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害雲大四名學生的犯罪嫌疑人馬加爵雖然亡命天涯，但終於還是應了那句古話「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在古時的天涯－海南三亞被抓獲了。這固然是件高興的事兒，但就馬的整個犯罪過程來思考，又覺得挺沈重。在現實社會中，馬加爵這樣一個人顯然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極端分子，馬加爵事件顯然也是個個案。但據我看來，馬加爵是個理想主義者。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毀滅，一個本應風華正茂，一個本應為社會效勞的小夥子，只不過因為打牌被疑作弊這樣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動機，就殘忍地殺害了四名同窗好友，卻尤其讓我感到震撼，卻尤其讓我感到沈重，卻尤其讓我久久不能平靜。
從媒體披露的信息來分析，馬加爵似乎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對這個社會的公平以及個人的自尊有種近乎完美的苛求。在他寫給他姐姐的信中，他說了這麼一種事兒：同樣在教室裡踢球，別人踢就可以，他踢就受到譴責，說他不愛護公物之類。那麼，我們可不可以站在公平和理性的一邊想想：拋在教室踢球的對錯不管，既然別人可以在教室踢球，憑什麼我馬加爵就不可以在教室踢球呢？如果不可以在教室踢球，那麼所有的學生都應該不可以在教室踢球。只是不允許馬加爵在教室踢球，顯然有失公允。但為什麼馬加爵在教室踢球就要受到譴責呢？我們是不是可以理解馬加爵只不過是更老實就受到「欺負」呢？而且，「在教室不可以踢球」是個規定的話，又是誰破壞了這個規定呢？始作俑者不受譴責不受罰，讓馬加爵這個從眾者來受譴責，這公平嗎？！！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偏偏這種不公平的事兒多。一般人碰到這種事兒，倒也認了，甚至不留任何心理疙瘩。因為就一般的大多數人來說，從來就不會認為這個社會是公平的，也從來沒有對公平和正義進行過過多的追求和要求。但馬加爵似乎不同，他認認真真地計較了這事兒，所以他才會向姐姐敘述在一般人看來的雞毛蒜皮般的小事。當他不是適應社會，而是繼續以他理想主義的色彩來看待這個社會時，他就難免不對這個社會以及某些人產生怨恨，他的悲劇也就不可避免。
據警察的訊問記錄，馬加爵殺人的動機是相當很簡單的－就因為同學懷疑他打牌時作弊。馬加爵或許沒有作弊，因而他感到一種對他而言近乎天大的冤枉。而在與同學的爭辯中，他又發覺自己在一個他平時自認為的好友眼中，「根本不是那麼回事」。這恐怕給他更大的打擊和傷害。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往往不是陌生人或是不太熟悉的壞人才會將人傷害得最重。有很多時候，往往是自己最親最愛的人的舉動言行才將自己傷得最深。這就像獨裁者愷撒一樣，回過頭來發現在背後捅了一刀的殺手竟是自己最親信的人時，「啊」了一聲，悲痛欲絕，立馬一命嗚呼。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認為：這些與馬加爵打牌的人都是他自認為的好朋友。當他發現這些所謂的好朋友其實是「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時，這些所謂的好朋友其實是很鄙視他時，他是何等的傷心和失望啊！這種巨大的失望和打擊讓他由愛生怨，由怨生恨，併進而萌生殺機。當然，這並不能構成他殺人的正當理由。無論這些同學是如何讓他絕望與傷感，從法理和情理上說，他都不能殺他們。但就一般人來說，碰到這種情況，無非是吵一架或是打一架，從此各走各的路，老死不相往來。但對馬加爵來說，這就不同。他的理想主義也就表現出來了：為什麼自己沒有作弊要受冤枉？為什麼自己的「朋友」「根本不是那麼回事」看待自己？…..。他根本不知道，這世上受冤枉的多，這人生不如意者多，如意者少。他缺少阿Q精神，又不懂心理療法，加上他的爭強好勝，他的殺人也就非常自然。
