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種種，問題多多。
問題1，眾所周知，解決中外語言信息交流問題，需要付出相應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號令全體市民都學英語，無異於是在把語言交流負擔全部讓中國人北京人自己扛。顯然，這種做法對中國人、北京人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合理的，更是不合算的。比較公正的做法是，誰需要服務，誰支付相關的服務費用；也就是說，在北京的外國人如果需要語言翻譯服務，那麼他們就應當支付相關的服務費用（試問有哪個國家政府發出過「全民學中文」的號令？）。
問題2，從文化交流的對等性來說，應該鼓勵來北京來中國的外國人多學漢語。這是因為，語言是文化的主要載體，學一種語言，也就是在認識、瞭解、熟悉一種文化。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讓外國人更多地認識、瞭解中國文化，就應當引導他們多學習漢語和中文，而不能僅僅是讓中國人學外語。
問題3，號令「全民學英語」實際上屬於政府越權行為和擾民行為，因為學不學外語乃是國民、市民自己的權利，而不能由政府來規定。事實上，這種情況之所以在北京市發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政府官員的觀念太陳舊。在這些官員的眼中，百姓的勞動和付出是無價的無償的，可以由政府隨意使用，包括用搞運動的方式來驅使民眾去做他們沒有必要去做的事情。更有甚者，這些官員還把這種驅使民眾迎合外國人的行為美其名曰好客。
問題4，「全民學英語」實際上是一種非常浪費人力智力資源的人海戰術，實屬勞民傷財的行政方式。其一是高投入低產出，因為許多人並不適合學英語，許多人並不需要學英語，這方面的投入是沒有什麼回報的。其二是動用全體市民的資源為外國人提供無償的服務，實際上是放掉了高科技新產品的大量商機，並剝奪了部分市民的就業機會。
問題5，事實上，試圖通過「全民學英語」來解決外國人在北京的語言障礙，是一種相當愚笨的方法，也是一種非常落後的觀念。在信息高科技突飛猛進的今天，我們有許多辦法和高科技解決方案可供選擇。
其一，研發輕便語言翻譯機（可提供多種語言翻譯服務），特別是針對奧運活動開發的專用翻譯機，以及針對國外遊客逛北京開發專用翻譯機；讓來北京的外國遊客人手一機，既方便，同時又顯示出中國人的高科技水平。
其二，研發在北京專用的問路問事手機和呼機，設立外國人問路、問事服務中心，這樣花費不多，就可以很好地解決語言翻譯服務問題（包括多種語言翻譯服務），同時也推銷了國產手機，宣揚了國貨名牌。
其三，可以考慮在大飯店和繁華路口設置投幣式或者刷卡式電腦問路問事機，外國人只需輸入本國文字或說本國語言提出自己的問題，就可以從電腦打字機得到中外文對照的答案。顯然，這符合誰需要就由誰付賬的基本原則。
其四，在大飯店和主要路口，以及各旅遊觀光景點，設立語言翻譯服務處，向外國人提供臨時性機動性的有償翻譯服務；翻譯人員可以向社會招聘，這也是增加北京市下崗失業人員重新就業機會的一條有效途徑。當然有關部門要對上述翻譯人員的收費和服務質量進行管理和監督。
其五，與此同時，政府可以鼓勵有條件的市民自願學外語（不僅限於英語，而應當包括聯合國使用的五種工作語言，或者更多一些），鼓勵有條件的市民（包括在北京的外國人）自願提供無償語言翻譯服務。
在兩會期間曾有代表提交「全民學英語」的提案，為此筆者撰寫了《全民學英語有必要嗎》一文。讓筆者沒有估計到的是，北京市政府官員居然也如此輕率地推行起「全民學英語」的市策，這樣的行政決策方式，難道不需要認真地反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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