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敲打著電腦鍵盤的時候，他的妻子、朋友、鄉親正一步步邁向艾滋織就的死亡黑洞。
「我寫的，和外來人的角度不同」。
這是河南艾滋村村民程向陽為自己著書所作的註解。
在註解的背後，他的妻子、朋友、鄉親正一步步邁向艾滋織就的死亡黑洞。在麻木的艾滋村民中，程向陽奮爭著：他千里南下尋找一個聲音的釋放，得到的是失望；他用正常渠道向上反映真實情況，得到的是冷漠。在「誰都指望不上」的情況下，程向陽決定獨自行走，用自己的方式記錄下身邊這群奄奄一息的親人的本態……
初秋的後楊村，生氣，繁茂，散發出清香的莊稼成熟味道。如果沒有艾滋，這將是村民最幸福的時節。
2004年8月27日河南省上蔡縣邵店鄉後楊村。
程向陽家，坐落在村北不起眼的一個角落，獨獨的一處院落，三間破舊的簡易瓦房顯得孤零零的。在雨後泥濘得難以下腳的院子裡，程向陽家飯桌上的筆記本電腦(一家NGO組織提供)驕傲地敞開著。
和記者說話的間隙，34歲的程向陽依舊緊張地敲打著鍵盤，他正忙他的偉大計畫：寫書 全景記錄河南艾滋村的背景、發展、現狀和難以想像的未來。
艾滋村的死亡陰影並沒有遠離程向陽。他的妻子王蓮香正有氣無力地躺在廳房的簡易木床上，安靜得幾近無聲無息。「她也是愛滋病患者。」程向陽說話時，顯得出奇地平靜，只是嘴角掠過的一絲苦笑，泄露了他的無奈和憤慨。
目睹村莊陷入艾滋災禍
從1988年起，程向陽目睹了河南「血漿經濟」政策下的賣血狂潮。
1995年後，後楊村陸續有賣血的村民因發燒、爛嘴等症狀不治而亡。
心懷警惕的程向陽花了幾十元錢，買了一隻傻瓜照相機，以便把步步緊逼的災難場景一一記錄下來。但他不敢拍人，不敢拍「艾滋疑似」病人，只能拍照死亡村民丟棄的被褥、衣服等日常用品。越來越多的村民死於相似的症狀，程向陽將其和愛滋病聯想起來，也自然地將這和村民的賣血經歷聯繫起來。
程向陽的擔心很快被事實證實。化驗結果顯示，抽驗的大部分村民感染了愛滋病。
當時後楊村有近4000口人，全村1/3的村民都賣過血。這個結論，使後楊村炸了鍋。
2001年初，後楊村村民找到上蔡縣衛生局的官員，質問村民大面積死亡，到底是什麼病。衛生局的官員說「不清楚」。對於村民「因賣血感染愛滋病而死亡」的懷疑，官員甚至說：「誰讓你們賣血的！」
通過正常途徑向上面反映村民大面積死亡，已不可能。
「我們村民還能指望誰！」
「與其在家裡等死，還不如起來奮爭。」程向陽想。
在河南省內媒體群體失聲的情況下，2001年8月，程向陽拿了打工賺的1000元錢，南下深圳尋找有膽量的媒體和記者。但是，找遍了深圳的所有媒體，還是沒有一個媒體肯聽他的訴說。
千里南下找媒體聯繫求救的希望，如同肥皂泡一樣，冷酷地飄落了。
但從2001年底，苦難的後楊村，不經意地開始受到外來人的關注。
2001年9月裡的一天，有村民告訴程向陽弟弟程東陽說：「記者來咱村了。」正在家裡照看小孩的程東陽急忙找了過去，他見到一個背著各種相機的40歲左右的漢子，他自稱叫盧廣。
盧廣，著名的自由攝影師，陽光聚焦圖片網創始人。盧廣的到來，似乎為這個一向被冷落的「艾滋村」帶來了一線希望 村民們希望他能把後楊村的疫情報導出去，引起政府的關注。
村民們熱情地把盧廣邀請到他們的家裡，拍病重的艾滋患者，拍艾滋孤兒的窮困生活……之後，盧廣接二連三地到後楊村，還有附近的村落，都是程向陽兄弟悄悄聯繫病人，暗中安排的。
盧廣的報導，使後楊村有了一點名氣。但他的照片並沒有給村民帶來什麼實際效果，許多村民開始拒絕，有的甚至開口要錢。於是，負責「接待」的程氏兄弟感到很大壓力。
程向陽說：「有時，盧廣也給村裡的艾滋孤兒帶來部分捐款，但受捐的孩子照著他給的地址寄的感謝信，都被打回。」盧廣在附近的村莊拍攝時，垂危的病人家屬向他索要500元，程氏兄弟去了，怎麼說也不行，盧廣不得不拿出500元解了圍。
