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劇組就一人 偷拍記錄片《好死不如賴活著》獲大獎
《好死不如賴活著》是中國獨立製片人兼導演陳為軍化了一年多時間拍攝的中國河南省上蔡文樓村一個普通農民五口之家,四個愛滋病人的悲慘故事。為此他四次被抓,還被軟禁並受到嚴厲的詢問與警告。為了完成這部影片,他不得不裝扮成一個農民,用化肥袋子裝著攝像機,步行五公里,膽戰心驚地潛入村子,在其他病人的掩護下,偷偷地進入要拍攝的家庭,然後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不敢邁出這個農家小院半步。陳萬軍既是攝影師,又是導演,還要顧及燈光、錄音、採訪,整個劇組就是他一個人。此片完成以後,突破重重封鎖轉輾海外,已經被Sundance Film Festival(聖丹斯電影節),Vienna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維也納國際電影節),Pushan Film Festival(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等選中,已經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播出了這部片子,包括HBO、BBC、ARTE等國際媒體。一些基金會和國際組織通過這個片子瞭解了這場災難的一些真相和細節,並且作出了積極反應。在丹麥由律師無國界組織創建的「馬深義」基金會已經開始為這個村子的愛滋病孤兒籌集善款,世界各地人們用各種方式,聯絡這個可憐的家庭,給了他們很多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支持,愛滋病村的村民們也正受到了越來越多來自海外的關注與幫助。
陳為軍在接受HBO記者訪問時說,遺憾的是,這個片子到目前還沒有在中國播出,由於片子在海外的廣泛放映,目前,我所拍攝的文樓村,已經成了中國愛滋病問題的據點,村子裡的村民已經率先得到了中國政府給予的一些免費醫療救助,最近,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到文樓村視察並走訪了一些愛滋病患者家庭,這一切表明瞭中國政府對這場愛滋病災難在態度上的轉變和希望解決問題的願望。
記錄片《好死不如賴活著》在今年一千一百部參賽影片中脫穎而出,成為第63屆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獎二十九個得獎影片之一。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獎(PEABODY)獎項1940年建立,專門獎勵在公共服務領域作出卓越貢獻的電視臺、記錄片製作人等。
據瞭解,紐約皇后區公共圖書館國際資訊中心將於五月十五日,星期六下午二點在法拉盛圖書館底層大禮堂(41-17緬街,法拉盛)為華人社區首次舉辦第63屆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獎獲獎影片「好死不如賴活著」放映儀式,中國獨立製片人兼導演陳為軍將出席並作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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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雙亮晶晶的黑眼睛:記錄片《好死不如賴活著》觀後
曉默
關掉電視之後,我呆坐著,面對黑黝黝的屏幕,心中百味雜陳,堵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60分鐘的記錄片,沒有故事,沒有情節,沒有背景音樂,沒有字正腔圓的敘述,沒有宏大的場面,整部影片就是在肅殺的氣氛裡,向觀眾展示一個愛滋病家庭粗礫的日常人生。這樣一部簡單的記錄片,竟然從1,100個參選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2004年第63屆美國廣播電視成就獎(Peabody Award)。同時獲獎的,還有美國傳媒屆大大有名的人物如湯姆.布魯克和比爾.麥雅斯。
這部電影記錄了居住在中國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的一個普通家庭。這個五口之家中,四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三個孩子中,有兩個一出生就帶HIV病毒。
電影開始時,三個孩子的母親雷妹已經病入膏肓。電影以她一聲「娘啊!」的慘叫開始,然後,在整個過程中,我跟隨著陳為軍的鏡頭,眼睜睜地看著她一點一點地衰弱,直到電影快要結束時,她的牌位被貼在她曾經焚香求神的那面空蕩蕩的牆上。
一貧如洗,病入膏肓,天天生活在絕望中,但是日子還得一天一天過下去。出生於92年之前的大女兒馬妞,是這個家庭唯一沒有感染HIV病毒的。她每天仍然上學放學,她的父親仍然關心她的功課。小男孩馬佔槽出生時就是HIV陽性,儘管瘦弱,仍然一天天長大。中秋夜,瀕死的母親躺在平板車裡,平板車停在院子裡,清冷的月光照著只剩下一口氣的母親,家徒四壁的孩子們仍然得到一塊月餅。災難深重之時,更彰顯出一個只讀過三年書的農民心底的本真。這個家庭,儘管一無所有,仍然有淳樸的溫情;儘管知道沒有孩子沒有未來,當父親的仍然在盡力盡責。
