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安人寧國」,刪削繁苛。李世民是藉助農民起義的力量而起家的,認識到老百姓的力量完全可以決定一個國君的命運。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從貞觀初年就開始注意處理好與老百姓的關係。李世民引古人的話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論教戒太子諸王》)「國以民為本」,民心向背乃是國家存亡的關鍵。為了做到「安人寧國」,必須刪削繁苛,先存百姓,「安諸黎庶」,使其「各有生業」。李世民實行了「省徭賦」,「務積於人」的政策,盡量減輕人民的徭役和賦稅的負擔,讓老百姓能生存下去。他說:「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貞觀政要.政體》)只有「徭役不興,年谷豐稔」,百姓才能安樂,國家才有安寧的基礎。他從歷史的教訓中認識到,「徒益其奢侈」,乃是危亡之本。為此,他於貞觀之初,採取一系列厲行節約、限制奢侈的措施,如停止諸方進貢珍貴異品,限制營造宮室,破除厚葬的陳規舊俗,規定葬制一律從簡,如有違反,依法問罪。在他的影響下,當時有許多重臣,一般也都崇尚儉約的生活和簡肅的作風。與此同時,李世民也比較體察民間疾苦,並採取一些相應的「恤民」措施。所有這些都是服務於他「安人寧國」這一治國的總的指導思想。
第二、「為官擇人」,「唯才是與」。李世民的所作所為,在這方面比歷代帝王有著較突出和罕見的才華和創舉。他強調「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貞觀政要.崇儒學》)他確實能夠「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咸盡其才。」(《舊唐書.太宗紀》)早在統一戰爭時,他就重視人才的蒐羅,每擊敗一個武裝集團之後,房玄齡就「先收人物,致以幕府。及其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舊唐書.房玄齡傳》)武德四年(公元621),尚為秦王的李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齡等,「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資治通鑒》卷189,武德四年十月)。貞觀時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隨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等,也有他的政敵李建成的舊部魏徵、王、韋挺等;既有原屬各個武裝集團的人物岑文本、戴冑、張玄素等,也有農民出身的將領秦叔寶、程知節等;既有出身貴族的李靖等,也有出身寒微的尉遲敬德、張亮、馬周、劉洎等;此外,還有出身少數民族的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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