我不知道馬加爵是否喜歡看武俠小說，但我發現馬加爵似乎有武俠小說人物的某種理想主義性格。那就是「有恩必報，有仇必復」，恩怨相當分明。當又一個同學來叫他打牌時，或許殺得興起，他也萌生過殺機。但當他想到這個同學曾經給他打過飯，對他不錯時，他就熄滅了殺人的念頭。打飯是件微乎其微的事兒，但馬加爵記在心理。並在關鍵時刻，放了那同學一命。事實上，就馬的殺人過程來推測和分析，他的殺人動機並不是衝動之下的非理性行為(據專家稱，大多數殺人犯是衝動並喪失理智才殺人的），而是相當理性的。在他殺人時，他至少是確定了哪一個人該不該殺，並如何殺（警方說的他蓄謀已久）。他以自己的人生觀、朋友觀等等來完成這個理性過程。在他寫給他姐姐的信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他對甚至包括童年時的小事都記得很清楚。當然，這些小事都是他認為人家對他或是他家的好事。將現實社會完全分為黑白兩種顏色，並從而拒絕多彩化的現實，馬加爵無疑會走向死胡同。
從目前已知的信息來看，我以為可以說馬加爵有些殘忍，但絕不能說他多麼狡猾，多麼聰明。他殺四人的成功得手，純屬偶然。事實上，他殺人以後，他完全可以從容安排自己並有極大可能逃脫法律的制裁。但他卻天真地以為越遠越好，並且逃到人口素質相對較高且密集，信息流相對較大的城市。他什麼人不偽裝，偏偏偽裝成一個乞丐。他以為這樣做最安全。他並不知道，在一個城市，一個乞丐是相當範圍的公眾人物。他的天真，他對這個社會的無知，在他殺人以及逃跑的整個過程，無不體現得淋漓盡致。他的理想主義導致他的愚蠢，併進而加速他的滅亡。
馬加爵的落網已基本上為他個人的悲劇劃上句號。但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作為一個有著社會普遍認為的人格缺陷的大學生（反過來，或許他認為這個社會才有重大缺陷呢），他實際上已經淪落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弱勢群體中的一員。在通常情況下，他的理想主義色彩至少是不應該受到排斥的，至少是不應該舉步維艱的。相反，應該受到讚賞，併進而成為我們社會進步的助動力；他的人格缺陷也不應該成為我們拋棄他的理由。馬加爵事件在客觀上的沈重效果恐怕更多的是我們及整個社會的自我反省：我們是不是給予這個社會的弱勢群體以應有的關注和關愛？我們似乎再也不能這樣「我行我素」「漠不關心」了。但願馬加爵事件不只是我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但願馬加爵事件有助於我們這個社會的文明健康進展！
從媒體披露的信息來分析，馬加爵似乎是個理想主義者。他對這個社會的公平以及個人的自尊有種近乎完美的苛求。在他寫給他姐姐的信中，他說了這麼一種事兒：同樣在教室裡踢球，別人踢就可以，他踢就受到譴責，說他不愛護公物之類。那麼，我們可不可以站在公平和理性的一邊想想：拋在教室踢球的對錯不管，既然別人可以在教室踢球，憑什麼我馬加爵就不可以在教室踢球呢？如果不可以在教室踢球，那麼所有的學生都應該不可以在教室踢球。只是不允許馬加爵在教室踢球，顯然有失公允。但為什麼馬加爵在教室踢球就要受到譴責呢？我們是不是可以理解馬加爵只不過是更老實就受到「欺負」呢？而且，「在教室不可以踢球」是個規定的話，又是誰破壞了這個規定呢？始作俑者不受譴責不受罰，讓馬加爵這個從眾者來受譴責，這公平嗎？！！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偏偏這種不公平的事兒多。一般人碰到這種事兒，倒也認了，甚至不留任何心理疙瘩。因為就一般的大多數人來說，從來就不會認為這個社會是公平的，也從來沒有對公平和正義進行過過多的追求和要求。但馬加爵似乎不同，他認認真真地計較了這事兒，所以他才會向姐姐敘述在一般人看來的雞毛蒜皮般的小事。當他不是適應社會，而是繼續以他理想主義的色彩來看待這個社會時，他就難免不對這個社會以及某些人產生怨恨，他的悲劇也就不可避免。
