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溫家寶與楊子立,誰更愛國?
此次中國總理溫家寶訪美,自始至終均以一副「溫情脈脈」的姿態面對世界,迥異於此前呆板僵化的中共統治者。在談及臺灣問題時,溫家寶引用詩人餘光中的名作《鄉愁》,說「那一灣淺淺的海灣,是中國最大的國殤、最大的鄉愁」;在與僑界人士會面時,又引用詩人艾青的詩句說:「為什麼我的眼中飽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在講話的結尾,溫家寶還頗為煽情地說:「我愛我們的祖國和人民,我願意為中國的富強、民主和文明而獻出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溫家寶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我想追問的是:這種表白是不是他內心深處真實的情感、他能以此感動自己?抑或是一種表演的姿態,僅僅為了感動他人?我在電視上看到了溫家寶先生大談愛國主義的場景,也看到了華盛頓豪華酒店裡的美酒佳餚。此時此刻,我卻想起了我在獄中受難的朋友楊子立。在宴會上吹噓愛國易,在監獄裡堅持愛國難。
「新青年四君子」楊子立、徐偉、張宏海、靳海科也都把自己看成是愛國者。他們的政治立場各不相同──楊子立信仰自由主義,徐偉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在張宏海的思想中有相當的民粹主義成分,但在「愛國」這一點上,他們都是相通的。正因為這種相通,使得他們在這樣一個物質主義和實用主義佔統治地位的時代裡,依然堅持五四時代文化思想啟蒙的理想,致力於探索中國變革和進步的真理。他們或者深入建築工地給民工講授語文和法律知識,或者主辦個人網頁宣傳民主和憲政的理論,或者騎著自行車數百公里到農村作社會調查……雖然生活在貧寒之中,他們卻以青年人特有的純真和朝氣感動了身邊許多的人。然而,僅僅因為組織了一個學術沙龍性質的「新青年學會」,他們就被特務機關秘密綁架,在關押了近三年之後,以「顛覆國家政權」的嚴重罪行,分別被判處十年和八年的有期徒刑。
正是溫家寶先生領導的愛國政府,實施了對這四位愛國青年的逮捕、囚禁、審判和虐待。我不禁想問:既然大家都是愛國者,為何會有如此天壤之別的命運呢?一群愛國者為何要對另一群愛國者下此毒手?難道愛國也是一種「專利」,只允許溫總理一個人愛,而不允許楊子立等平民百姓愛?我還想起了八十年以前組織「新民學會」的毛澤東和組織「覺悟社」的周恩來。在那個「萬惡的舊社會」中,毛澤東和周恩來並沒有因為組織學會而受到北洋政府的逮捕和審判。他們的學會吸引了許多熱血青年的參與,成為五四之後兩個重要的學生社團。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新一代青年卻連這一丁點的權利也被剝奪了。組織一個只有幾名成員、討論文化啟蒙和政治改革的「新青年學會」,居然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新政權難道比舊政權還要脆弱和心虛嗎?要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轉世,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重新組織「新民學會」和「覺悟社」,他們的下場會比「新青年學會」諸君好嗎?
然而,我又發現,溫家寶先生顯然不是把「愛國」作為自己的「禁臠」。在美國訪問期間,他一有機會便用「愛國」來感化和吸引海外華人華僑。與這些號召自相矛盾的是,在國內真正去愛國的四個青年,卻要在監獄之中度過他們最寶貴的青春歲月。不僅如此,就連他們的家人也受到特務們的騷擾和恐嚇。楊子立的妻子路坤長期被特務跟蹤和竊聽電話,特務們威脅其所在公司的經理不得雇佣她,威脅其房東不得向她出租房屋。這就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的下場──不僅自己深陷大牢,而且連單純的妻子也不得安寧。我想詢問溫家寶先生:這樣的國家,誰還敢去愛呢?
在我的心目中,楊子立們比溫家寶們更愛國。中共政權將「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加諸於四個愛國青年身上,比南宋政權將「莫許有」的罪名加諸於岳飛身上還要荒謬和可恥。自由主義先驅殷海光曾經說過:「國家是屬於人人的國家。屬於人人的國家,人人對於國事當然有發言的權利。如果我們批評替國家辦事的人沒有把事辦好,這當然不能視同『危害國家利益』。『危害國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隨便亂加的。如果說把問題徹底談明白就是『危害國家利益』,那麼說假話騙人,把真正嚴重的問題掩飾起來,就算是『維護國家利益』嗎?國事辦理的好壞,與國人息息相關,因此大家應鬚髮抒意見。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軌。」非常不幸的是,殷海光所描述的近半個世紀前發生在臺灣的事情,再次發生在半個世紀後的大陸。
溫家寶先生在美國大打愛國牌,在其高亢昂揚的言說背後,我卻發現了某種虛弱和蒼白。究竟什麼樣的國家值得它的公民去愛?「愛國」究竟是自發的還是需要去號召的?網路作者「心不太急」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國家既不抽象也不神聖或神秘,它在本質上只是公民實現自己福利的手段,如果這個『手段』的專職工作人員拚命提倡和鼓吹公民們要愛這個『手段』,甚至把作為實現福利的手段而存在的『組織』當作最高價值、最終目標、並不惜一切代價去『愛』、甚至置作為最高主權者的公民的性命於不顧也要『愛』,那只有一種可能,就是這個實現福利的『手段』已經出了問題,或者這個『手段』已經被通過委託而產生的專職工作人員擅自佔有、壟斷、劫持而異化為只為他們提供牛奶和麵包的『私器』了。如果這個『手段』在建立之初就鼓噪『愛國』,那說明它一開始就是矇騙公民的『私器』而非『促進普遍福利』。」因此,他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一個國家需要不需要民眾被動地去『愛』,也就成為檢驗這個國家好壞的標準了。」這就是關於公民個體與國家和政權的關係的常識,希望溫家寶先生好好學習學習這些常識,在號召海內外的中國人「愛國」之前,尊重每一個公民愛自己和愛國家的權利。
──兩千零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大紀元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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