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環境文化與民族復興

什幺是環境文化？凡致力於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關係，致力於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型態，即是環境文化。環境文化是人類的新文化運動，是人類思想觀念領域的深刻變革，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層次上對自然法則的尊重與回歸。幾十年來，環境文化的理念廣泛滲透到人類經濟、科技、法律、倫理以及政治領域，預示著人類文明已從傳統工業文明逐步轉向生態工業文明，並將以自然法則為標準來改革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三百多年前，西方從傳統農業文明轉向了傳統工業文明，形成了傳統工業文明主導下的世界經濟與政治格局。傳統工業文明帶來了科技與經濟的飛速發展，帶來了人類物質生活水平的極大提高。但其與生俱來的缺陷也日趨暴露：它採取控制和掠奪的方式，以驚人的速度消耗全球自然資源，排放大量自然界無法吸納的廢棄物，打破了全球生態系統的自然循環和自我平衡，使人與自然的關係惡化，造成了日益嚴重的環境危機，威脅著人類的生存發展。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傳統工業文明，反思它的種種弊病，以求擺脫它所造成的種種危機，以綠色取代黑色，以新型的生態工業文明代替傳統工業文明。因此說，生態危機產生環境文化，環境文化的核心是生態文明。環境文化即是今天的先進文化。

環境文化強調，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地球是我們和子孫後代唯一的家園。地球生態系統是脆弱的，如果聽任傳統工業文明對地球自然生態環境進行摧殘和破壞，人類將無家可歸。

　　環境文化強調，人類是自然生命系統的一部分，不能獨立於複雜的生態網路之外。人類與自然界的其它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約，不可分離。

　　環境文化強調，人與自然的關係制約著人與人的關係。調整好人與自然的關係，便是協調人類的社會關係，便是追求人類社會的和平與進步。

　　環境文化強調，人類以文化的方式生存，所有先進文化都是生存於自然中的文化。生存於自然中的文化不能反自然。文化與自然的辯證統一，就是人類生存的本質。

　　環境文化強調，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科學技術不應讓人們誤認為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是無限的。把「人定勝天」推向極致，將使人類陷入生存困境。

　　環境文化強調，環境的權利與義務必須統一。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必須與對環境的修復相平衡。發達國家和高消費人口是全球資源消耗的主體，他們有義務承擔起更大的環境責任。

　　環境文化強調，自由是對自然法則的遵從，受自然法則的約束。自由不是貪婪與放縱。人類有享受物質生活、追求自由與幸福的權利，但這權利只能限制在環境承載能力許可的範圍之內。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人口佔全人類五分之一；中國正在變成「世界工廠」；中國的環保問題對全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具有特殊的意義；中國的歷史悠久，文化燦爛；中國環境文化將在廣泛吸收世界環境文化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向世人展現出海納百川、與時俱進的獨特風韻。

　　中國環境文化是對我國現實環境危機的反思與應對。

　　二戰後的發達國家，盲目追求高消費與產業升級，並且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污染型產業。而發展中國家卻仍未擺脫傳統工業文明的框架，將制度優越性寄託於經濟高速增長的「趕超戰略」上，忽視了「可持續發展」與生態環境。中國也不例外。我國一系列嚴重的生態災難事件，已使環境問題逐漸成為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中華母親河黃河一年斷流長達226天，使全國公眾猛然警醒痛心疾首；大江大河的洪澇災害，向公眾展現了我國嚴重的森林破壞與水土流失；沙塵暴的肆虐，將公眾的視線帶向了我國大西北的草地退化和土地荒漠化；SARS的流行，引起公眾對生態破壞的恐懼和對公共環境衛生的憂慮。這一切，促使人們去正視我國嚴峻的環境安全問題，促使人們更深刻地反省人與自然的關係，促使人們重新反思現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所帶來的一系列價值觀念。

　　中國環境文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

　　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主流。

　　中國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須順應天意，要將天之法則轉化為人之準則，順應天理，方能國泰民安。

　　中國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將「自然」這個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所謂「道法自然」，指得是「道」按照自然法則獨立運行，而宇宙萬物皆有超越人主觀意志的運行規律。老子認為，自然法則不可違，人道必須順應天道，人只能是「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誠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

　　中國佛家提出「佛性」為萬物之本原。宇宙萬物的千差萬別，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現形式，其本質仍是佛性的統一。而佛性的統一，就意味著眾生平等，萬物皆有生存的權利。

