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夫俗子，都是靠一種優越感活在世上的。人離開了優越感，就像離開了水的魚兒一樣，難免乾渴而死的。而人的優越感可以是多種多樣的，既可以是經濟上的，也可以是權勢上的，當然也可以是體力上的，如果沒有了這三種優越感，人還會尋找別的替代品，智力和道德上的優越感。只要佔據了智力和道德的的哪怕一個制高點，也可以居高凌下、傲視群雄。如果具備了雙重的優越感呢，那麼簡直可以達到如魚得水的地步了。
這種尋找優越感的法子早在幾千年前就被咱們的祖宗們找到了。只要是個舞文弄墨之徒，巧舌如簧之輩，一沒權，二沒錢，在體力上也是個東亞病夫模樣，是很容易把智力和道德上的優越感當成安身立命之本的。畢竟人是一種非常侷限的存在，人得活著，而且還要活得蕩氣迴腸。如果不讓他覺得優越，他豈不要在自卑中艱難度日嗎？出於人道，還是要容許他們優越、容許他們蕩氣迴腸一把，對文人來說更得照顧照顧。
社會對文的這種寬容當然不錯，但是也容易出問題。因為文人是一種太容易自我膨脹的動物，他們一旦擁有了這種優越感，就會以真理代言人自居。而真理，據說經常是「惟一」和「最高」的，既然是「惟一」和「最高」，那麼就擁有了把對方從道德上、智力上乃至整個精神上打倒、消滅的特權。如果手裡擁有了權力，還可以夢想成真，把別人從肉體到精神上全部消滅，就像孔子殺少正卯那樣。
好在，由於上帝的厭棄，文人墨客們輕易不會得到那種大開殺戒的機會，他的殺欲只能通過其他方式在心理上模擬實現了。而這種模擬，經常是以罵人來實現的。兩千年前，說出「仁者無敵」的亞聖孟子就開了罵人的先例：「楊朱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這真堪稱千古絕罵，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悠長的回聲。可以想像，亞聖是個大嗓門，高分貝，他的音量勝於他話語的份量，他的雄辯效果有相當一大部分都是音量製造出來的。在敵情觀念非常嚴重的孟子看來，所有跟他不同的聲音都是禽言獸語。清醒的人可以看出他並非「仁者」，更沒有達到「無敵」狀態的西洋鏡，但是把他當成「仁者」典範的人還是絡繹不絕。人們把孟子當成亞聖，雖然不排除對他「仁者無敵」和「王道」思想的認同，但更不可排除人云亦云的盲目。我甚至懷疑，有人崇拜孟子，可能跟他罵人有關。把敵人罵個狗血噴頭，是容易把自己樹立成「精神戰士」甚至「精神聖徒」的，既然讀者那麼如飢似渴地需要別人替自己戰鬥，背靠大樹好趁涼，不滿足一下他們的英雄需求，不代表他們一把，那也是非常不人道的。
於是乎，孟子之後，中國的罵風一刮就是兩千年，就連高標遺韻、出污泥而不染的竹林七賢也未能免俗。這種罵的傳統、罵的崇拜在文學史上也留下了極多佳話，在《三國演義》中甚至還有「諸葛亮罵死王朗」的故事，無論歷史上是否確有其事，其本質卻是絕對真實的。
到了現代，白話文興起，國人的罵人藝術也從文言文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如果文言文裡只有刀光劍影的話，那麼白話文裡則可以埋伏千軍萬馬了。在白話文運動中，魯迅一躍而為一代罵人宗師。對魯迅在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意義進行蓋棺論定不是本文的任務，但說罵人是魯迅的一大特徵，恐怕也不會有太大異議。
到了「文化大革命」，國人的罵，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每遇自己不喜歡之人物，不理解之思想，人們甚至不用從大腦經過，就會做出快速反應：罵！輕則冷言冷語，重則口吐白沫，甚至暴跳如雷，拳打腳踢。
漢語在罵人方面的功能確是有被無限放大的趨勢，雖然「辱罵與恐嚇決不是戰鬥」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但是想讓共識者停止有形無形的謾罵，確乎難於上青天。因為一取消了謾罵，也就把人家苦心經營了多年的優越感給徹底剝奪了，而剝奪人家的優越感，無異於剝奪人家的戰鬥權，剝奪了人家的言論自由，讓人家無從羞辱敵人的體格、容貌、智力、學識、人格、出身、父母乃至信仰，無法在心理上實現把敵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慾望，這確是件殘忍的事。
中國文人的神經如此緊張，敵情觀念如此嚴重，孟子也好，魯迅也罷，其實都是些神經過敏的人。我經常想，如果他們只是像平頭老百姓一樣，僅僅代表他們自己，而不代表「人類」、「民族」、「階級」或「時代」發言，他們的火氣可能會稍稍小一些。可不幸的事實卻是，他們指點江山的癮頭實在太大了，他們的代表欲也太強了。指點得越多，代表得越多，火氣和音量也就越大，手法也就越低。如果帶著我這樣的陰暗心理，斷章取義地讀他們的雄文，沒準能錯看成一部《水滸傳》，一不留神，裡面會跳出一個口水狂噴的「潑皮牛二」亦未可知。
