察，它是可以包含任何原因，由於理念非法造成的惡果也可以做能力優劣的解釋。問題出在能力必須歸屬到一個主體----對「提高執政能力」的檢討是反射不到這個主語----共產黨身上的。語法學說了：主語主宰謂語、謂語從屬主語，謂語是從主語裡派生出來的，怎麼去檢討執政能力都反觀不到主語----共產黨。即使這樣，我們還是抱有期待，這期待是建立在實踐對存在的依靠上的，實踐的新矛盾能教導他。使他順著新矛盾去探尋那造成的原因。他應明白----

被提高的是執政能力，這命題在形成上就已把共產黨這個概念是否合法（含不含矛盾）排斥在檢討之外了，它不可能被後續的檢討進程所面對。在這裡，人只有檢討能力強弱優劣的機會，沒有對共產是否合法做分析的機會。

無論求證什麼東西的合法性，都得把被求證的事物當成認識對象----單純的「黨」沒有不合法這回事，因為任何實際的「政黨」都不是因為它是一個黨，而是組織這個所使用的理念----宗旨，黨相對於理念在關係上是先驗的。合不合法由人的意志所造成----意志就是黨的理念。所以說政黨的合法性並不來於路線、方針、政策、行為。而只來於它的名稱----是否具有客觀性。所以在胡錦濤想用「提高共產黨的執政能力」來解決它的合法性的努力之始我們就發出至誠的告戒：----此路不通！

我們的忠告是：他從此時此刻就應有見機行事，隨時準備宰掉「共產」的心理準備，他不能墨守救黨這個成規，是挽救組成他的黨的那些人，還是挽救「共產」這個虛名？----沸水和冰球不可兼得，既保黨名又保人的兩全其美是沒有的。「兩全」的後果只能是雞也死蛋也碎。

忠告胡錦濤應在救人與救「名」（共產）之間只有所選項。

第二點闡明「實踐證明中國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是一句錯話
從句型上說這是一個判斷，但判斷句是基於認識，但實際上他表達的卻是個意志，他把祈施句寫成了判斷。這裡不只反映出他所堅持的立場，他這樣說話還揭示了他理性的含混，連什麼是認識什麼是意志都還區別不清。他常常用認識句來說些非認識的話，用判斷句來表達意志，對他的言論做收集，這種在邏輯上不論不類句子比比皆是。真像朱學諷剌他「政治輔導員」那樣。「政治輔導員」的腔調，就像街道裡弄的小腳游擊隊們，做的是「政治思想工作」，卻既不知什麼是政治，也不知什麼是思想，更不知自己到底做了些什麼，發生了什麼效用？所有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靈魂工程師們都說同一套話。

比如「要相信組織嘛」，可這個「組織」是什麼？它有什麼值得應該相信的可靠性？從來沒進入過他們的大腦。「樹立遠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可這「共產」到底是什麼？多長多寬多高，多少度？有多遠、多大？是好吃還是好喝？你摸過它，見過它？做思想工作的指導員、政委們是從來沒去想想的，就像那劉胡蘭斷沒斷奶還不知道，哪來的信仰，哪來的偉大？還是少年的劉湖蘭能做共產黨員這個事實的本身就是共產黨的犯罪。人為什麼就得拿眼下的犧牲去祭奠這「遠大」目標？要知道這「遠」和「大」是人人都能切實經驗的，但必須基於對對象，可共產」這個對象怎麼去經驗呢？共產主義到底有多遠多大？誰也不知道----誰都不能發現它矛盾不矛盾，原因是「共產」什麼也不是，什麼也沒有，經驗它個鳥！再說人的生命也不是能分出將來與眼下的，都是客體，憑什麼就得為將來犧牲眼下？

還有一句「以黨性來擔保」，活蹦亂跳的人為什麼不用自己的人性----誠實，而非得用黨性來擔保呢？是不是說人性太小了擔保不下？黨性大，它在哪裡？是毛澤東證明過還是江澤東證明過？把人性弄哪裡去？人就是人，是人能把自己的性扔了，能扔了自己的性的東西根本就不是東西，黨性根本就不是東西！人永遠是人，人怎麼會有非人性的黨性呢？扯蛋呀！胡錦濤先生！

做思想工作的人自己不知自己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不能像說「我渴了」那樣是指出一個讓人足以體驗到的事實，感覺到它。那些煞有介事地做思想工作的人竟也誤認為自己說出一些道理，事實上理在哪裡？從來就沒進入過他們的感知。比如：組織、黨、黨性、共產、理想、遠大……凡是由共產主義這個意識形態所派生出來的，全部都是些不能實際經驗的胡話。組成這些話的主要概念對言論者統統都是先驗的，即不懂的。不懂還不知道不懂。

在胡錦濤還跟在江譯民屁股後仰其鼻息時，在不得不說幾句的應景講話裡，他曾說「江總書記的話高屋建瓴，內含豐富，思想深刻，論述精闢」，他在說時只想到拍，拍的讓江舒坦，好叫老江不疑心自己，順著竿子往上舔就是，就全然不顧這些話各成分間是否有相同的，是否有共同外延。其實----那能夠高層建瓴的就是思想；而話所含的還是思想；能夠深刻的又是思想，他一句話就犯兩個邏輯重複，自己卻不知道，他又怎麼能知道「決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含了多少矛盾呢？將這種在語義學上根本不成立的話當成國策蘊含了多少危險呀？！

他既提出「西方的政治制度」這個概念，他就得明白其中的各個成分----「西方」這個方位詞說的什麼？它不是說方位，是方位裡的人，這裡只能問人有沒有不同，並不管方位。我們並不要求他在語句上把他明白的說出來，他卻得保證自己在心理上是理解「西方」所說的其實是----人；他明白不明白通過他的話我們就能透視出來。一旦涉及到人，就就必須清醒：這是在談論一個世界事實，世界存在既是客觀實的其性質就不是任著人意隨意可移的，就人的性質說來沒什麼西方與東方，北方與南方。能把中國人養肥的饅頭、水餃肯定也毒不死西方人；中國人享了西方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肯定也不會上天安門去自殺；鄧小平、江澤民、李鵬屠了北京是不行的，約屠了紐約、巴黎也一樣不行。西方的男女摟摟抱抱，中國人也不會對摟摟抱抱感到痛苦！……中國人與西方人都是自然事實，在絕對同一的自然事實裡怎麼會出現不適用中國這種怪事呢？

那豈不是說在東西方人中只少有一方不是人類成員嗎？它們不屬同一個自然界。難道這宇宙裡還有左一個右一個的自然界？西方的制度不適用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