不到一歲的馬佔槽有一雙亮晶晶的眼睛。片子拍攝了一年,也記錄了這個不到一歲的小人兒生命的最初一年。我特別注意這個小人兒,我看著他,這個有一雙亮晶晶的圓眼睛的小人兒,他光著屁股在院子裡爬,他在玩一個小板凳,他把一個大塑料盆舉起來放到嘴巴旁邊,試圖把它當碗來喝水,他坐在地上啃一塊饃,他的兩隻小手抓著奶瓶急切地喝奶喝水,他含糊不清地叫「媽媽」,口齒清晰地叫「爸爸」,他坐在小板凳上,同樣感染了HIV病毒的小姐姐餵他吃麵條,他推著破破爛爛的小車學走路,他紮在爸爸的懷裡撒嬌,他小小的嘴親吻爸爸的臉,他哭,他笑,他鬧,他淘氣,他仰著頭,亮晶晶的眼睛盯著攝影機的鏡頭。這小人兒的臉蛋總是髒兮兮的,但那雙黑黑的圓眼睛總是亮晶晶的。小人兒就用那雙純淨的,亮晶晶的眼睛看著鏡頭,看著我,看得我的心一陣陣地抽搐,一陣陣地顫抖。
自從做了母親之後,原本並不喜歡小孩子的我突然有了「娃娃緣」。走在街上,看到坐在小車裡的胖娃娃,總是忍不住對他們微笑,娃娃們通常會用亮晶晶的黑眼睛,藍眼睛或棕色眼睛望著我,然後咧開小嘴,回我一個微笑。孩子們甜甜的微笑總是給我帶來極大的喜悅,他們是那樣純真無邪,他們的微笑像一道道陽光,是人間的希望。我常常想,光是為了這些小人兒的微笑,我們這些成年人,也應該為他們留下一個美好的世界,給他們一個美好的明天。
可是,表面看來與其他小人兒一樣的馬佔槽沒有明天。在這個世界裡,這匹頑皮的小馬駒兒注定了佔不到槽。他生來就注定了他活不長,只有幾年的生命,還要承受許多許多的痛苦。
大人們在院子裡忙著,小人兒獨自在院子裡爬。他爬向一架平板車,小小的手抓住車輪,一用力,把自己拉起來,扶著車輪站穩了。小人兒的黑眼睛往上望,他渾然不知車裡躺著他瀕死的母親,她已經燈盡油枯,連驅走臉上蒼蠅的力氣都沒有了。
小人兒總是拉肚子,他總是在吃藥,他總是餓,好幾次,那雙小小的手伸向笸籮抓饃饃,可是爸爸不讓他吃,他一吃東西就拉肚子,那是愛滋病的早期症狀。
黯淡的燈光裡,小人兒被爸爸抱著,地上鋪著乾草,乾草上躺著死去的媽媽。小人兒太小了,不懂生死,他只需要一點點吃的,一點點喝的,幾件衣服,一點點照料,基本上,他會自己長大。
沒有媽媽的小人兒,自己扶著牆,扶著車,扶著門,站起來了。跌跌撞撞的,他會走了;趔趔趄趄的,他會跑了。通常這時候,父母該操心送他去哪家托兒所,哪家幼兒園了,父母開始為他編織各種夢想了,可是,馬深義的一句話卻道出了小人兒生命的全部真相:
「聽說,」父親抱著有一雙亮晶晶的黑眼睛的兒子對攝製者陳為軍說,「得愛滋病的小孩只能活到四歲。」
在他的自述裡,身為人父的陳為軍說:「當時我就覺得,一個爸爸在給自己子女的生命劃一條界限的時候,他的腦子裡對死只有過了上萬遍的時候才能平靜地說出這句話。」
而此時,身為人母的我,坐在電視機前,淚流滿面。
看完這部記錄片後,我立刻抓起電話,問我和陳為軍的一位共同朋友:「那家人現在怎麼樣了?」我想問那小人兒,可我不敢,我怕聽到那個消息,雖然我知道,小人兒的成長,同時也就是長向夭亡。
那位朋友告訴我,現在,小女孩馬榮和小男孩馬佔槽都發病了。馬榮已經退學在家,因為她沒有力氣走十分鐘的路去上學。她在家裡等待,等待著與她母親相同的結局。那小人兒算了,我不想知道。我不忍知道。雖然我已經是經歷過生離死別的成年人了,可我也是母親啊!
還有馬家的大女兒馬妞,她來到世界上,彷彿就是為了把自己的父母弟妹一個一個地送走,然後自己成為一個「愛滋孤兒」,孤零零活著。我無法想像,這個女孩要有多麼堅韌的毅力,才能度過如此苦難的人生。
愛滋病不是一個符號,不是一個象徵。愛滋病也不是一場幻覺和惡夢。愛滋病吞噬人的生命,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包括無辜的,純真的孩子。這樣真實的苦難,使所謂的「苦旅」變為矯情,使「生存權」貶為空話,使「自由平等」的高談闊論淡化成一片蒼白。如果我見到獨自拍攝這部記錄片的陳為軍,我不知道應該感謝他向世人展現了真實的苦難,還是應該埋怨他使我從不得不直面這樣的苦難。
這部記錄片的名字叫《好死不如賴活著》。「好死不如賴活」可能是每個中國人都熟知的一句世代流傳的俗話。可是,仔細想想,這句話表現出我們民族多麼沈重的選擇!為什麼我們只能在「好死」和「賴活」中選擇?為什麼我們不能「好活」,然後也「好死」?
那雙亮晶晶的黑眼睛望著鏡頭,好像在向每一個看著他的人提出這個問題:為什麼他只能「賴活」?為什麼?!
在這個高樓大廈代表了「現代化」,豪華奢侈成為時尚的時代裡,「壓倒一切」的主流價值把生命蛻變成為一個個抽象符號,魯迅那聲「救救孩子」的呼喊也不過是空谷回聲,我還能說什麼呢?
為了拍這部記錄片幾次被抓的陳為軍在自述的最後說:「我最希望的,是有那麼一個好心人,為以後有可能成為愛滋孤兒的孩子,設立一個成長基金,讓他們能夠長大。」
我想為那個有一雙亮晶晶的黑眼睛的孩子再加上一句:如果我們無法讓感染了愛滋病的無辜兒童「賴活」,我們這些為人父母者,能否做點什麼來減輕他們的痛苦,至少讓他們能「好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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