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彤談七一遊行 南非槍案與蔣彥永 鮑彤稱他已經四個月沒能與外界正常通話
香港七一大遊行後一天,記者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在北京女兒家的前中共中央委員、趙紫陽秘書鮑彤。鮑彤接到電話後「大吃一驚」,同時「喜出望外」。他稱他已經四個月沒有能與外界正常通話了,並稱這次封鎖是最長的一次,以往都是十天,八天而已。此次記者與鮑彤的對話可能是一次僥倖的機會,因為通話二十分鐘後電話又被切斷,記者之後再屢次嘗試給鮑彤打電話,通話幾秒後均被切斷。記者:剛剛發生的香港七一53萬人大遊行,要求「還政與民」,您聽說了嗎?
鮑彤:聽說了。
記者:您對此有什麼想法嗎?
鮑彤:我看那就是說明民意強烈,民意、老百姓的要求非常強烈,我想即使沒有那麼多人上街,這個民意也是不得了的,有這麼多人上街,那中央政府更應該重視。如果中央政府是中央政府的話,那麼他就應該對自己的老百姓,不管是大陸的老百姓,還是香港的老百姓,都應該有充分的尊重,中央政府應該是為所有的老百姓服務的,我想民意就是上帝。
七一本應是一個大喜的日子,因為中國終於在香港經受了九十多年殖民地統治後拿回了主權,是值得高興的。但最近兩年,七一變成了香港老百姓遊行抗議的日子。政府決不能漠視民意。中國現任領導人說要「以民為本」,政府的權力是從老百姓處得到的,所以老百姓要求普選,也是符合中國領導人要求的。
我最近談到中國人要誠實。中國領導人說要「以民為本」,香港人擁護中央,要求普選,中央應該高興。政府與老百姓的關係應該清楚。
記者:您認為政府具體該做些什麼呢?
鮑彤:我想應該更深入的瞭解老百姓的意圖,滿足他們的要求。中央政府的任務,就是滿足老百姓的要求,而不是反對老百姓的要求,我想這是一個中央政府,一個稱職的中央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記者:在南非曾慶紅被指雇凶槍擊法輪功學員,您對此有什麼想法嗎?
鮑彤:我不瞭解這個情況,我想如果他(受害者)是中國人的話,政府應該對這個事情表示關心,因為是中國的公民在外國受了傷,應該對負傷的人表示關心、關懷。如果他不是中國國籍,但是是華僑,是海外華人,我想做為炎黃子孫,也應該以手足之情對他表示關心。我不知中央政府外交部的發言人有沒有對這位中國公民,或者這位海外華人的負傷表示關心、表示悲痛、表示同情?
記者:沒有,恰恰相反..沒有一點同情的意思。
鮑彤:那我想如果要做政府,對自己的子民應該表示關心、應該表示同情,我想這是一個政府的責任,否則沒有資格作政府。
記者:您知道蔣彥永醫生嗎?
鮑彤:他是我五十年以前的同學,他一直在給我看病。
記者:您知道他最近的情況嗎?
鮑彤:不知道。
記者:他最近消失了,有媒體報導說是江澤民下令抓的。 蔣夫人被放回來,出來以後身體欠佳,而且有話不敢說。
鮑彤:我不相信有這種事情,因為我們的憲法規定,人民是有言論自由的,因為剛剛開的人大又加上了一條,說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權,所以我相信這樣的事情不應該在我們國內發生。
蔣彥永醫生是一位很誠實的醫生,他是我的老同學,我尊敬他不光是因為他是我的老同學,也不僅僅是因為他經常給我看病,都不是。我最尊敬他的就是去年SARS 流行時,是他首先揭露了中國衛生部長撒謊,從而使中國SARS流行的情況能夠為中國老百姓自己所知道,也能夠為全世界的旅遊者、全世界的衛生組織所知道,這樣子對瞭解SARS正確情況,及時的遏止SARS在中國和世界的流行,是有很大功勞的,我想他是因為這件事情受到中國人民極大的尊敬,在全世界也享有極高的聲譽。他非常勇敢的批評這個撒謊的衛生部長,從而讓中國老百姓跟全世界老百姓瞭解了SARS的真相。對這樣的一位醫生,我想中國政府有責任保護他,中國政府應該以他為驕傲,應該覺得尊敬他、保護他,即使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也應該保障他的言論自由,也應該尊重和保障他做為公民的權利,更何況是這樣一位受中國老百姓和世界醫務界尊敬的一位醫生呢?所以我不相信有這樣的一件事情可以發生在中國。如果發生了,我想唯一的辦法是立即改正錯誤,除此以外絕沒有第二個辦法,我想應該是這樣。
記者:據說是因為他給溫家寶寫的一封要求給六四正名的信傳到外界來了。
鮑彤:我知道,我想大概是今年開人大會議前後,大概在這個時候我知道這件事情,我想如果是跟這件事情聯繫起來,那就更不應該了,因為這不過是他表達了中國許多老百姓心裏要說的話而已。
記者:趙紫陽先生你有任何關於他的消息嗎?
鮑彤:沒有,我跟他沒有什麼聯繫,我不可能跟他有任何聯繫,所以我不知道消息,中國的報上,中國的廣播上、電視上,也沒有趙紫陽先生的消息,我知道的消息都是從海外的媒體的一些報導,來有所瞭解。
(特約希望之聲廣播電臺記者易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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