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1962: 飢餓的三年

人民從《人民日報》上只看到《從長江到黃河流域揭開夏季大豐收的序幕》的喜訊，字裡行間找不出一絲一毫餓死人的跡象。甘肅和四川都餓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人民日報》上宣告：「人民公社的鞏固和發展，促進了農業的大躍進。」四川省委辦的《上游》雜誌也在吹噓「農業戰線上仍然是連戰連捷，情況良好，是持續大躍進的形勢……」

　　不過，十月一日國慶節那天，《人民日報》突然一反常態，強調起天災來：「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特別荒誕的是，此時各地餓死的農民至少已達兩千萬，《人民日報》竟公然欺人欺天，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國農民永遠擺脫了那種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萬、成千萬人飢餓、逃荒和死亡的歷史命運 。」好像農村中什麼事情都不曾發生似的！

　　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布八屆九中全會公報，宣稱「在一九五九年的嚴重的自然災害之後，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正式將國民經濟的「困難」歸諸於「兩年嚴重的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到一九六二年，「兩年」變為「三年」，從此「三年自然災害」就成了對「困難」的官方解釋。官家成功地用謊言蒙住了城裡人，許多中國人居然至今一開口還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如何 如何……

　　中國這塊黃土地，自然條件不算好。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就是豐、平、歉年交替，豐、平、歉大致相當。天災在所難免，翻開《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天災幾乎年年都有，但總是地區性的，根本沒有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遍佈全國的天災，更不要說「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了。偌大一個中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一省或數省遭災，絕不至造成全國大飢荒。正如一九六三年河北霸縣王五房村的一位老農對縣委派去的工作組說：「舊社會再不好，這麼大個國家，也不可能全國水洗了一樣的挨餓，總會有個地方你能去逃荒要飯吃。這可好，六○年一到，全國都 一樣，無處躲藏。許多人乾瞪著眼睛餓死……」

　　鄧小平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曾說：「三年來……天災不是主要的，人禍是主要的。」所謂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完全是編造出來。就全國而言，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有不少天災；一九五八年則是個難得的好年頭。一九五九年有自然災害，但成災面積（中國國家統計局將因災減產百分之三十以上定為「成災」）低於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而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都沒有發生飢饉。可見一九五九年並無卻無影響全局、足以引致全國大飢荒的天災。當全國範圍的飢饉從一九五九年秋收後兩個月開始、農民成百萬成百 萬地餓死時，中國並沒有嚴重的天災。

　　譬如，「湖南發生糧荒並出現人口非正常死亡是在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一年春劉少奇前往調查時曾詢問農民天災的情形，得到的回答是「天災有，但是小。」隨劉一起調查的夫人王光美也說：「湖南那兩年，雖不是風調雨順，但並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又如甘肅，黃土高原歷來的問題是乾旱，而一九五九年並沒有可引致全省飢饉的天災。陝西、甘肅兩省自一九二九年以來最嚴重的乾旱是在一九九二年，一九五九、六○年的旱情甚至還比不上一九七一、七二年， 可見甘肅的非正常死亡也與老天爺無關。

　　四川省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都風調雨順，氣候出奇地好，全省範圍基本沒有天災。可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非正常死亡已分別高達一百○三萬、二百五十七萬，可見餓死人與老天爺毫無關係。特別只得一提的是成都平原上的糧倉－－都江堰灌區所在的灌縣，餓死四萬多人，這是兩千年來從未出現過的。而造成此大規模飢饉的唯一原因，說來也很簡單：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國家分別徵購了百分之四十四和百分 之五十的糧食，而以往僅徵購百分之三十。

　　四川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有旱災，這正是豐、平、歉年交替的規律，決不至餓死人，更不至成百萬成百萬地死人。縱觀四川歷史，人口曾兩次銳減。一次是十三世紀宋末元初，蒙古軍隊幾次攻破成都等數十城，大肆擄掠，「搜殺不遺」。川人長達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終被入侵的元軍打垮後，許多縣「宋代遺民慘遭殺戮，或徙或逃，無復存者」，全川六百萬人只剩下不到一百萬。又一次是十七世紀明末清初，張獻忠造反、清兵入侵，兵禍綿延幾十年，人口由三百多萬銳減至五十萬。政府不得不組織往四川移民，謂之「湖廣填四川」。那兩次災難雖也屬人禍，與一九六○ 年的災難畢竟不同。一九六○年的中國，既無內亂、又無外患，卻餓死了那麼多人， 真是中外古今歷史上絕無僅有之事！

　　魚米之鄉湖北也一樣，「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真可以說是風調雨順。」但是，「一九五九年春節之後……開始發現餓死人的事情。」這顯然也與天災毫 無關係。　　一九五八年大放糧食「高產衛星」時，河南省偃師縣岳灘大隊負責人劉應祥怕當 「白旗」，不得不虛報產量，宣布全大隊平均「小麥畝產千斤」。可是他和幾位大隊幹部同時做了個手腳，壓縮了該隊的耕地面積，這樣總產量就沒有誇大，於是也不用把口糧拿去充「餘糧」上交了。結果是：「隨後兩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時，岳灘大隊沒有餓死一個人。」這個例子從反面證明了災難非由天災所 致。