聖人尚且如此，我等凡人更是帶著原罪。為了防止自己走火入魔地成為「潑皮牛二」，我越來越不敢寫說話了，讓我放棄自己智力和道德上的優越感，已經有些勉為其難；讓我不代表「人類」、「階級」、「民族」和「時代」，更是無異於把我打入十八層地獄。可是僅僅代表我自己發言，恐怕還會因為脫離集體太遠，要冒挨罵的風險的。雖然孟子扣來的那種「禽獸」的帽子還不曾落到我頭上，但是來自民族主義者義正辭嚴的「漢奸」，和來自自由主義者聲色俱厲的「叛徒」兩盆口水，早已蓄勢待發，已經讓我產生了買件雨衣的念頭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這種尋找優越感的法子早在幾千年前就被咱們的祖宗們找到了。只要是個舞文弄墨之徒，巧舌如簧之輩，一沒權，二沒錢，在體力上也是個東亞病夫模樣，是很容易把智力和道德上的優越感當成安身立命之本的。畢竟人是一種非常侷限的存在，人得活著，而且還要活得蕩氣迴腸。如果不讓他覺得優越，他豈不要在自卑中艱難度日嗎？出於人道，還是要容許他們優越、容許他們蕩氣迴腸一把，對文人來說更得照顧照顧。
社會對文的這種寬容當然不錯，但是也容易出問題。因為文人是一種太容易自我膨脹的動物，他們一旦擁有了這種優越感，就會以真理代言人自居。而真理，據說經常是「惟一」和「最高」的，既然是「惟一」和「最高」，那麼就擁有了把對方從道德上、智力上乃至整個精神上打倒、消滅的特權。如果手裡擁有了權力，還可以夢想成真，把別人從肉體到精神上全部消滅，就像孔子殺少正卯那樣。
好在，由於上帝的厭棄，文人墨客們輕易不會得到那種大開殺戒的機會，他的殺欲只能通過其他方式在心理上模擬實現了。而這種模擬，經常是以罵人來實現的。兩千年前，說出「仁者無敵」的亞聖孟子就開了罵人的先例：「楊朱為我，是無君也；墨子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這真堪稱千古絕罵，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悠長的回聲。可以想像，亞聖是個大嗓門，高分貝，他的音量勝於他話語的份量，他的雄辯效果有相當一大部分都是音量製造出來的。在敵情觀念非常嚴重的孟子看來，所有跟他不同的聲音都是禽言獸語。清醒的人可以看出他並非「仁者」，更沒有達到「無敵」狀態的西洋鏡，但是把他當成「仁者」典範的人還是絡繹不絕。人們把孟子當成亞聖，雖然不排除對他「仁者無敵」和「王道」思想的認同，但更不可排除人云亦云的盲目。我甚至懷疑，有人崇拜孟子，可能跟他罵人有關。把敵人罵個狗血噴頭，是容易把自己樹立成「精神戰士」甚至「精神聖徒」的，既然讀者那麼如飢似渴地需要別人替自己戰鬥，背靠大樹好趁涼，不滿足一下他們的英雄需求，不代表他們一把，那也是非常不人道的。
於是乎，孟子之後，中國的罵風一刮就是兩千年，就連高標遺韻、出污泥而不染的竹林七賢也未能免俗。這種罵的傳統、罵的崇拜在文學史上也留下了極多佳話，在《三國演義》中甚至還有「諸葛亮罵死王朗」的故事，無論歷史上是否確有其事，其本質卻是絕對真實的。
到了現代，白話文興起，國人的罵人藝術也從文言文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如果文言文裡只有刀光劍影的話，那麼白話文裡則可以埋伏千軍萬馬了。在白話文運動中，魯迅一躍而為一代罵人宗師。對魯迅在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意義進行蓋棺論定不是本文的任務，但說罵人是魯迅的一大特徵，恐怕也不會有太大異議。
到了「文化大革命」，國人的罵，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每遇自己不喜歡之人物，不理解之思想，人們甚至不用從大腦經過，就會做出快速反應：罵！輕則冷言冷語，重則口吐白沫，甚至暴跳如雷，拳打腳踢。
漢語在罵人方面的功能確是有被無限放大的趨勢，雖然「辱罵與恐嚇決不是戰鬥」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但是想讓共識者停止有形無形的謾罵，確乎難於上青天。因為一取消了謾罵，也就把人家苦心經營了多年的優越感給徹底剝奪了，而剝奪人家的優越感，無異於剝奪人家的戰鬥權，剝奪了人家的言論自由，讓人家無從羞辱敵人的體格、容貌、智力、學識、人格、出身、父母乃至信仰，無法在心理上實現把敵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慾望，這確是件殘忍的事。
中國文人的神經如此緊張，敵情觀念如此嚴重，孟子也好，魯迅也罷，其實都是些神經過敏的人。我經常想，如果他們只是像平頭老百姓一樣，僅僅代表他們自己，而不代表「人類」、「民族」、「階級」或「時代」發言，他們的火氣可能會稍稍小一些。可不幸的事實卻是，他們指點江山的癮頭實在太大了，他們的代表欲也太強了。指點得越多，代表得越多，火氣和音量也就越大，手法也就越低。如果帶著我這樣的陰暗心理，斷章取義地讀他們的雄文，沒準能錯看成一部《水滸傳》，一不留神，裡面會跳出一個口水狂噴的「潑皮牛二」亦未可知。
聖人尚且如此，我等凡人更是帶著原罪。為了防止自己走火入魔地成為「潑皮牛二」，我越來越不敢寫說話了，讓我放棄自己智力和道德上的優越感，已經有些勉為其難；讓我不代表「人類」、「階級」、「民族」和「時代」，更是無異於把我打入十八層地獄。可是僅僅代表我自己發言，恐怕還會因為脫離集體太遠，要冒挨罵的風險的。雖然孟子扣來的那種「禽獸」的帽子還不曾落到我頭上，但是來自民族主義者義正辭嚴的「漢奸」，和來自自由主義者聲色俱厲的「叛徒」兩盆口水，早已蓄勢待發，已經讓我產生了買件雨衣的念頭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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