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銀波：我的四點看法

一、呼籲諸位關注中國的基層問題

我自9月8日開始調查廣州市各區各鎮各村，這些調查對我震撼很大。以前政府官僚和企業官僚把眼睛轉到國有企業身上，現在國有企業被淘空，他們就把眼睛盯到了土地上。土地是一種不可再生的資源，然而藉著「農村城市化」這個口號，農村的大量土地被非法徵集、轉包，許多農民已經變成了「有田無田種，有地無地耕，有廠無廠進」的三無人員，所以現在鬧得最凶的就是農民反抗村委會與各幹部奸商之間的合謀問題，要求國家合理補償和安置，要求國家對土地被征、被圈、被佔的農民在生活、就業、學習、福利、保險等各個方面優先考慮他們的利益。在農民的反抗聲音當中，也有部分比較睿智的農民提到了「民主選舉」、「建立農會」、「罷免村官」、「罷免村委會」的要求，而並不僅僅希望那些勾結起來的官商能夠良心發現，多向他們施舍一點就了事。我認為這是個非常好的現象，是值得全社會關注的焦點。我們知道，紅色權力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在，它的謊言、暴力與收買都是世界第一，我們要瓦解這種權力需要藉助的就是公民權利；佔社會絕大多數的社會底層棗農民，他們用公民權利來瓦解紅色權力，這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值得大力關注、支持和幫助的動向。這個動向在提醒我們兩點：1、中國的專制全國普遍，一個村委書記就是一個小江澤民，一個江澤民就是一個大村委書記，因此瓦解紅色權力的最小組成單位也是一種了不起的「質」的轉變，這種基層衝擊既具有基本性，又具有普遍性、傳遞性，它可以加速對紅色權力的瓦解；2、基層政體是最高紅色政體的基礎，這個基礎得以轉變、挪移，則最高紅色政體必然蹋倒，同時也讓更多的社會公民自發地培養起了一種對權力嚴厲監督、對權利堅決維護的意識和習慣，這是一個公民社會得以形成的重大前提，也是民主政治得以成功的意識基礎和行為基礎。

二、公民維權應成為當前中國的重中之重

人類社會爭取的目標有六：一是自由，二是民主，三是法治，四是人權，五是正義，六是公正。這六個目標的核心都是人權。人性力量是決定人類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人權是每一個社會人的核心需求和立身之本，因此，在人權遭到普遍踐踏的中國，公民維權就成為重中之重。在司法無法獨立、大陸媒體長期專制、海外媒體飽含敏感因素、大陸內部政治鬥爭太過複雜等情況之下，中國的公民維權搞得特別艱難，也搞得特別艱險。

我最近參與了一些維權工作，收到很多朋友的來信，所談的大都是諸如「先不要把希望寄託在省級以上關係上」、「也不要通過海外輿論傳播」、「要看當地的政治勢力的力量對比」、「不到萬不得已盡量不要在海外媒體上發表東西，沒有甚麼效果，反而把自己搞得敏感，縮小在國內活動的空間」之類，這些所謂的「策略」確實讓人頭痛。

當然，也有兩個人敢於突破這種「策略」，一個是劉曉波，另一個是鄭貽春。劉曉波一來信就批評我：「你為甚麼要把自己搞得那麼神秘？中國的公民維權必須公開！」鄭貽春則說得更加具體：「為了所謂的策略，一直馴服於專制極權，老是按照討好它的那套小心翼翼的辦法去期望它給你做主，這種希望即便是有，也很有限。當今世界已經是地球村，為甚麼中國的事情不能往外說？為甚麼有這個往外說的條件卻不利用這個條件？你是一個有一定影響力的人，為甚麼不帶個好頭？你不去突破這種專制封鎖，那不是等於在變相地為罪孽深重的專制極權保駕護航嗎？」我最後同意了劉、鄭二人的意見，這是關於突破封鎖，爭取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維權總是難以避免地陷入平庸的權力鬥爭，但我認為這不一定是壞事，大致上講有三個理由：1、這證實了極權體制並非鐵板一塊，它有其不同的利益代表，常常是此消彼長、自我瓦解；2、在有一定自由性和獨立性的行動中，自發地訓練出了一大批社會活動家和政治家，所以和我共事的一些村民代表都不約而同地發出「現在我覺得自己就像『六四』學生領袖那樣」的感嘆；3、激發了任何一個參與者和旁觀者的參政議政意識，具有相當可視的的啟蒙價值。

三、紅色權力除了權力之外，一無所有

很多讀者來信來電為我擔憂，諸如「小心有人整你」、「你對他們的凶殘還不夠瞭解」、「他們甚麼都幹得出來」、「你算甚麼？你沒有權力就等於沒有了一切」之類，我對他們的回答都是一句話：「紅色權力除了權力之外，一無所有。」這幾年，我面對的恐嚇不止一次兩次；我的親人，我的民工朋友、學生朋友、教授朋友、作家朋友、律師朋友等等，他們當中也有很多是因為和我之間的交往而被恐嚇數次。但是這樣的恐嚇使我越來越明白一個基本的道理，那就是：權力是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東西，對於一個有著終極信仰的人來講，權力非但不能磨滅掉他的信仰，反而遞增這種信仰，權力的壓制最後只能造出無數個孫悟空。劉荻說得很好，「權力主義者最愚蠢」。