據警察的訊問記錄，馬加爵殺人的動機是相當很簡單的－就因為同學懷疑他打牌時作弊。馬加爵或許沒有作弊，因而他感到一種對他而言近乎天大的冤枉。而在與同學的爭辯中，他又發覺自己在一個他平時自認為的好友眼中，「根本不是那麼回事」。這恐怕給他更大的打擊和傷害。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往往不是陌生人或是不太熟悉的壞人才會將人傷害得最重。有很多時候，往往是自己最親最愛的人的舉動言行才將自己傷得最深。這就像獨裁者愷撒一樣，回過頭來發現在背後捅了一刀的殺手竟是自己最親信的人時，「啊」了一聲，悲痛欲絕，立馬一命嗚呼。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認為：這些與馬加爵打牌的人都是他自認為的好朋友。當他發現這些所謂的好朋友其實是「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時，這些所謂的好朋友其實是很鄙視他時，他是何等的傷心和失望啊！這種巨大的失望和打擊讓他由愛生怨，由怨生恨，併進而萌生殺機。當然，這並不能構成他殺人的正當理由。無論這些同學是如何讓他絕望與傷感，從法理和情理上說，他都不能殺他們。但就一般人來說，碰到這種情況，無非是吵一架或是打一架，從此各走各的路，老死不相往來。但對馬加爵來說，這就不同。他的理想主義也就表現出來了：為什麼自己沒有作弊要受冤枉？為什麼自己的「朋友」「根本不是那麼回事」看待自己？…..。他根本不知道，這世上受冤枉的多，這人生不如意者多，如意者少。他缺少阿Q精神，又不懂心理療法，加上他的爭強好勝，他的殺人也就非常自然。
我不知道馬加爵是否喜歡看武俠小說，但我發現馬加爵似乎有武俠小說人物的某種理想主義性格。那就是「有恩必報，有仇必復」，恩怨相當分明。當又一個同學來叫他打牌時，或許殺得興起，他也萌生過殺機。但當他想到這個同學曾經給他打過飯，對他不錯時，他就熄滅了殺人的念頭。打飯是件微乎其微的事兒，但馬加爵記在心理。並在關鍵時刻，放了那同學一命。事實上，就馬的殺人過程來推測和分析，他的殺人動機並不是衝動之下的非理性行為(據專家稱，大多數殺人犯是衝動並喪失理智才殺人的），而是相當理性的。在他殺人時，他至少是確定了哪一個人該不該殺，並如何殺（警方說的他蓄謀已久）。他以自己的人生觀、朋友觀等等來完成這個理性過程。在他寫給他姐姐的信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他對甚至包括童年時的小事都記得很清楚。當然，這些小事都是他認為人家對他或是他家的好事。將現實社會完全分為黑白兩種顏色，並從而拒絕多彩化的現實，馬加爵無疑會走向死胡同。
從目前已知的信息來看，我以為可以說馬加爵有些殘忍，但絕不能說他多麼狡猾，多麼聰明。他殺四人的成功得手，純屬偶然。事實上，他殺人以後，他完全可以從容安排自己並有極大可能逃脫法律的制裁。但他卻天真地以為越遠越好，並且逃到人口素質相對較高且密集，信息流相對較大的城市。他什麼人不偽裝，偏偏偽裝成一個乞丐。他以為這樣做最安全。他並不知道，在一個城市，一個乞丐是相當範圍的公眾人物。他的天真，他對這個社會的無知，在他殺人以及逃跑的整個過程，無不體現得淋漓盡致。他的理想主義導致他的愚蠢，併進而加速他的滅亡。
馬加爵的落網已基本上為他個人的悲劇劃上句號。但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作為一個有著社會普遍認為的人格缺陷的大學生（反過來，或許他認為這個社會才有重大缺陷呢），他實際上已經淪落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弱勢群體中的一員。在通常情況下，他的理想主義色彩至少是不應該受到排斥的，至少是不應該舉步維艱的。相反，應該受到讚賞，併進而成為我們社會進步的助動力；他的人格缺陷也不應該成為我們拋棄他的理由。馬加爵事件在客觀上的沈重效果恐怕更多的是我們及整個社會的自我反省：我們是不是給予這個社會的弱勢群體以應有的關注和關愛？我們似乎再也不能這樣「我行我素」「漠不關心」了。但願馬加爵事件不只是我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但願馬加爵事件有助於我們這個社會的文明健康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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