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改」一詞收入牛津詞典
讓人欣慰的消息從遠方傳來，新版的《牛津簡明英文字典》和《牛津成員和語言詞典》將「勞改」（laogai）這個詞語收入其中，與早已為人們所熟知的「古拉格」並列。由此，蘇聯與中國兩個全球最大的極權國家的罪惡，被永久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因為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巨著《古拉格群島》「古拉格」這個詞語在全球廣為人知，「古拉格」制度的存在讓西方普通民眾瞭解到蘇聯國土上像癌細胞一樣氾濫的奴隸集中營的真相，也讓一度左傾的西方知識份子們終於放棄了對共產主義烏托邦最後的依戀。與之相似，因為中國人權活動家吳弘達多年來的蒐集證據和奔走呼號，「勞改」這個詞語也逐漸在全球傳播開來，「勞改」制度的存在讓西方普通民眾意識到「中國製造」的諸多產品背後可能隱藏著斑斑血淚，也讓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共政權在西方營造的「牙齒脫落的老虎」的新形象難以維持。在國際輿論的巨大壓力下，中共當局取消「勞改」的說法而繼續保持勞改制度，「以利於更好地在國際上開展人權鬥爭」。中共自己感到了心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吳弘達在國際人權事業上的貢獻是巨大的。
吳弘達自傳描述勞改歲月
吳弘達出生於上海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勤勉的銀行經理人，出於對中共天真的幻想，沒有選擇離開中國大陸。中共建政之後，對「資產階級」的政策連番變臉，愈發嚴厲。儘管全家被剝奪了家產並被迫「夾起尾巴做人」，但少年吳弘達對即將降臨的災難依然一無所知。當他考入北京地質學院之後，滿懷著成為一名從事科技工作的專業人士的希望，而對變化莫測的政治不感興趣。然而，每一個生活在共產黨中國的人都有這樣的感受─「你不去沾政治，政治卻要來找你」。一九五九年，吳弘達因言獲罪，被打成右派，次年被捕入獄，此後等待他的是暗無天日的勞改生涯。《昨夜雨驟風狂》這本自傳，其主體部分即是描述勞改營中噩夢般的歲月。
作為一名天性熱愛自由的大學生，作為一名童年即受洗並就讀於教會學校的天主教徒，在以百萬計的右派份子當中，吳弘達僅僅是一個藉藉無名的「小卒子」，他的際遇遠遠沒有那些尚能保有一定待遇和自由的「大右派」們幸運。他不可能保持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中「最後的貴族」們的優雅，他忍受了酷刑和飢餓，多次與死亡擦肩而過。當中國歷史進入所謂的「新時期」之後，吳弘達的命運與那些屈原式的右派迥然不同：王蒙、叢維熙、張賢亮等右派名流，因為信奉「黨就像母親一樣，雖然錯打了兒子一巴掌，但仍然是自己的母親」這樣的「真理」，很快就重新被起用而前程似錦、八面威風。中共鼓勵他們的作品出版發行，並給予他們本人以各種各樣的榮譽，因為這些作品有效地幫助了中共的宣傳部門改寫和掩蓋歷史的真相。而同樣是在記敘勞改生涯，吳弘達的聲音卻被隔離在中國之外，因為他講述的真相對於中共而言乃是「一針見血」和「釜底抽薪」。吳弘達徹底覺悟了，他對中共政權不抱有任何的幻想，把餘生獻給了揭露中共奴隸勞改營、死囚器官買賣以及計畫生育政策的黑幕，成為國際社會知名的人權活動家。
更隱蔽殘酷的勞改營
如果說希特勒建立的奧斯維辛這樣的集中營，主要用於明目張膽地消滅猶太人，那麼，中共政權建立的數量更多、規模更大的勞改營，則以「廢物利用」為宗旨，將那些屬於被「新社會」唾棄的階級的成員關押在一起，以高強度的勞動、飢餓和酷刑來「靜悄悄」地消滅他們。比起前者來，後者的手段更加隱蔽、嚴密和殘酷。吳弘達在集中營中親眼目睹了若干匪夷所思的酷刑，比如一次為了懲罰「消極怠工」的右派知識份子，將其上衣剝掉，雙手綁在後面的葡萄架上。田野裡的大號蚊子霎時覆蓋了他的臉部和上身，人們聽到他的狂叫呼喊，個個都魂飛魄散。當隊長下令鬆綁後，他雙手在臉上、胸上亂抓，血流如注，一頭紮進路邊的水溝裡。吳弘達寫道：「我耳聞目睹過許多人痛苦的呼叫聲，但銘刻在我聽覺中最深的就是這一次。」