　　中國早就有自己的「環境文化」。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規定春天不准砍伐樹木，夏天不准捕魚，不准捕殺幼獸和獲取鳥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據氣候節令，嚴格規定了打獵、捕鳥、捕魚、砍伐樹木、燒荒的時間；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採集剛剛發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獸，禁止毒殺魚鱉。中國歷朝歷代，皆有對環境保護的明確法規與禁令。中國今天的環保事業，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和諧精神的繼承與發展。

　　中國環境文化是對世界環保理念的吸收和創新。

　　世界環保思想的實踐，是中國環境文化的重要借鑒。一百五十年前，恩格斯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這種事情發生得愈多，人們愈會重新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愈來愈不可能存在」。20世紀以來，世界環保主義對傳統工業文明的高增長、高消費、高消耗的發展方式進行了有力地挑戰。1962年，美國海洋生態學家蕾切爾?卡遜所著的《寂靜的春天》出版，標誌著當代環境文化的興起。1970年，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增長的極限》，一度成為發展環境文化的理論基礎。1972年，人類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召開，呼籲世界各國共同保護自然環境，標誌著環境文化的理念開始成為人類共識。1992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環境文化的理念轉化為可持續發展戰略。2002年，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在約翰內斯堡召開，確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共同構成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短短几十年的時間，環境文化已演化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它迅速超越國家民族以及政黨學派的差異，成為人類和平發展的共同選擇。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經濟的持續增長，離不開政治的長期穩定，離不開法治與德治的逐步完善，離不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有序發展，離不開中華民族精神的大力弘揚。這一切，都與環境文化息息相關。發展中國的環境文化，必須處理好這五大關係。

　　一、環境文化與經濟增長

　　世界性的環境危機，突出地表現在傳統工業經濟增長方式與環境保護的矛盾上。否定傳統工業經濟的增長方式，探索生態工業經濟的新型增長方式，是環境文化的重要內容。

　　大自然不是靜態循環而是動態增長的，這是一條根本性的自然法則。在人這種複雜生命形式出現以前，地球上的各種植物與微生物不斷進行光合作用，吸收和轉化太陽的能量，將其積累在地球上，地球日趨肥沃，使其它生命形式得以繁衍。我國古代思想家將自然界動態增長的法則，概括為「生生不息」。馬克思也注意到這一點，他將其概括為「自然生產力」。這種源自宇宙深處的增長力量，表現在人身上，就是對「增長」的追求。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切站在「增長」對立面的力量，無論是思想觀念還是社會制度，都會被人類歷史的進程拋到一邊。傳統工業文明之所以能取代傳統農業文明，是因為它打破了傳統農業文明靜態循環的經濟模式，在「增長」上取得了革命性突破。但其致命缺陷，又在於它只追求單純的經濟增長，拋棄了自然循環法則，在生產過程中造成了大量的能耗和污染。自然界中本無廢物，一種物種的廢棄物，就是另一種物種的養料。人從自然界中獲取物質和能量，要使它們再回歸到循環使用的系統中，儘可能減少浪費和破壞。按自然法則運行的這種能量循環系統，正是中國古人所說的「天道圓圓」(《老子》十六章)。環境文化認為，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要使人類的物質財富持續增長，就必須改變傳統工業文明的生產方式，實現「污染排放最小化、廢物資源化和無害化」，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這便是循環經濟。

　　在環境文化所營造的公眾環境意識、社會環境道德和國家環境法律的壓力下，循環經濟在發達國家首先興起，許多企業研製綠色技術；實行清潔生產；實現了經濟與環境的「雙贏」。可以說，是環境文化所倡導的生態工業文明，使傳統農業的循環法則和傳統工業的增長法則成功結合起來，也使資本收益率與自然資源收益率的提高統一起來。

　　發展循環經濟既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治本之策，也是增強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措施。例如，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帶來了日本節能技術的革命，並提出建立循環型社會，形成「慢節奏」的生活方式。可以預料，這種生活方式的改變，不僅能培育環境文化，而且將在資源環境極度緊張的時代，通過環保技術革命，佔領新的經濟制高點。

　　發展循環經濟要求政府積極而科學地介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追求的是資本高收益率，其主體是實實在在的企業股東。而循環經濟追求的是自然資源高收益率，其主體是抽象的全社會公眾。誰來代表全社會公眾，當然是政府。政府必須具備「綠色控制」能力，從追求單純的經濟增長到追求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將環境文化的理念從單純的自然環境保護擴展到教育、科技、企業經營及廢物處理戎疃嗷方謚(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