自盧廣到後楊村之後，很多境內外的記者來到後楊村採訪，但大多都是一去不復返，程氏兄弟對記者的採訪感到莫名的失望。地方政府並沒有因為媒體的報導，把後楊村列為「艾滋村」，給予必要救助。
程向陽告訴外灘記者：「我們村民還能指望誰！」
這也是後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程向陽自己寫書的初衷。
「指望政府救助的願望徹底落空」
到2002年，近4000人的後楊村，至少有250名村民死於愛滋病，檢測出的愛滋病村民近700人，全村失去雙親的艾滋孤兒26名，有400個孩子跟著單親父母生活。
2002年2月，程東陽在家裡辦起一個學前班，收一些艾滋孤兒免費讀書，取名為「關愛學校」。
但到2003年3月6日，邵店鄉幹部和村幹部先後到來，讓程家一個小時內把孩子情況統計出來，說是上級領導要來檢查。程氏兄弟為這突發的「好事」高興，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感受到父母官的「關懷」。但平時難得一見的「父母官」最後卻將程家的辦學許可證強行收走了。本文由倍 可親網站在第一時間向北美華人播報.
2003年12月18日，吳儀視察河南艾滋村。長時間以來，備受愛滋病煎熬的後楊村，在吳儀到來的前兩天內，學校突然退還後楊村的小學生每人96元、初中生每人130元，沒有任何的理由和解釋。
次日，上蔡縣鄉10多名民政、教育官員來到後楊村，強行把程家「關愛學校」的38個孩子分送回家，其中有5個孩子為愛滋病病毒攜帶者。
2004年1月11日，上蔡縣有關部門以「擅自辦校、設施簡陋、沒有操場、採光不足」為由，責令程家的「關愛學校」整改。第二天，「關愛學校」被迫停課。
程氏兄弟辛苦經營了三個學期的「關愛學校」，從此銷聲匿跡。
程向陽告訴記者：「上蔡縣政府是要面子不要孩子，指望政府救助我們的願望徹底落空。」
「我寫的，和外來人的角度不同」
程向陽現在的名片上印著「愛滋病民間自由工作者」。
2004年1月，程向陽揣著幾千元辛苦錢從北京回到後楊村。
回到上蔡的程向陽，悄悄地開始了自己那個偉大的計畫：寫書 全景記錄河南艾滋村的背景、發展、現狀和難以想像的未來。
但寫書，對於一個農村的初中畢業生，的確勉為其難了。不過，目前程向陽的書已經寫了10多萬字。
在程向陽的筆下，彷彿回到了1990年代初期的河南賣血狂潮時代：氾濫失控的大小血站，「五湖四海」的以賣血為生的「鐵血敢死隊」，刁蠻、貪婪的血站工作人員，呻吟的艾滋村民，抬不動的棺材。他通過艾滋村民的口，感謝揭開河南艾滋村蓋子的武漢教授桂稀恩，披露了「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走進艾滋村的鮮為人知的感人內幕。
在程向陽的筆下，記錄有「上蔡縣死於愛滋病最多的人家」震撼人心的悲慟；講述了「文樓村第一個被檢測出HIV病毒攜帶的村民程東善」最初所遭遇到的冷落、歧視。書中描述了「無奈的村醫」陳林，為了挽救瀕臨死亡的愛妻，把砒霜摻和到蒸餾水瓶裡，注射進妻子的身體裡，但依然阻擋不住兇惡的死神降臨。
程向陽把自己的書名定為：《血怨》。他說，「賣血導致愛滋病爆發，我們村民恨誰？當然怨恨自己賣血，不然也不會得這個病，但我們賣血，這又該指向誰？」
程向陽承認：「寫書對我來說是有難度的，自己能力有限。」但他覺得自己講述的是艾滋村民原汁原味的真實感受，「我寫的，和外來人的角度不同。」他自信地說。
現在困擾程向陽寫書計畫的最大障礙，就是經濟上的掣肘。他告訴記者：「我現在連1元車費都要掂量掂量了。我的計畫常常受到干擾，如果有人來抓我，我連逃的錢都拿不出。」
在採訪歸來的路上，記者接到程向陽的手機簡訊：「妥善處理好我的文字，我已經什麼都沒有了！」結尾加了35個感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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