　非正常死亡與天災無關，若以縣為單位來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以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的安徽全椒縣為例，一九五七年、五八年、六○年都沒有天災，僅一九五九年有輕度旱災，旱情比一九六六年、六七年兩個夏天都輕得多。「人口死亡率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的四川井研縣也是這樣，一九五八年沒有天災，五九年僅有輕度水災。一九六○年的夏旱與一九四三年程度相同，遠不如一九三七年的旱情嚴重，也是不 該死人的輕災。可是每八個人就餓死了一個。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甘肅武山縣，那幾年什麼天災也沒有。從一九五八年起，公社食堂就「吃飯不要錢」，放開肚子吃飯，一直吃到一九五九年底。直到糧食吃光、發現要不要錢都沒飯吃的時候，已為時太晚。三分之一社員死去，與老天爺毫無關係。雲南昆明郊區撒梅族人集居的阿拉人民公社也是這樣。二十年後一位學者前去調查時，人們告訴他，那幾年氣候好得很，四季如春像往常一樣，可是該公社也死了數 百人。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貴州省委書記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大批人餓死「主要責任在於縣、市委。」「第一，他們……以粗暴的辦法扣發口糧，大搞反瞞產運動。第二，他們報喜不報憂……第三，對人民生命漠不關心。第四，混進幹部隊伍裡的壞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富裕中農乘機進行破壞，殘害人民。此外，從遵義地委來說，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他完全沒有提到天災。可見貴州一九六○年春嚴重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天災造成的。

　　全國普遍餓死人的災難始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許多地方秋收甫結束、糧食被「 國家徵購」後不久就開始了。廣西扶綏縣是個典型的例子。「素稱魚米之鄉的那江公社板包大隊……秋收後口糧標準由上半年每月人均三十市斤下降到二十市斤谷……死 亡率達百分之八點七」。

　　從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夏收前那幾個月間餓死的農民不是天災的受害者。一九六○年是否有「自然災害」，與這場災難無關。一九六○年的天災只是使飢饉持續而已。一九六○年，整個華北乾旱，山東亦乾旱少雨，一九六一年夏收因而大幅減產，比一九六○年減產了一半。但早在那之前一年，山東的農民已成百萬地餓死，與老天爺的確無關。河北省的天災也是在一九六○年，位於北京西北方一百公里處的官廳水庫，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但在那乾旱發生之前，大批河北農民已經死 去了。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曾在筆記裡抨擊毛澤東的政策：「出口過多，並且一度在國外採取傾銷政策。」「為了完成豬肉出口任務，規定農村三個月不殺豬 」（三個月內禁止農民殺豬自己吃）。彭抓住了問題的癥結。大量出口搞征 購得來的糧食，正是一系列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的錯誤中極重要的一環。

　　與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一千五百萬噸，出口卻增加了二百二十三萬噸，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這完全超出了當時中國的國力。出口的糧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農民的口糧。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十三萬噸糧食就夠四千萬人吃幾個月，足以從一九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然而，這些糧食都被地方幹部當做大躍進的偉大成果交給了國家，轉而被政府運到國外去換硬 通貨了。

　　進入一九六○年，各地農民正成百萬成百萬地餓死，中國的糧食卻在一船船地運 往國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萬噸！

　　要是留下出口的糧食，哪怕只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八十萬噸糧食留下一半（六十八億斤），送到缺糧最嚴重的地區，瀕臨餓死的農民是可以得救的。然而，這不可能。因為中共中央的管家周恩來對糧食情況兩眼一摸黑。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餓死人的最高峰時期，中共中央竟發出了這樣一個樂觀的文件：「 當前糧食形勢好得很。國家糧食庫存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底三四三億斤的基礎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將達到五百億斤……」而實際一九六○年六月底，全國的糧食庫存僅一百二十七億斤，少得甚至不敷糧庫的鋪底和正常週轉。正是在對糧食不摸底的情況下，周恩來作出了一個極其荒誕的決定。當時外貿部有人主張在國際市場拋售黃金，換取外匯購買糧食，可是周恩來卻認為黃金價格正低，是買進的好機會。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要以黃金作後盾」，結果非但不賣，反而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

　　當時，只要十斤糧就能救濟一個人不死，若周恩來將那筆購買黃金的錢用去購買 幾十萬噸糧食，一九六○年絕不會有那麼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殘酷的事實是：在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間，中國出口了六百八十萬噸糧食，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 農民則餓死了三千五百萬。

以安徽為例，該省死了那麼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億斤糧食就很有關係。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說一九五九年糧食可以「搞到一萬五千億斤，農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糧食多了吃不完」時，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跟腔說「我們擔心農作物的出路問題」，好像安徽的糧食多得成了災。當時若留著那四億斤糧食不出口，用於接濟缺糧最嚴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們完全可以挺幾個月熬到夏收而活下來的。

　　當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國家糧庫有的是糧食，並不在乎賣了那四億斤糧，問題就是沒有及時開倉放糧。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劉少奇處理安徽問題時曾說：「（一九）五九年調（安徽的）糧食是中央叫調的，死人同調糧食有關係，但不完全是糧食問題，其他政策不當也有關係，例如：收回自留地、幹部作風不好，水利搞那麼多。」

　　甘肅餓死十分之一人口之後，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鍈率領的工作組就發現甘肅餓死那麼多人完全是由於省委「肆意弄虛作假，騙取榮譽，不關心群眾疾苦，徵收過頭糧所造成的。」當年徵購入庫的糧食後來有百分之四十又返銷給了甘肅農民 ，但那是餓死人之後的事了。

　　全國各省大同小異，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反瞞產」，橫徵暴斂之殘酷、 之普遍，使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望塵莫及。一九六一年五月，劉少奇在他老家湖南老 家對鄉親們說：「中央只曉得多徵糧，搞得下面沒飯吃，家破人亡。」真是一語中的！

　　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開始，無數農民成為餓殍，僥倖活下來的農民也因飢餓而無力操持農活，荒廢了農作物，有母紗嗑兔揮兄稚稀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