暴露人間地獄冥相
吳弘達在勞改營中一步步地看透了中共政權的本質，加上他那毫不妥協的倔強性格，使他的肉體和精神都遭到了巨大的侮辱與折磨。六十年代初，因為飢餓，勞改營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中。為了能活下來，囚徒們想盡一切辦法尋找所有可以吃下去的東西。有一次，吳弘達在田裡發現了洞穴中有一窩冬眠的蛇，「我高興極了，一 下扑過去，把那一堆冬眠蛇一把拖了出來。我一聲不響，一面看看周圍有沒有人注意，一邊把一條條未醒的蛇拿在手裡，一口咬掉蛇頭，吐掉，退掉皮，五臟不去除，塞進背包裡。」即便是當年漂流到孤島上的魯賓遜也沒有這樣可怕的經歷。我想，最酷烈的專制制度，乃是那種將文明完全摧毀、將人推回原始社會的生活狀態的制度。在這個意義上，中共的勞改制度超過了希特勒的集中營和斯大林的古拉格，而「當之無愧」地名列榜首。今天那些天天在網吧中玩電子遊戲的孩子們，如果閱讀到這個「生咬蛇頭」的故事，大概會以為是天方夜譚吧。然而，這樣的故事，其實就是我們最為真實的歷史。
余英時先生在為此書寫的序言中說，吳弘達在被流放到海外之後，「一直以宗教家的熱忱，暴露這個人間地獄的真相」。那麼，吳弘達的這種「宗教家的熱忱」究竟來自於何處呢？來自於他的自由曾經被剝奪的切膚之痛，來自於他被關押到「活棺材」般的禁閉室的恐怖經驗。那是一間一米高、一米寬、兩米長的水泥棺材，被關在裡面的人確實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十二天的煎熬，長過十二年。那也是吳弘達離死亡最近的一次經歷。有了這樣的經歷，便有了對死亡的超越，有了對自由的珍惜，以及說出真相的「宗教家的熱忱」。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吳弘達來到美國並成為美國公民，因而享有了一個民主社會的公民本應享有的自由和權利，但他並沒有忘卻那些在中國的勞改營中失去自由的人們。他不是泰坦尼克號上提前逃生的老鼠，他將自己的命運與他們聯繫在一起。他認為，如果還有無辜者在坐牢，他的自由就不是完全的；如果還有無辜者在受苦，他個人的苦難就沒有結束。
千里之行第一步：揭示真相
吳弘達從事揭露中共勞改制度的熱情讓我想起了在納粹集中營中殉道的神學家、人權活動家朋霍費爾。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朋霍費爾在獄中寫下了沒有經過打磨的思想創記《通往自由之路上的各站》，並把它作為給一位友人的生日禮物。《獄中書簡》的編輯貝特格認為，這篇文字之於朋霍費爾乃是「一 種淒涼的總結」。我的看法恰好相反，這篇文字乃是朋霍費爾對自由最為深切的體認，這種監獄之中面對死亡時對自由的體認，遠遠超越了任何睿智的頭腦在書齋中對自由的體認。朋霍費爾有一段關於苦難的論述，這段論述用在吳弘達身上也是適合的：「由於服從人間的命令而遭受苦難，比起作為自由負責的人承受苦難來，要容易得不可比擬。同別人一起遭受苦難，比起單獨遭受苦難來，要容易得不可比擬。作為眾所周知的英雄遭受苦難，比起默默無聞地、屈辱地遭受苦難來，要容易得不可比擬。遭受肉體死亡之苦難，比起忍受精神的苦難來，要容易得不可比擬。」吳弘達沒有被苦難所消滅，也沒有被苦難所征服，他勇敢地站了起來，像堂吉訶德一樣衝向了風車，像西西弗斯一樣扛起了石頭。
中共的勞改制度是蹂躪人權、滅絕人性的罪惡制度，它至今仍然存在。只有當中國真正實現了民主化的那一天，這一制度才可能完全地終結。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揭示真相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只要這一步能夠順利完成，那麼接下來的關於重建尊嚴、和平、寬容和愛的工作才能得以展開。我認為，比終結現實中的勞改制度更為艱難的是，在中國恢復被這一系列罪惡制度所摧殘的活力、良知和理性。
(轉自爭鳴)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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