權力主義在中國的盛行，使中國淪為一個流氓社會。流氓跟你比拚的是實力，他們堅持的是實力決定一切的理論，他們的這個「實力」指的就是權力、武力、金錢、關係、職位、名氣等一系列人的外在存在的東西，而非本質存在。面對這種「實力決定論」的人，你首先要把他看得很小，然後把你自己看得很大。9月21日，我推薦了一篇22000多字的控訴文章《中國教育界的奇恥大辱》，並作了序，第二天，《南方都市報》的一位著名記者給我來信：「楊兄，作為記者，我很不喜歡你和你的朋友這種態度，情緒化的東西太多，給人的感覺反而像是漫罵和恐嚇居多。」我就對他講：「X兄，文中那人，其小，其醜，一眼可視之，況且我所述並非誇大。即便誇大又怎麼樣？為甚麼他可以整弱勢者，我就不能幫弱勢者立以後臺，大大地整他一回？我覺得魯迅有一句話很成問題，『謾罵絕不是戰鬥』，謾罵為甚麼不是戰鬥？他罵弱勢者，弱勢者也應該回罵他，也應該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中國法治無道，媒體無道，那麼就以眼還眼，給對方一點震懾。

你看，效果不是出來了嗎？自昨天之後，他不是就畢恭畢敬了嗎？他不是就夾著尾巴做人了嗎？他有權力，我楊銀波可以說老子比你更有權力，你敢怎麼樣？對這種人，你讓他良心發現沒有用，只有站到比他更高的位置上，把他踩到腳下，讓他規矩點兒！」

四、為李思怡絕食，將載入史冊

9月20日，為了紀念「由於幾個警察粗心、不經意、不用心、不作為」而餓死的四川省成都市三歲小女孩李思怡，由秦耕、任不寐等人帶頭，「我陪思怡走一天」的絕食接力活動在大陸正式拉開。9月20日當天就有200人報名，現在已經有人排到了10月7日絕食。9月23日，我和我母親（梁如成）報名，決定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第54個國慶日棗2003年10月1日棗絕食24小時。

很多人知道，我和我母親有長達10年的時間沒有蒙面，她為了我含辛茹苦，受了很多罪，我也為她打了很多抱不平。自今年5月26日開始，她和我一起生活，一起流浪，一直照顧我的生活。她是一個體弱多病的人，每天都要吃藥，她把治病留下的空藥瓶拿到收購站去賣，前後都賣了30多塊錢。儘管身體如此不堪，但她仍然決定在10月1日這天為李思怡絕食。有14個朋友來信，除了一封信詢問我母親的歷史之外，其他的信都是擔心我母親的身體，勸她不要參加絕食。我卻很為我母親驕傲，她說：「我以前沒嫁到楊家之前，屋頭有5個弟弟妹妹，經常是一碗冷水、一把胡豆，這就是我的一頓。我是姐姐，只能喝米湯，剩下的稀飯都給弟弟妹妹吃，反正有上頓就沒下頓。但那是因為我們家窮。這個娃兒（李思怡），就太可惜了，餓了17天，當警察的再沒良心也不能把它當條狗啊。我們家以前那條狗跑出去半個月，一回來站都站不起了，我都曉得這條狗很可憐。」

是啊，「可憐」，這也是我這些年來對中國人的整體評價。無論是城市人還是農村人，無論是北京人、上海人，還是廣州人、重慶人，都是一樣的可憐，只要這個專制極權存在一天，整個中華大地就可憐一天。面對集體性的、無人權的、可憐的中國人，我們現在確實需要一種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把他人的痛苦當作是我們的痛苦，並引為自己的罪惡。我友梁衛星有一段話說得非常感人：「小思怡就死於我殘忍的習慣之中，死於無數人殘忍的習慣之中，我不能對自己說，我是無罪的，我不能說！小思怡，此刻，走在你身邊的這個成年人，他曾經參與剝奪了你的母愛與希望，麵包與牛奶，光明與充實……他伴你這一程，也許僅僅只是為了安撫自己的良心，以求得對此後世界的繼續心安理得，你可以原諒他嗎？他其實不是你的甚麼叔叔，而是謀殺你的凶手！」是啊，感受罪惡，感受飢餓，感受恐懼，感受痛苦，感受絕望，感受悲涼，感受眼淚，這是對受痛者的體驗和悲憫，是對自我的內省和懺悔，是對每一個具體生命的尊重和關注，是對整個社會的人權的吶喊和呼籲。正如我詩《生命》所鳴：「讓瘋狂的野火燒焦冰凍成海的心臟，砸碎僵固已久的身體！」為李思怡絕食吧，尊重生命，捍衛人權，震醒麻木。我命與逝者同在。

(原載《北京之春》11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